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曆史：“血祭傳統”的衰弱

前言

除了神廟修建活動的停滯外

，羅馬帝國傳統的異教獻祭儀式也逐漸衰弱了。尤利安個人已經體驗到了這一時期羅馬帝國異教自身的變化，有一個例子能生動地說明當時傳統的獻祭儀式所經歷的變化。

尤利安在安條克時準備向阿波羅進行獻祭

，但是神廟祭司並沒有按傳統提供牛羊等大型牲畜作為祭品，僅僅奉獻了一隻鵝。尤利安對此有著詳細的描述：

……但是當我進入神廟，我看不到貢香，沒有蛋糕，更沒有獻祭之用的動物。

我愣了一會兒

，還以為自己仍在神廟之外，以為你為了向我這個大祭司表示敬意，所以你還在等待我的訊號。但是當我開始詢問，為了榮耀阿波羅，城市打算在一年一度的節日上獻祭什麼動物，祭司這樣回答道：“我從家裡帶了一隻鵝過來作為獻給神的貢品，但是城市這次沒有做什麼準備。”

可見當時就連安條克的異教民眾也不認可這種血腥的儀式

，在尤利安宗教政策重點針對的東部地區，民眾對血祭的反應普遍比較冷淡，這其中包括小亞、敘利亞和希臘。

而在過往，傳統上公開的獻祭儀式比較隆重，祭司會精心挑選大型牲畜作為祭品，並提前幾個月做好準備。

尤利安在安條克所遇到的情況也許反映了血祭的民眾基礎已然不再

，就連尤利安原本的支持者阿米阿努斯·馬賽林努斯也因此批判了他，馬賽林努斯在書中表達了自己對奢侈的血祭儀式的厭惡：

他用了過多祭品的血去浸溼祭壇

，有時候一次性要獻祭上百頭公牛，以及無數的其他動物，還有在陸上和海里被獵殺的白鳥，以至於幾乎每天他計程車兵都在貪婪地吃著大量的肉……利巴尼烏斯的演說中也體現了類似觀念，他認為尤利安每天進行的獻祭儀式不符合傳統，明顯過於奢侈了。

卡梅隆的《羅馬最後的異教徒》涉及了帝國晚期獻祭儀式的衰弱

。卡梅隆認為一些異教儀式，比如曾經佔主導的公共獻祭儀式，在被政府禁止之前就已經衰弱了，這是異教自身演變的結果：在完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沒有什麼能得到證實，但我懷疑在４世紀８０年代（也許更早），西部和東部的公共儀式就已經不包含常規的動物祭品了……

古代世界公開的獻祭活動曾是各類崇拜的標誌性儀式

，但是這一儀式逐漸衰弱了。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前，異教內部就已經出現了反對這種血腥儀式的聲音，他們追求更高階的、純潔的、精神性質的儀式。

一些新柏拉圖主義者對宗教儀式有新的觀點

，波菲利就質疑了傳統獻祭儀式，他認為獻祭是一種低階的儀式。波菲利厭惡血祭以及隨後進行的無節制的宴會，他提倡崇拜的智力性和精神性，強呼叫精神的方式去榮耀和崇拜神靈，認為最高神靈理應得到信徒精神上的祭品。他甚至還聲稱遠離肉食才能保持靈魂的純潔性。

一些新畢達哥拉斯主義者也持有類似的觀念

，他們同樣認為血腥的動物獻祭是最低階的崇拜方式，只是用來撫慰惡魔的低階儀式，因此應該儘量避免執行這類儀式。提阿納的波羅尼烏斯在實踐中就只進行無血的宗教儀式，他甚至拒絕出現在獻祭現場，並批評了雅典人對獻祭的喜愛。

這一點與基督教類似

，基督徒厭惡異教的獻祭儀式，強調信仰的個人性和精神性，這可能也對當時的異教知識分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公元３世紀以來，異教儀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動物獻祭不再是最主要的儀式，而焚香、點亮油燈和吟誦讚美詩等私下的崇拜行為在異教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突出。

考古發現和銘文都證明了當時油燈在祈願中的重要性

，焚香也比以前更為流行，這些來自東方的異國情調的芳香更能凸顯儀式的莊嚴性，在成本上也要比奢侈浪費的動物獻祭要低，是比較受人推崇的精神化崇拜儀式。而歌頌神靈的讚美詩也是很好的精神獻祭，愛奧尼亞沿海狄迪馬和克拉羅斯的銘文證實了當時流行神靈讚美詩。

狄迪馬的一份阿波羅神諭中

，阿波羅自己也表達了對讚美詩的喜愛。最重要的是，這些崇拜活動並不侷限於神廟和神龕等崇拜中心，人們在私下也能透過這些方式表達自己對神的崇敬。尤利安皇帝則受揚布利庫斯和撒魯斯提烏等哲學家的影響，依然十分重視傳統的獻祭儀式。

對於血祭傳統的逐漸衰弱

，尤利安曾無可奈何地感嘆道：“告訴我，卡帕多西亞還有哪些是真正的希臘人？據知，有些人拒絕獻祭，另一些人儘管願意，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去獻祭。”利巴尼烏斯也抱怨安條克的異教民眾都把錢都花在了城市的賽馬錶演而非阿波羅的節日慶典上。

這些情況真實反映了傳統的異教儀式正在經歷的變化

，也許與神廟的衰弱有著密切的關係。最遲從３世紀開始，傳統異教的獻祭儀式的確逐漸衰弱了。對於其中的原因，布拉德伯裡指出這更多是源於祭司威望的下降和羅馬城市中傳統“公益捐助”模式的變化，這一變化進一步推動了原本就已經出現的異教儀式上的變化，讓獻祭的衰弱成為現實。

總的來說

，神廟原先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市政府的宗教資金、公共資金和市民捐助，傳統節日中的大多數獻祭儀式由公共資金提供支援，但宗教資金只限於包括神廟修建和維護等特定支出，公共資金又不足以應付龐大的獻祭儀式和宗教遊行等費用。

因此富裕市民的捐助就成了城市宗教生活資金的重要來源

，這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祭司階層自身來承擔，祭司職位因此是由那些富裕市民來擔當，他們在承擔財政義務的同時也享有部分特權。

但３世紀危機無論對城市經濟還是上層市民都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相關儀式因此也失去了原來的經濟支柱，資金上的縮水導致異教儀式和節日在規模和數量上都有所減少，奢侈的獻祭儀式因此衰弱了，而更迎合帝國政府的皇帝崇拜以及更受普通民眾喜好的節日戲劇和賽馬錶演得以保留，這些活動比傳統的獻祭更具吸引力，民眾生活也因此逐步世俗化了。

綜上所述，可見異教自身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傳統的血祭儀式衰弱了，異教徒的崇拜活動也轉移到了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焚香、吟誦讚美詩和點燈祈願等活動。

根據阿爾勒的愷撒略烏斯的記述，異教徒會在草地上向神祇獻上些物品，或者在水池旁點亮陶製油燈，或是向泉水投擲硬幣抑或是為某棵聖樹繫上絲帶，斯巴達和科林斯當地的一些聖地就出土了信徒留下的大量陶製油燈。

雖然這些活動後來也被法令所禁止

，但是法令在現實中的執行力度又是另一回事了，這類私下的供奉和崇拜活動通常很難得到有效的監督和控制，因此無法從根本上被禁止。城市神廟和公共獻祭儀式緩慢衰弱的現象有跡可循，特別是西部的少數城市為我們提供了相關證據，西部地區神廟被破壞的現象較少，神廟儲存率相對較高。

雖然帝國政府的法令要求關閉所有神廟

，但是考古證據顯示一些城市神廟在公元４世紀末仍然在正常運作。羅馬大競技場南部的花神弗洛拉神廟在公元４００年左右得到了修復，而每年４月花神節上圍繞神廟的慶典活動仍在繼續。

位於奧斯提亞的大母神神廟狀況也較好

，附近兩座修建於公元４世紀的新廣場並未佔用其領地。甚至到了５—６世紀也是如此，著名的朱位元·卡皮託利努斯神廟在東哥特的狄奧多里克時期得到了修復，維斯塔神廟於５世紀初得到了修復，羅馬廣場的農神廟也差不多是同一時間得到修復，元老院外的密涅瓦雕像則在公元４７２／４７３年得到了修復。

而且這一時期鄉村神廟仍然十分活躍

，它們和西部的城市神廟是差不多的處境，很少遭到人們的暴力破壞。可見部分地區神廟的衰弱是沒有暴力的過程，特別是羅馬城所在的義大利本土地區。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有了這樣的結論，從公元３世紀開始，似乎是異教自身儀式上的變化導致了神廟的衰弱，而非基督教和帝國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近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已經證明了戴希曼和佛登等學者異教終結和神廟轉變理論的侷限性

。他們的研究也許適用於中東地區，但羅馬帝國的其他地區並非如此。教會對待傳統宗教的立場並不總是打壓，雙方還有共存和交流，很多古代神廟因其出眾的藝術價值而被保留下來。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

，當時異教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也是確實存在的，但問題在於衝突是否對當時的宗教和社會變化有根本的影響，在彼得·布朗看來，這些宗教衝突的影響相對於當時龐大的日常社會生活而言就顯得無足輕重了，“羅馬帝國社會的活力、公共生活的節奏、向所有階層都敞開的公民遊戲，以及上層社會所共享的文化，這些都讓基督教和異教的區別無足輕重”。

宗教對於古代民眾來說是生活中的重要內容

，但並非僅有的內容。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是一個宗教和文化多元的社會，並非充斥著宗教暴力，以前基督教作家給讀者留下了這種負面印象。

當時異教的消亡以及基督教的擴張並不迅速

，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且緩慢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利用各種史料來重新研究古代晚期的宗教變化，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考古證據，異教自身“衰弱”的理論也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