真實生長：在真實世界裡升級打怪｜專訪導演張琳

青春題材的影視作品並不罕見。

從形形色色的青春文學，到五花八門的青春影視劇，文藝工作者擅長在青春這件小事上細細雕琢，那些叛逆的出逃、悸動的情愫、躁動的荷爾蒙固然是青春記憶的一部分，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額頭上的痘印、做不完的練習題、敏感脆弱的神經、迷茫不定的抉擇……才是青春更為常見的模樣。

曾獲2020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中國故事”優秀系列紀錄片榮譽的《真實生長》還原了這些模樣。

拍攝八年，三位主人公的成長裡沒有轟轟烈烈的造反或逆襲，也沒有緩慢滋長的曖昧劇情，有的是他們在真實世界裡升級打怪的生長環節：從初升高軍訓，到高考擇校，再從象牙塔裡畢業步入社會的大門……他們的夢想發芽於北京十一學校，在人生的岔路上不斷生長，在遇到問題與解決問題之間，成為自己夢中的模樣。

三位主人公性格迥異，非典型學霸周子其稜角分明，從歷史和哲學的高度對老師對軍訓的管理提出質疑；文靜內斂的李文婷埋頭苦讀，如影隨形的是父親對於“平庸之學”的教誨；活潑靈動的陳楚喬沉浸於藝術的魅力。在他們身上，“青春”這個抽象晦澀的詞不僅鮮活地“立”了起來，還有了色彩。

導演張琳是在2014年前後以剪輯師的身份進入專案裡的，導演和攝影更換了一輪又一輪，誰也沒想到這部片子會拍得這麼久。後來，張琳因緣巧合成為了專案的總導演，帶著專案參加提案，在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成功出走，獲得了騰訊影片的平臺支援以及周浩、徐小明兩位導師的指導，影片立意和走向逐漸明晰。在張琳看來，這部片子不僅僅講述了三位主人公的成長，更是融進了她個人的成長，多多少少能在三位主人公身上看到我們青春張牙舞爪的影子。

在一個時長有限的系列紀錄片裡呈現三位主人公八年的成長印跡絕非易事，但張琳做到了。同時作為導演和剪輯師的她對素材進行大刀闊斧的裁剪，透過場景、採訪片段、人物側寫的不斷重組，給觀眾呈現三位飽滿立體的主人公。對她來說，即便每天接觸影片中的人物，她對幾位主人公的認識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意識到這一點後，張琳與團隊在人物形象的描繪上下足功夫，為的是不錯過他們性格的每一面。

八年後，三位主人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在各自的領域上實現自我價值。張琳希望，希望透過真實的影片呈現，還原這些庇廕在名校標籤光環下的孩子本來的面目，讓家長甚至整個社會看到所有孩子成長中到底會遇到什麼、需要解決什麼，進而反思，社會要給孩子怎麼樣的成長環境。

從“雞娃”到“內卷”，再到“小鎮做題家”和“985廢物拯救計劃”，青少年永遠處在激烈的競爭文化之中，一邊消極地應對著來自外界的規訓，另一邊不斷焦慮與自省、在掙扎中前行，《真實生長》並不會為當下的教育問題提供答案和解決思路，但會為這些困境提供一個註腳，透過觀看影片，在競爭激流中找到自洽的狀態。

01 青春摺疊：三個人的成長故事

GZDOC：您拍攝《真實生長》的契機是什麼呢？

張琳：專案快到尾聲的時候，專案組要找剪輯師進組，我就以剪輯的身份進入專案。一路過來，專案出現了很多狀況，團隊人員變動比較大，後面我成為專案的導演，2018年帶著專案去廣州節提案。

GZDOC：當時是怎麼選擇學校還有三位主人公的？

張琳：當時這個學校要做教育改革，於是開了釋出會邀請媒體報道，我們的製片人老師是媒體那邊的，學校主動邀請他來呈現學校的改革。

製片人老師覺得一篇新聞報道、一篇短訊息甚至一個新聞專題都不能夠涵蓋在學校看到的事情，他覺得這個事兒只能用紀錄片的形式呈現，但是普通媒體很難承擔長片紀錄片這樣的體量，所以製片人老師就決定自己來主導這個紀錄片專案。

GZDOC：我們跟拍了很長時間，後期是怎麼挑選素材增加影片的張力的？

張琳：片中所有的場景、採訪、話語，都是在精心挑選之後的結果。在最終定版之前，影片第一集的變動是非常多的。以往的版本里面，第一集可能會有更豐富的內容，我們做完減法了之後，才發現第一集其實是一個人物登場的敘述。

徐小明老師對於現在的四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描述，他說現在的四集是一場三幕劇，第一、二集是第一幕，第三集是第二幕，第四集是第三幕。

在第一集裡面，三個孩子率先登場，這一集還有一個功能性的作用，就是要用他們身上發生的事情來帶出關於這所學校的介紹。

第二集有幾個主人公自己的一些選擇和自己要表達的想法，所以相當於在前兩集觀眾就能夠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三個人物的形象，他們有些什麼樣的志趣和抱負以及他們要怎麼樣在學校開展的生活。到了後面幾集就能看到他們遇到的矛盾和挫折等等。

來到第四集的時候，他們可能有些人解決了問題，有些人獲得了成長，有些人樹立了目標，最後大家都畢業走了，留下這樣一個學校再去接待源源不斷的學生。

每一集裡面這個人物究竟要給觀眾呈現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都是我們在做剪輯的時候，根據已確定的導演意圖去選擇的素材。現在看到的採訪其實並不多，但實際上在我們素材裡面光采訪就有96個小時。

GZDOC：拍攝的素材這麼多，之後會不會有別的呈現的可能？

張琳：我們有可能會做電影長片。徐歡老師看過我們的片子，她當時就覺得這個片子還是應該做成長片，她認為長片紀錄片是可以在一個很極致的時間段裡面，把孩子這麼多年的成長一下子看完，會非常過癮，我其實是同意的。

但從商業上的回報來說，這件事情可以從長商量，或者說我們先去拿一個系列片去打一打名聲。因為《真實生長》本身是一個話題性質的片子，並不單純只是個故事，教育本身是個社會話題，我覺得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呈現，未來可以慢慢去想。

02 共同生長：參與式體驗

GZDOC：《真實生長》一共拍了8年，期間有沒有團隊拍攝想法或者創作上的變化？

張琳：剛立項的時候，專案組是按照在電視臺播出的專題片這樣的形式做的，但是拍攝三年之後，大家發現無論是故事的完整性還是立意上都立不住，因為當時的故事更多地放在學校這場改革本身，但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用三年評判一個學校的改革。當大家發現這個表達有問題的時候，創作上就卡住了。

後來，經過幾年的拍攝之後，我們發現這幾個孩子很難得，攝製組跟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所以當時決定先往下走，不間斷地拍，然後再慢慢找找這個片子的方向。

另外我的身份也會有一點點轉變，就是從剪輯轉向導演，這個轉變其實是源於專案當時的困境，因為專案已經沒有導演了，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製片人就說我們去試試，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相當於逐漸轉變了身份，成為了這個專案的導演，從17年到現在將近5年過去了，一直帶著我們這個專案走下去。

GZDOC：這個專案給您個人帶來了什麼影響？

張琳：它讓我更清楚在紀錄片裡面究竟導演和剪輯的分工究竟是怎麼樣的。

我之前其實一直在做剪輯，其實剪輯很重要，同時又很困難，在我做完這個專案之後，尤其是後期周浩老師和徐小明老師他們進來指導之後，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導演對於一個紀錄片專案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什麼，而剪輯師能夠幫助導演去做的又是什麼樣的事情，我對不同角色的概念非常明確。

GZDOC：感覺您是跟著三個主人公一起成長的。

張琳：這也是紀錄片比較有趣的地方，不同的人拍同一個題材或者人物，呈現出來的都是不一樣的。而且紀錄片很重要的一點還在於攝製組、導演組和拍攝者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GZDOC：您跟三位孩子接觸了這麼久，他們身上會不會有一些讓你覺得有感悟或者有收穫的地方？

張琳：我跟他們三個人都有不同意義上的相似之處和連線，所以有的時候我看到他們，會有一點點想到當年的我大概是什麼樣子的，然後我再想到，他們現在是不是能夠有一些不同的選擇，可以彌補我的遺憾，還是說他們會跟我走比較相似的道路，會有一些很有趣的觀察。

GZDOC：透過真實生長的拍攝，您對紀錄片有沒有新的詮釋和理解？

張琳：肯定有。

從提案之後，一直到這兩年跟影片平臺的合作，我對紀錄片的型別會有更多更明確的一些認識。就目前來說，“紀錄片”三個字下面其實已經分化出了很多不同的樣態，每個樣態其實都會有一批觀眾願意去看，對這個分類的認識反過頭會對我的創作產生影響，讓我更明確我們要做什麼片子，以及我們怎麼樣去做。

GZDOC：《真實生長》獲得了“中國故事”優秀系列紀錄片，您有沒有想有什麼想要GZDOC和觀眾分享的呢？

張琳：首先肯定是非常感謝廣州節，片子做出來，送到節展，被很多專業人士看到，然後進行很公平公正的評獎，這當然是每個創作者的一個榮幸。

我參與了三屆廣州節，第一年來提案，第二年作為優秀案例回來分享，第三年帶作品參評，這三部曲在廣州節上走得非常圓滿，所以我一直說廣州節像是《真實生長》的孃家。

在這個過程中我非常深刻地體會到廣州節這樣的節展對於紀錄片人和他的專案能夠幫助到什麼樣的程度，他不僅會幫助你去思考你的創作，可能還會提供一些很實際的幫助。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體系，這個體系對於生產出越來越多樣態的片子是非常有幫助的。

03 一個註腳：每個人都能實現自己的價值

GZDOC：我們片子更傾向面對哪些觀眾群體？

張琳：我們面向的首先是家長群體，然後是一些很關注中國教育的人。

我們的片子做到現在，其實是定為了無解說詞的這樣一個系列片，整體風格是偏深沉的，看起來不花哨，但是資訊量非常大，很值得大家思考。我們覺得這樣的片子最能夠吸引的肯定是一些思想已經很成熟，並且認為教育很重要、很想去關注教育的這樣的一個人群。

GZDOC：不知道您對“雞娃”這件事情是怎麼看的？

張琳：我們這個片子播出的時候，一定會給這個話題會附上一個非常好的註腳。“雞娃”是一線城市現在特別火熱的一個話題，也是已經被接受的一個通常的教育方法，大家可能都覺得雞娃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其實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在這些“好學校”的孩子，他們的身上還會有什麼樣的問題，而不僅僅只是把關注點放在是“雞娃”還是不“雞娃”這樣簡單的二元對立上。有些人看過我們提案會說，你挑的這三個孩子都是好學校裡面的好學生，拍他們有什麼樣的意義？其實這就是個刻板成見，當你給一個人貼了標籤之後，你其實是看不到這個人的，你就不想去了解他的喜怒哀樂以及他成長的裡究竟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紀錄片的這種貼近式的真實的記錄，就是要給大家看一看，還原所有在這些標籤的光環下成長的孩子，他們究竟在想什麼和做什麼，他們有沒有一些問題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這個片子出來之後，不是說能夠去解決社會的一些問題，我們沒有辦法用一部片子來解答社會問題，這就太誇大紀錄片和紀錄片人的作用了，我們能夠做的是儘量摒除刻板成見，用真實的影像語言表達我們想提出這個問題，讓大家來關注，然後我們共同去探討這個問題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我們該怎麼樣去解決它。

GZDOC：您希望影片在整個社會上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張琳：我們會希望紀錄片是去做一個註腳的東西，它不一定真的能給答案，但是你能夠在裡面看到各種社會問題。

我印象裡，所有參與過這個專案的人都會驚歎於這三個孩子的狀態，但這就是我們的下一代人，所有下一代的孩子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只不過我們沒有這麼真真切切地觀察過他們。我們會很希望用這個片子去做很多社會問題的註腳，大家丟擲刻板成見，去看一看下一代孩子的成長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GZDOC：透過影片，團隊有沒有想要傳遞給家長、孩子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理念？

張琳：其實就是片名那四個字，真實生長，我非常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看完這個片子之後，能夠真切地去看一下我們周圍的所有人。

我認為一個人最好的狀態是活得自洽，所謂的自洽是說既能夠接納自己的長處，也接納自己的短處，接受自己現在的境遇，同時有自己的一個志趣和愛好，然後並且願意為之奮鬥，而所有這些東西都不是處在一個所謂的社會期望和壓力下做出的，完全是基於他自我的選擇。

我想傳達給觀眾的不光是對教育環境的思考，而是對整個社會的環境的思考，能夠讓一個人真正地去選擇他要過一個什麼樣的人生，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如果這個能達成了，剩下的很多問題，包括是不是要“雞娃”、“雞娃”有沒有用……其實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獲得答案。

GZDOC：您對影片有一個怎麼樣的期待？

張琳：我還是希望他會有一個很好的商業上的成功，就這種商業可能是各方面的，未必很能賣錢，但是我希望它在聲量上還是一個會引發大家討論的東西，我不是祈求所有人都喜歡這個片子，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夠來討論它。

目前來說只能說我們自己還是比較有信心的，因為每碰到一個真的看過片子的人，甚至包括我們合作的一些工作人員，大家都會非常喜歡這個專案，而且非常願意為他出一分力，我就覺得說應該成了一半了，接下來就在它面向真實觀眾的時候，大家怎麼樣去看。

採寫｜譚海龍

排版 | 宣 萌

原標題：《真實生長：在真實世界裡升級打怪｜專訪導演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