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裡有了房，老人卻不願住，上海農民不離故土養老可行嗎？

82歲的梅芳，去年碰上了農民身份的一次巨大變現機會：她位於奉賢區浦秀村的老宅，在上海農民相對集中居住政策下，換成了一套在建的高層住宅，和一大筆現金。

“正好給兩個兒子留些財產。”

梅芳一面感慨自己還有些“剩餘價值”，卻又不免發愁，進城生活會不會習慣？

這一年來，梅芳數次被兒子接到城裡的公寓樓住下，每次待不過一週，她便嚷嚷著要“回家”。

她能“回家”嗎？

村辦養老社群爆火，排隊等候遙遙無期

農民相對集中居住，也被稱作農民“上樓”，這在國內許多城市已成必然之勢。

它不光是土地高效集約化利用的破局之法，也被農村家庭視作改變身份命運的機會之窗。

僅在上海市奉賢區，就已有不少村民自願“上樓”。當地可供分配的現房供不應求，期房的建設亦是如火如荼。

然而，離開鄉土後，有相當數量的老人和梅芳一樣，雖然滿足了子女“上樓”的心願，卻也只能深埋自己不願離鄉養老的“守土情結”。

為了解決農村老人就地養老問題，上海市民政部門前幾年專門出臺《上海市深化養老服務實施方案（2019—2022年）》，鼓勵利用農村存量資源發展農村養老服務設施建設。

在奉賢區，浦秀村、五宅村、吳塘村、吳房村、存古村等地率先探索為“上樓”老人“重建家園”，如今已經建成一批因地制宜、形態各異的養老社群。

吳塘村的養老社群，原本是村裡一排閒置的農民房。村委會將其整修後，隔成了19間擁有獨立廚衛的30平方米小屋。村民每個月交200元租金，即可入住。

但讓吳塘村黨總支委員潘春燕沒想到的是，有入住意願的村民遠遠超過村委會可提供的房間數量。為公平起見，村委會只好讓老人按年齡大小排隊入住。“目前才剛剛排到83歲，年紀更小的村民只能等待有人退租，或者是去世。”

不過迄今為止，這些養老社群還沒有出現退租情況。“在養老社群終老”，是裡面老人的普遍心態。

吳房村有閒置農民房55間，兩年前，村委會將其按照統一規格改造，形成一片養老社群，共可承接31戶村民。

沈嬢嬢頗有運氣，搬進來時，恰好佔據了最後的“席位”。

雖然她不日就將拿到置換後的新房，但她仍堅持認為，這裡就是她將來的“家”。

吳塘村養老社群。

村民與城市存在多重隔閡，養老社群是最後的“精神家園”

為什麼村裡建的養老社群突然火了？想解答這個問題，先要搞清楚上海農村老人為什麼不願進城養老。

“城裡沒有朋友”“城裡不能種地種菜”“腿腳不好”……這是老人給出的答案。但老人與城市的隔閡，顯然不止於此。

記者發現，一些上海農村老人對城市生活存在某種“感官排斥”。

目前已入住浦秀村養老社群的梅芳，第一次到城裡兒子家過夜，就“渾身不適宜”。

85歲的陳林芳覺得，住在鄉下，哪怕一個人待著也不害怕。住城市高樓裡，房門一關就孤獨得很。

阮連珍如今在吳塘村養老社群獨居，兒子兒媳每週來看望她一次，她卻從不去對方家裡做客。她說，“城裡住一天，回來要刮痧刮三天。”

記者一再追問下，阮連珍說出不願進城養老更為直接的一條理由：“電梯摁不來的，怕被別人笑話。”

可以想見，在陌生的城市環境中，許多老人積累了大半輩子的生活經驗全然失效了。一部電梯、一個電子門禁，就足以令他們感到手足無措。

而經濟、文化水平差異帶來的自卑感，更是讓人際、代際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尷尬。

梅芳兒子居住的小區有個花園，裡面常聚集著很多老人。梅芳從不敢和他們打交道。有時陪孫女一起下樓，她會因為跟不上孫女的腳步而感到抱歉。

相反，回到鄉村，回到農民當中去，老人卻如釋重負。記者在養老社群裡看到的梅芳，並不像她描述的那樣膽怯、畏縮。她可以和村幹部、年輕社工們侃侃而談。講起 “自己如何獨自從城裡坐車回鄉”的經歷時還眉飛色舞，透著一股自得。

而對子女來說，老人歸鄉，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吳房村黨總支副書記王玉詩說，“其實很多人都不忍心父母彆彆扭扭地進城養老。一聽說我們有養老社群，都主動幫父母繳納租金，辦理入住。父母晚年有了保障，他們也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上樓’紅利。”

還有一些諱莫如深的傳統觀念，左右著農村老人的養老選擇。

許多老人入住養老社群後，向村幹部反映的“當務之急”，不是吃穿住行之類，而是要儘快闢設白事專用的公共祭拜點。

吳塘村養老社群在住房緊俏的情況下，還是擠出兩間來，供老百姓備辦白事。吳房村裡，村幹部一時找不到合適的空間，村民便主動出擊，並看準了田間一處廢棄的農用房，交由村委會加緊改造。

在養老社群裡，這儘管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仍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村民代代相接的傳統觀念。村裡的養老社群，既是老人的家，也被他們視作最後的精神家園。

吳塘村養老社群在住房緊俏的情況下，還是擠出兩間來，供老百姓備辦白事。

“床位”式養老社群當下遇冷，農村鄉土觀念是最大阻礙

眼見養老社群供不應求，不少鄉村動起了擴大規模的腦筋。而實際操作中，又屢屢碰到建設成本、土地空間利用、後續管理等多方面問題。

吳房村曾設想在現有基礎上，再回租一些農民宅基地進行改造。“不過村集體自主改造壓力大，社會資本看不到利潤又不願投入。”王玉詩說。

更為關鍵的是，該種模式雖也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村民住房的相對集中，但仍需要不少土地空間。一些村幹部表示，“目前並沒有可用於擴建的土地指標。”

為了規避上述痛點、難點，浦秀村的養老社群則採取了另一種建設方式。村書記馮建軍介紹，村裡改造了一座原有的3600平方米集體所有廠房，並按照長者照護之家標準，設計了95張床位，高效利用資源。

社群還聘請了充足的護理員、廚師，劃分出綜合服務區、休閒娛樂區、醫療服務區、生活服務區等，提供包攬式養老服務。老人每月只需繳納2000多元床位費，享受的服務水平，基本可達市面上收費5000元左右的民建民營養老院標準。

理性測算，上海一個農村老人每月農保及其他保障性收入可以達到1600元左右。如果子女再接濟一些，是完全可以住得起這樣的養老社群的。

然而截至目前，浦秀村養老社群僅入住了11位老人，尚不到其負載能力的九分之一。

“關鍵在於老人的鄉土觀念。”馮建軍說。

所謂鄉土觀念，不僅包含老人對土地的態度，也包括老人基於鄉土的金錢觀、價值觀、消費觀等等。

“上海農村老人的消費觀，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可支配能力。”近年來，奉賢為農村90歲以上老人提供免費午餐，80歲以上吃一餐4元，政府補貼6元，優惠力度仍然很大。但許多村幹部表示，“訂餐的人並不多，90歲以上佔大多數。有些老人明明有需要，寧可熬到90歲以後再訂。”

浦秀村的養老社群落成後，亦有不少想要入住的村民過不去心裡價位這道“坎”。

浦秀村養老社群。

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合力，能否探出一條可持續之路？

儘管農村老人的理念進步，還不足以讓浦秀村養老社群實現短期盈利——馮建軍說，養老社群每月固定運營成本達到8萬元，要想實現收支平衡，入住老人至少要達到40個——但奉賢區民政部門認為，

這種更加集約化、高效運作的農村就地養老模式很有推廣的意義和價值。

就在今年，同類型的養老社群在存古村、五宅村等地也基本完成建設。

不過，相關政府部門也已經意識到，集中居住的大趨勢下，農村老人“不離故土”養老的社會問題會越來越凸顯，單方面依靠基層創新治理，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

為了降低村集體投入養老社群的前期成本，奉賢區鼓勵國有企業參與建設改造。浦秀村與開倫集團結對，存古村與奉賢區經發公司結對，實現精準定向幫扶。

後期經營中，不僅上海市民政局作出政策傾斜，給予這一類養老社群每個床位1萬元建設補貼；奉賢區也規定了區鎮兩級要按照1∶1配套，給予各養老社群一次性建設補貼和前三年的運營補貼，以期透過各方的合力，逐步培育出能夠被老百姓接納和歡迎的家門口就地養老設施。

如今，率先運作的浦秀村養老社群，又遇到了新問題。

浦秀村民政幹部老金，原是馮建軍手下的得力干將。自從養老社群開始運作，老金時常不見蹤影。“感覺自己一夜之間變成養老院院長，工作量增加了數倍。”

老金介紹，養老社群當前的管理和運營主體均來自本村。“村委會整體協調把控，10個工作人員從本村及鄰村村民中招募。聘請的第三方專業養老機構，主要負責培訓指導。”

村委會親力親為，大大增加了人力管理成本，也加重了村行政班子的負擔和風險。但眼下看來，這已然是最優解。

“我們也想過把運營權交給第三方，但實在難以操作。”馮建軍認為，養老社群歸根結底是為了解決本鎮、本村老人就地養老的問題。“如果交給專業養老機構運作，為了實現盈利，勢必就要擴大老人的招收範圍，長遠來看，會損傷本地老人的利益，扭曲養老社群的建設初衷。”

未來，養老社群要想走出一條可持續的路子，光是探索建管及運營模式，還遠遠不夠。而是應當進一步制定規則，建立一套責權清晰、財力協調的保障機制，避免基層治理單位過度擔責，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真正實現農村老人住得起、住得慣、住得踏實。

據悉，到2025年，奉賢區計劃建成13家養老社群，實現街鎮全覆蓋。

欄目主編：黃勇娣

本文作者： 杜晨薇

文字編輯：杜晨薇

題圖來源：杜晨薇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