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洪智庫視角 | 唐傑：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趨勢分析

編者按：5月20日，為凝聚跨行業、跨領域、跨學科的高階思想和智慧，服務國家灣區戰略，促進科技創新和企業高質量發展，在資本市場學院的支援下，由馬洪基金會、深港產學研基地、博時教育及興鏈數科發起，共同舉辦了“灣區智薈”第一期主題沙龍。

首期沙龍圍繞灣區發展進行交流探討，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建言獻策。以下為

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長、資本市場學院副理事長、馬洪基金會理事唐傑

發言整理。

珠江口城市圈的進一步聯通是大灣區未來的發展趨勢。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灣區的規劃涉及到“2+9”城市、珠江口城市圈，也涉及到沿海開放帶以及對西南、中南地區的聯通。其中珠江口城市圈的發展是規劃推動和實施以來取得的最大成效所在。未來，珠江口的連通性以及整體一體化程度還將進一步發生重大變化，十年內有望實現兩個小時繞珠江口一圈的重大突破，一條沿海開放帶也將隨之出現，其東邊是海西廈漳泉，西邊是北海，距離1100餘公里，相當於沿美國1號公路從波士頓到華盛頓的距離，亦即美國東部最大的城市帶。對比長三角地區，中國萬億GDP以上的城市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經濟帶，約佔國內經濟總量的40%，未來還會進一步提高，這是中國經濟的核心。相較而言，長三角地區的面積和廣東省接近，經濟總量卻是廣東省的兩倍，這一差距仍在繼續擴大，資金東流現象因此出現—大量的資金從珠江流向長江。

內部一體化程度影響城市群經濟發展潛力。進一步從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討論我國經濟發展的均衡問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區四大城市群的平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2倍，較原來的1。4倍有所下降，全國而言，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差距在縮小，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具體而言，長三角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比值從2倍縮小到1。7倍，珠三角則從1。8倍到1。2倍，縮小速度更快，廣東發展速度放慢的態勢。京津冀落後的速度很快，內地以成渝地區為代表的小型城市圈則表現出快速上升趨勢。針對這一現象，我們假設一個城市圈內部的一體化程度越高，其經濟發展潛力則越好。為驗證這一假設，我們分析上述四大城市群發現，長三角和成渝地區內部的差距在縮小；廣東內部差異呈現先縮小後擴大走勢；而京津冀地區受北京一城獨大影響，城市群內差異程度不斷擴大。進一步對比北京和天津，儘管北京製造業要全部遷出，北京的製造業就業人數卻和天津相同。整體而言，北京總就業人數比天津高出600萬，其中450餘萬就業人數集中在數字行業，包括資料分析、資料傳輸、軟體。北京的數字化轉型是其與天津走向截然相反的關鍵原因，也是京津冀一體化程度不斷降低的重要因素。

人才培育和人口密度是影響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根據資料統計分析，城市在校大學生比例與人均GDP有關，其中，以長三角和安徽省最為顯著。近年來，安徽的高等教育，特別是高職、理工學院教育發展迅速，促進安徽適應新一代製造業的勞動需求。而廣東在校大學生數量雖有上漲，但是和長三角的差距仍然明顯。另一方面，以深圳為代表的城市表現出人口密度過高時經濟增長將放緩的現象，當一個城市的單位土地承載的常住人口達到1萬人的時候，增長潛力將出現下降。為應對增長潛力下降的問題，深圳降低人口密度是必然選擇，擴大地域面積是其中的路徑之一。否則，深圳大量的產業將加速外流。

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增長依靠的是製造發展，未來40年將依靠創新發展。創新發展的格局發生了什麼變化？在這個變化當中在幾大區域又有什麼不同表現？創新所指包括企業之間、高校之間、企業與研究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2000-2006年期間，深圳、北京、上海是中國創新的三大節點，其中，深圳和北京的關係極其密切，和上海的關係相對不密切，可以說深圳創新是靠著北京發展起來的。北京是全球而言科研成果量排名第一的城市，且北京大量的科學論文彙集到長三角，因此，長三角的增長不僅僅與上海有關，從基礎科學研發的角度，其更多地依賴於來自北京的支援。此外，長三角地區內部形成了巨大的創新互動。由此可見，創新地理對創新發展格局而言非常重要。灣區而言，廣州以論文數量為灣區城市首位，深圳則以專利數量居多。深圳在城市內部已不斷增強了企業、高校以及科研機構的交流，對外則加強了與長三角地區的地級市在專利技術和科學論文方面開展合作。然而，深圳和北京相比仍然有差距。

大灣區真正的競爭對手並非舊金山或東京灣區，而是長三角地區。分析長三角地區的佈局，上海是其基礎科學研究的一個極點，蘇州、無錫、嘉興、湖州以及杭州等則是長三角地區工業專利技術發展的極點，即是產業的極點。大灣區城市而言，深圳和東莞兩個城市構成了灣區在中國計算機、硬體、通訊裝備的領先。隨著惠州的不斷髮展，未來深莞惠跨江到中山可構成珠江口巨大的計算機通訊產業硬體基地，這個基地的優勢目前還在保持。未來趨勢而言，深圳可以進一步的專利挖掘引領創新，以此在周邊城市擴大製造業規模。以電器硬體製造為例，可以看到中山、珠海以至整個廣東形成了一個以深圳為創新引領的專業化製造業生產分工趨勢。深圳現有的專利約為13萬件，增長率相對平穩。受工業化水平提振影響，肇慶、惠州、中山、江門則均已進入專利快速增長時期。

深圳依靠工程實驗室等創新載體助力企業跨越創新低谷。根據美國的經驗，進入創新時代之後，隨著貿易成本、交通運輸成本大幅下降，製造業分佈受地理限制大大減少—製造業可以分佈在一個創新中心周邊150-500公里。創新卻是極高密度的，創新因此取代製造業，成為一個地區增長的基礎，地區間差距也因此重新擴大。然而，創新源頭實際上又從製造開始，即形成製造概念之後，研究其如何走到最後，形成創新高潮。這其中存在兩個低谷—“死亡谷”，一個是如何從工廠小試走出來到中試，另一個則是如何走到最終產品定性。深圳缺乏基礎研究實驗室，但有3000家創新載體都是做工程中心、工程實驗室的，可以助力企業跨越兩個低谷，深圳的工科水平因此得以發展，這也是深圳取得成功最核心的經驗。

科研型城市和產業型城市。根據對47座城市的統計分析，一篇論文平均可產生1。88個專利。中國出現了兩類城市，一類城市以科學導向，以上海、南京、廣州、杭州、合肥等大學雲集的科學城市為代表的，其專利技術的發表更依賴於科學發展；一類城市則以產業為導向，以蘇州、無錫、深圳為代表的產業型城市，幾乎都在科學論文數量很低的時候出現了大規模專利的增長，主要透過不斷細化產業分工，實現專利技術的突破。深圳和上海分別代表著產業型城市和科研型城市，且深圳在很長時間之內都仍然是典型產業創新的一級型城市，仍需要補齊基礎研究的短板。美國近期發表於AER的一篇文章發現，與以往美國靠科學論文發表引領企業創新不同的是，目前美國企業專利數量仍在增長，但是美國企業的科學論文發表數量卻在下降。這一現象引發的一大爭議是，大企業依靠科學論文引領推出專利技術的情形是否利大於弊。有觀點認為，大企業公開發表的科學論文可以提高一國的整體知識水平，從而推動創新發展。另有觀點反駁道，公開發表科學論文無法完全保護智慧財產權，大企業可能受競爭對手低成本套利影響而降低科學創新意願—競爭對手可能不依靠科學研究推出類似的專利。儘管我國尚未出現這一現象，但對科研型大學引導創新和大企業科學研究引領創新的討論仍然值得關注。

深圳未來突破口在科技創新走廊。根據匯豐商學院統計資料，深圳高新技術新註冊企業數量不斷攀升，深圳正在快速轉型，從裝配型城市、製造型城市走向創新性城市，正因此，深圳的未來必然是將製造業轉移到周邊城市。這一現象已在長三角地區上演—上海、南京、杭州的製造業不斷向周邊城市轉移，促進周邊地區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同時，也支援了上海、南京、杭州向科學城市的轉型，長三角地區內部收入均衡程度不斷提升。深圳在轉移製造業的同時，應進一步在創新發展上實現突破，三個核心區域便是光明科學城、西麗湖國際科教城以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海、寶安等西部區域則是深圳的長期發展方向。其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如何將香港全球前100的十幾個學科產業化，實現創新突破，值得重點關注。

相對於產業政策，深圳政府更強調公共政策。深圳的產業幾乎都是幼稚產業，都是從零開始發展，深圳因此沒有特別強大的產業政策，從而創造了一個相對公平的條件。在這樣公平的條件下，深圳產業從勞動密集型起步，然後逐步轉向重型產業。其特點可以總結為：科學引領，物質減量，即深圳製造的產品重量越來越輕，產業細分程度和分工協同性不斷提升，創新能力—人才的引進、大學的創辦、重點實驗室的建設等方面均有加強。創新發展的下一階段重點是科學化轉型，儘管我國輕工業發展已非常程度，但精細化產品製造仍有不足，而發達國家便是集中於做差異化定位的複雜產品，深圳的未來便取決於製造差異化複雜產品的能力。政府的職能不在於培植幾個企業，而是透過不斷提高創新力度、創新裂度、創新密度，從而提升城市的創新能力。

最重要的是這句話，“當有人擰熄了創新的燈塔，我們怎麼航行”。創新最重要的就是企業家精神，“灣區智薈”能夠集中企業家的智慧，能夠把企業家、科學家、政府有效的融在一塊兒，我們可能就會創造一個非常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