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出18位博士碩士“狀元村”卻老得走不動了

老人扛著鋤頭走過“狀元村”小廣場。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這個是1978年考上清華的，他是我們村第一個大學生，現在是教授。這個是山東大學的博士後，這個是碩士……”窪裡村會計彭淑祿手裡，有一本列印的紅色小冊子，這些年來，所有走出村莊在城裡安家落戶的人，都在上面。

窪裡村原來叫彭家窪，村裡320戶、960多人，絕大部分姓彭。這個泰山腳下的村子，是一個典型的空心村，農耕廢弛、人員流失，走在村裡，好半天才能見到一兩個老人慢慢悠悠地經過，幾乎沒有年輕人留在村裡，哪怕當下正春耕季節，也沒有一點點繁忙氣象。

如果只是走馬觀花一般地路過，不會有人知道，這個村子還是遠近聞名的“狀元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小小的村莊裡出了9位博士、9位碩士，將近60位大學生。

村主任彭樂冬說，以前縣太爺經過窪裡村都會“落驢”。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狀元村沒有狀元 老校長借錢供孩子上學

幾年前，因為當地媒體一次偶然的報道，窪裡村有了一個“狀元村”的稱號，其實窪裡村沒有高考狀元，無論是任何意義上的狀元都沒有。之所以被稱為“狀元村”，是因為這裡走出去了數量遠超其他村子的大學生。

這個有五百多年曆史的村子，曾經以出教書先生而聞名，據村主任彭樂冬說，以前縣太爺下鄉，經過窪裡村的時候，都會主動“落驢”，以示尊重。

這個傳說無從可考，窪裡村也沒有 “下馬石”“落驢石”之類足以證明傳說的東西留存，村主任講這個故事，似乎想證明，窪裡村的尊師重教是有傳統的。但在村裡小學的老校長彭西慶看來，之所以拼命讀書的原因只有一個——窮。

彭西慶的兒子，是中科院的博士，他至今還記得當年供孩子上學的艱難，那是1992年，兒子考上師專，入學時要交700元，此時的彭西慶，已經當了12年小學校長，經濟條件在村裡算好的，但依然拿不出700塊錢，東拼西湊才借齊，後來小兒子又進入山大讀本科，還要交1200元，彭西慶不得不再借一次。

老校長彭西慶夫妻倆正在剝花生。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老人苦點就苦點 孩子們再不能受窮了

窪裡村是典型的農耕村落，村裡人世世代代種地為生，雖然東臨泰山，但實際上，離泰山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泰山的旅遊業，幾乎不可能輻射到這個村子裡，村裡西面有一條河，叫做淘河，是汶水的支流，但遠沒有出過大汶口遺址的汶水那麼有名。

那山那水，對窪裡村來說，都是靠不住的。和傳說中的“教書先生之鄉”相比，它還有一個更有可信度的稱號“建築之鄉”，這是無數村裡人出外打工，在全國各地的建築工地上“拼”出來的。

彭興坤已經60多歲了，仍舊在外地打工，超過了55歲，建築工地就不要了，極少的看門、看料場之類的工作，都得是老闆的熟人才能幹。彭興坤只能到處打點兒零工，“有什麼活兒，就幹什麼活兒”，彭興坤的妻子說。

彭興坤的一兒一女都是大學生，女兒讀博士，去年剛剛畢業，在一所高校任教，兒子去年本科畢業，已經工作。對彭興坤一家人來說，千斤重擔算是放下了，“比起以前，好多了，至少沒有負擔了”，彭興坤的妻子說。

彭興坤的妻子不太願意談及那些年的艱苦，也不覺得她和別人有什麼不同，“村裡只要有孩子上學的，誰不窮呢”？她的觀念很樸素也很現實，“窮才要上學，我們這一輩人，苦點兒就苦點兒，孩子們再不能受窮了”。

孩子第一年生活費靠貸款 好多年才還清

彭興坤的侄兒告訴記者，彭興坤的孩子考上大學後，夫妻倆掏不出孩子的生活費，甚至在村裡也借不到足夠的錢，最終還是靠貸款，才能送孩子去上學，“學費可以申請助學貸款，孩子在學校也能勤工儉學，但一開始的路費、生活費之類的，就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我們自己哪兒能貸出來款，什麼抵押也沒有，還是託人擔保才貸到”，彭興坤的妻子說。前前後後，彭興坤一家貸了6000元到7000元，一點點還，還了好些年才還清。如今，彭興坤在外打工，兩個人的生活已經不成問題，但也僅止於此，“也就是能生活吧，只是不用再考慮其他的問題了”。

在老校長彭西慶家裡，夫妻倆正在剝花生，這是今年的種子，早年民辦教師轉正時，他們家裡幾乎就沒有地了，僅有的一點兒地，種點兒花生之類，權作消遣，他的退休金足夠他們老兩口生活。孩子們都在城裡成家立業了，偶爾回來，也不會再去地裡，他們已經徹底和土地告別了。

彭興坤在外地打工，一年難得回家，兒子過年過節才會回家，大部分時候，都是妻子一個人在家，唯有女兒，在一所師範學院教書，寒暑假的時候回家和母親住一段時間。彭興坤的妻子也會擔心女兒的婚事，“都30歲了，著急，可著急又有什麼辦法呢，孩子在城裡，我們夠不著”。

留在鄉村的老人們，確實很難再為進城的兒女們負擔更多的東西了，成家、買房子，這個城裡的父母操心的事情，基本上都超出了他們的能力。

窪裡村的老人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他們崇拜學歷 但並不真的瞭解學歷

從彭興坤家裡出來，記者碰到了一位剛要出門的楊大姐，楊大姐的丈夫在廣東打工，留下她在家裡照顧上學的小兒子。

楊大姐的兒子還很小，在隔壁村上幼兒園，每天早晚都要接送，女兒去年剛考上大學，她希望孩子畢業後，接著考研究生。“學歷低了不行，找不到好工作，碩士都不行，最好是博士”，她說。

或許是因為考出去的大學生足夠多，也可能是村裡重教的風氣所致，許多村民都很重視學歷，希望自己孩子的學歷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其實並不瞭解學歷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們會覺得博士後比博士的學歷要高，留美的博士比博士後還高，有時候也會把山東大學和濟南大學弄混。村裡面走出去幾十位大學生，但他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清華大學、山東大學、中科院等極少數幾個名字，大多數孩子究竟考了哪個學校，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的家人才能說得清。

不僅是楊大姐，村裡的人們幾乎都有著類似的觀念，學歷高了才好找工作。這樣的邏輯簡單而樸素，就是徹底離開窮困的鄉村，而要想走出鄉村，考學要遠比打工好得多，“打工也行，但那是青春飯，就幹那麼幾年，老了還得回來。而且現在結婚要房子、要車，得打多少年工才能賺到。考學出去就不一樣，最起碼工作輕鬆，不用風吹日曬，老了也有保障。一輩子的問題都解決了”。

藍天下的窪裡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合歡樹已經如蓋 小學沒有了

窪裡村的小學，改革開放後，經歷過三任校長，彭西慶是第二任，第三任叫彭淑德，如今也已經退休十多年了，村裡的小學，也早就撤銷了，如今改成了村委會。

唯一還和當年的小學有關係的，只剩下院子裡的兩棵合歡樹。

彭淑德現在還記得，合歡樹是1978年栽的，那時候他還只是個教員，如今，40多年過去了，合歡樹已經高聳入雲，樹陰遮住了小半個院子，但當年的故事卻已經模糊不清了。彭淑德甚至想不起來，他教過的學生中，到底有多少考上了大學。

“村裡人太少了”，村主任彭樂冬說，以前每年都有二三十個適齡學生，如今也就五六個，“開不了一個班了”。

現在，窪裡村的孩子們，都去隔壁村的小學上學，那是一個大村，有兩千多人，周邊五六個村的孩子，都在那兒上小學。

中學則要到鄉里去上。楊大姐的女兒，就曾在鄉里上中學，每兩週回家一次，“那時候連公交車都沒有，附近村裡有大車的人家，定期接送孩子們，收很少一點兒錢”。後來，縣裡的中學招生，楊大姐的女兒看到後，自己跑去考試，被錄取了，上學也就更遠了。

村民正在種樹。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沒人種地了 都種白楊樹

儘管窪裡村的大學生很多，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考上大學，考不上的，只能出去打工，“年輕人們不會留在村裡，更不願意種地”，彭樂冬說。

村裡的大部分地，都改種白楊樹了。楊木質地疏鬆，不算是好的經濟樹種，甚至無法直接成材，村裡的白楊樹，長成後都是賣給附近的板材廠，板材廠切削、粉碎之後，直接壓成複合板。但從經濟效益上看，還不如種糧食。

唯一的好處，就是它幾乎不用看管，“七八年就可以賣了，中間很少需要照顧，人們可以騰出時間去打工”，會計彭淑祿說。

對幹不動農活的老人來說，白楊樹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只是不能以此為生，“真的老了，還是要靠孩子，地裡的產出，補貼點兒還成，靠不住”，彭淑祿說。

彭淑祿也已經70多歲，從1983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都在村裡當會計，村裡的經濟情況，沒人比他更瞭解。“我們這個村，要發展起來太難，沒產業、沒專案、也沒有什麼像樣的特產。村裡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學”。

走在村裡，路上背柴的、打水的，騎著電動三輪的，幾乎都是老人，村裡唯一的小磨坊，幾個年邁的老人，正在這裡粉碎飼料，材料是花生殼，在粉碎機上粉碎之後，可以餵豬、餵雞、餵狗。除此之外，村裡幾乎沒有任何發出聲音的地方。

好好學習 就是“狀元們”最好的建議

考學出去，意味著個人命運被徹底改變了，但村子還是那個村子，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出去的人偶爾回來，也幫不上村裡什麼忙，有時候他們也會給村裡一些建議，但最好的建議，就是讓孩子們好好學習”，彭淑德說。

走出去的學生們，對於日漸凋敝的故鄉，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已經博士畢業兩年，在一所大學裡教書的彭淑慶說，“我們村裡出來的學生，很多都在學術方面發展，都沒有太大的能力幫助村裡”。

1993年，彭淑慶小學畢業，進入中學，要到鄉里上學，“那時候國家經濟已經不錯了，但村裡還是非常窮，我和哥哥兩個人上中學，每週生活費加起來也就2、3塊錢，這點兒錢，不用說在食堂吃飯了，就連饅頭都買不起。僅有的2、3塊錢，用來買圓珠筆芯、本子都很緊張”，他說。

兄弟兩個人只能從家裡帶煎餅、鹹菜充作口糧，“夏天不能帶太多，愛壞，冬天冷，煎餅都凍硬了”。考大學時，彭淑慶選擇了一所師範專業，只因為每個月有70塊錢的補助，靠著這些補助，加上勤工儉學，才能勉強完成學業。

曾經的茶店如今大門緊鎖。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專家觀點

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懷

上大學後，彭淑慶就很少回家了，假期要打工，唯有過年，還能回家待幾天。工作以後，回家的次數也沒有變多，“雖然有寒暑假，但自己有了孩子，要照顧孩子”。

逢年過節回家時，村裡有考大學的孩子，也會向彭淑慶求教，“也想給村裡做點兒貢獻，但力量實在微薄，只能在學業上給孩子們出出主意，其他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辦法”。

在談起窪裡村的振興時，村主任彭樂冬有些無奈，“還是要靠產業扶貧，但資源太少了，也就背後的那條河，整理整理，可能還會有點兒遊客”。

但即便這麼一條河，也不是窪裡村獨有的，村主任的振興計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依舊不可知。“這可能是很多鄉村在現代化轉型中共同的困難”，著名學者、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陽說，“任何農業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都是以人口大規模流失為特徵的，完成轉型的標誌，不是人口回鄉，而是生產模式的轉變”。

出外的大學生，他們比村民更有知識、眼界，但同樣抵擋不住傳統村莊和傳統農業的衰落，“我們還處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直到今天，考大學依舊是很多農村孩子擺脫貧窮、邁向中產的最好途徑。他們考上大學，不僅是從鄉村走向城市，更是身份的變化，他們有了幹部身份，可以考公務員，可以進入大企業，可以不斷地晉升，這是邁向中產的前提。也就是說，他們變成了徹徹底底的城市人，不再是村裡人，想要回報鄉村，非常難”。

學生們出走之後的鄉村，又該如何振興？楊陽認為，“還是要依靠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轉為相對集約化的現代農業。至於人才的問題，鄉村振興也好，現代農業發展也好，確實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懷，而是靠制度。透過制度化的支援，讓願意去鄉村的人，可以得到和城市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比如住房、保險、養老等。人才的流動一定是自由的、也是自願的。只要鄉村確實有吸引人的東西，且沒有後顧之憂，自然有大量的人會去鄉村發展”。

年輕人不願留在鄉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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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

不回鄉的學子 和鄉村漸行漸遠

不過，今天的窪裡村，離人才的自由流動還很遠。

彭淑慶的求學經歷，或許是這個村子裡所有大學生的一個縮影，他們走出了鄉村，也從此和出生、成長的鄉村割裂，除了偶爾回鄉探親，幾乎不會再和鄉村發生聯絡。

考學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沒有改變這個村子的命運，甚至因為人口的流失，反而加快了鄉村的凋敝，這個本來就很小的村落，還在進一步萎縮，變得更小。“我們家有六口人，但戶口本上，只有三口人”，會計彭淑祿說。彭淑祿的兒子在城裡安家落戶，戶口還在家裡，但兒媳婦、孫子孫女的戶口都在城裡。

在彭淑祿的眼裡，家裡有他們老兩口、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六口人，但戶口本卻只有三個人。窪裡村320戶，只有960人，平均每戶三人，那些連帶著戶口一起離開的人們，他們的身份，不再是村裡的居民，而是走出鄉村的第一代移民，或許，他們逢年過節還會回村，因為村裡還有他們的親人、記憶，但到了他們的孩子乃至孫子那裡，鄉村就只是一個字典裡陌生的詞彙。

離開窪裡村的時候後，已近日暮。車行減遠，村莊在大片的白楊樹林裡若隱若現。忽然覺得那個安靜、空曠的村子，就如那些白楊樹一樣，幾乎沒有什麼“用處”，只能拼命地擠壓自己，才能變成板材，變成傢俱，遠赴他鄉，供給人們使用。留在原地的，只是一片光禿禿的樹樁，就像大地上的一個個傷疤。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影 王巍 編輯 張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