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考古新發現，聊城傅大門唐代墓葬印證安史之亂往事

發掘傅大門，開啟一扇門，開啟的是認識唐代聊城和唐代人的一扇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日釋出訊息，聊城傅大門墓地考古發掘工作已經基本結束。本次發掘共清理唐代墓葬35座，出土陶器、瓷器、銅器、鐵器、漆木器、蚌器、磚質墨書墓誌等各類材質文物110餘件套。

這次發掘有何重要意義？又有哪些時刻讓考古工作者難以忘懷？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傅大門墓地考古發掘執行領隊劉文濤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傅大門”與傅斯年

近年來聊城市為改善市民居住環境，加大了對城中村、城郊村的棚戶區改造的力度，地處主城區東北隅的傅大門村也在此之列。2021年6月，在配合傅大門棚戶區改造的前期考古勘探中，共勘探出墓葬29座，水井1口。2022年3月，劉文濤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對傅大門墓地進行發掘。

據宣統版《聊城縣誌》記載，傅大門村原名傅家大門。相傳，清代首位狀元傅以漸後人居住在東昌城內，城東大片田地為傅家所有，最東即到現在傅大門村的位置。傅家在田地東緣修建大門樓一座，以示開門即是傅家的田產。當時租種傅家田地的佃戶們就在門樓外集結居住，日久成村，故名傅家大門。說到傅家，傅以漸的七世孫就是鼎鼎有名的傅斯年先生，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重要奠基人和領導者。傅先生可能也想不到他家曾經的田產下埋藏著重要的唐代墓地，一想到與考古前輩的這種緣分，劉文濤禁不住有點小激動，盼望著能在傅先生的老家挖出點好東西。

邂逅唐代夏家人

劉文濤想要的驚喜沒多久就等來了。他清楚地記得，那天是4月23日，他們在M3發現了墓誌！“從事考古的都知道，在晚期墓葬發掘中，出土器物固然重要，但出土帶文字的器物還是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墓葬型別與演變規律排列的再好，也不如有出土明確紀年的文字更有說服力。”劉文濤說。

劉文濤先讓技工孫新偉找來兩塊木託板，把這兩塊墓誌磚小心翼翼地從棺床上取出，放到木託板上，兩人一人託著一塊送到工地值班室。從工具箱裡找出毛筆、噴壺，灌上純淨水，一下一下把墓誌上的泥漿沖掉。

慢慢地，宛如新書的墨跡逐行顯現，第一行，“唐故……”單單這兩個字就讓劉文濤激動不已。因為這已經明確M3的時代是唐代。再往下看，“唐故夏子銘記/子諱八郎，於光啟二/年歲次丙午十一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遂/於先世塋內。”不到四行，已經顯露出了許多重要資訊：墓主是一個姓夏的小孩兒。名字叫八郎，年齡未載（透過墓內人骨能看出是個小孩，後經專家鑑定年齡為3歲）。光啟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在他家的塋地內。再往後清，又顯出一行行墨書：“博州西約二里土山鄉石村平原之禮也。東去羊馬城約一里，西去路家莊一里半，南至王固界，北去斜道五十步。”從這段記載來看，夏八郎家的祖塋在當時一個叫石村的附近，這個位置在當時博州城的西邊（西北），M3往西一里半還有個村落叫路家莊，往南還有個地方叫王固，往北五十步有條斜路。這些歷史地理資訊都很重要，因為劉文濤前年發掘繩張唐代墓地時，根據出土的六方墓誌所記載的歷史地理資訊，推斷出當時博州城在今天的大概位置。這次新出的夏八郎墓誌，又為晚唐博州城及周邊地理風貌認識提供了很多新補充，也反證了當時的推斷是基本正確的。墓誌最後書“後恐山河更改，四至照然，仰為□福。”這是夏八郎的父母或長輩對他夭折的傷感與希冀的寫照。曾經的掌上明珠年少病歿，父母能為他做的，是出資修一座矗地下千載的磚室墓，隨葬幾件精美瓷器（這片墓地中最好的幾件瓷器就出自該墓），再把哀思寫在墓誌上。怕以後滄海變桑田，又把墓葬周邊的地理資訊都寫得清清楚楚，甚至具體到多少步。人世間的真情，雖歷千年萬年，又有何不同？這讓劉文濤感慨不已。

考古就是這樣，可遇不可求。新發現有時求也求不來，在你不經意的時候又一下蹦出這麼多，多得讓人“猝不及防”。M3帶來的興奮還沒散去，M2又帶來了驚喜。劉文濤不經意間，在墓室西南角隨葬的白釉瓷碗下瞅見了兩塊疊放的條磚，和M3的疊摞方式一樣，他心內一緊，墓誌！劉文濤小心地下到逼仄的墓室中，先取出白釉瓷碗，再輕輕地把疊摞的條磚上層掀開，下層磚上沒泥漿，墨書文字雖然有點淡，但清晰可見。

志文裡是這樣記載的：這位墓主李夫人是位老婦，去世時61歲，具體哪天去世的，志文裡用了一句很直白的話，“夫人先已傾亡早日，不記得耳。”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最後的遷葬，是他外孫主持的。志文裡記載：“有外孫一人，名曰公瑍，已存後祀，恐山河改變，陵谷遷移，故立此□，已（以）記年月。”李夫人的外孫姓什麼不知道，名字叫公瑍，他把他姥姥遷到了此處。遷來的時間是晚唐中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M2和M3墓壙距離不到1米，夏八郎墓誌不是記載這片是夏家的塋地嗎？怎麼又出了個李夫人，李夫人與夏家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隨著M1清理完畢也有了答案。

M2、M3的東南側M1，雖然清理的開工時間相同，但這個圓形磚室穹窿頂墓明顯體量大，墓室也深，墓道清到一半地下水就湧出，抽水機一邊抽，地下水一邊湧，詢問工程方的專業降水人員，他們也無能為力，這樣抽抽停停，浪費了不少時日。其他墓葬清理都輪完兩輪了，這個墓因為湧水，還未徹底清完。5月13日下午，M1清理終於接近尾聲，墓誌也現身了。

M1墓室中的磚志，因為長時間在水裡泡著，提取出來根本不用清理，就像水洗過一樣。志文一字不缺，清晰可見。開頭：“唐故夏府君合祔墓銘記”這也是夏姓，男墓主名夏箋，夫人劉氏，再往後看，“有子一人，名曰公瑍。”這一句太關鍵了。公瑍是夏箋的兒子，劉文濤馬上想到M2出土墓誌中提到的李夫人外孫也叫公瑍，這個兩個是不是同一個人？再往後看，夏箋夫婦是在“中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安厝合祔在石村。”志文記載是同一天，相距不到兩米的兩座墓在同一天安葬，這個夏公瑍是一個人是肯定了。

三座墓中都出土志文清晰的墓誌，這是一個完美的結果，劉文濤試著還原他們曾經的過往：晚唐時期，在博州聊城縣有一個叫夏公瑍的人，在他幼時家裡條件不好，母親34歲便去世了（據專家鑑定，劉氏骨骼有明顯的貧血特徵，去世原因很可能是營養不良）。在他成年後，因為某些原因，家庭條件好轉。但父母早亡，盡孝無門，便著手為父母修建了這座較為體面的地下安身之所。同時在父母之塋旁，也為早已故去的姥姥修建了一座舟形磚室墓。中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他的主持下，把父母、姥姥的骨骸都遷置於此。由他或請書手書寫了這兩塊墓誌分別安放在各自墓中。M3的夏八郎，從安葬年代來推測，應該是夏公瑍的子輩或孫輩。

安史之亂和後唐亂象

如果說夏家人此次發掘中考古人邂逅的是小人物，此後的發掘他們則見證了大歷史。

比如，安史之亂。在M32、M35出土的墓誌中，出現了“顯聖”年號。劉文濤介紹說：“‘顯聖’是偽燕史朝義的年號，這說明安史之亂時聊城地區應該受安史政權統治，這為探討安史之亂後期的佔領區域和實際控制區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M10的墓誌則證實了後唐時期的一段歷史。據墓誌記載：“維乾寧二年……閏正月，大□□，南人皆逃，□□汴軍與兗口相持，未能休□，百姓惶惶倉倉不安……”劉文濤介紹，此應為文獻所載乾寧二年朱溫遣朱友恭圍攻兗州（今鉅野境內），朱瑄據鄆州（今東平境內），雙方在莘縣南至東平縣北曾發生戰爭，墓誌記載可證史料記載之確。

M8和M16更令劉文濤牽腸掛肚。兩座墓中都有墓誌出土，墓主皆為安姓，透過記載知二人應為兄弟，生前居住在靠近官道和草市旁的石村。安、石二姓在唐代皆為昭武九姓之一。透過體質人類學專家鑑定，兩位男性骨骼、面貌非常接近，皆為方、深眼眶，高挺鼻樑，凸額頭，長臉，與墓地中其他人骨面貌皆不同，或為外來人種。這是不是就是粟特人？劉文濤說，下一步他們將邀請相關專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探尋唐代博州

劉文濤稱，結合之前考古資訊（主要是2020年聊城繩張遺址材料），此次考古發掘把博州城址在現徒駭河橡膠壩公園位置存在的時間從晚唐再向前提200餘年。並通過出土墓誌記載再為唐代博州補充1裡、1場、1草市、3村、1河、1路。“豐富了唐代博州城北郊的歷史地理資訊。”

“本次發掘的35座唐代墓葬，15座紀年明確，為魯西乃至山東地區的唐墓斷代提供了重要標尺。”劉文濤說，墓葬形制多樣、時間跨度大，為研究魯西地區唐代中小型磚室墓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劉文濤表示，雖墓葬中出土遺物數量並不算豐富，但唐代晚期中小型墓葬中“塔式罐、白瓷碗、漆盤”的器物組合基本一致。“這為研究該地區晚唐時期喪葬禮俗提供了新材料。”

稿件圖片來源：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