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電影七十年：用手機拍攝紀錄片，顧桃的新民族誌電影

公元2005年，世界上首屆“口袋電影節”，由巴黎“圖片論壇”在法國舉辦，電影節上展映的100餘部電影短片都用手機拍攝。到2011年底，美國獨立電影導演胡曼·哈利用手機拍了90分鐘長片《橄欖》。2014年的故事影片《不安的心》由美國電影人完成並上映。接著美國導演的作品《橘色》上映。

幾乎在同一個時期，中國的紀錄片拍攝者顧桃，開始用手機拍攝民族誌紀錄片。他的作品，在2015年獲得中國民族博物館的永久收藏獎。這是一屆“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

因為前期要看入圍展的影片，因此我看了顧桃的4部作品：《狂達罕》《烏魯布鐵》《雨果的假期》《敖魯古雅·敖魯古雅》他獲金獎的作品是《雨果的假期》，而我最喜歡的作品是《犴罕達》《烏魯布鐵》在真實與美學的平衡上更傾向於美學。

《敖魯古雅》則傾向於真實，資料性極強，不如前幾部影片。他還送來一部作品《神翳》，由於觀影安排的原因，我沒能看到。對顧桃的作品，我總體稱之為“新民族誌”電影。

“犴達罕”本是大興安嶺森林中一種體型最大的野生動物，由於生態破壞和盜獵猖獗，已日漸稀有。在當今中國的電影人中，顧桃很像是氣質獨特的“犴達罕”，在“即使只有一個觀眾也是複數”的信念鼓舞下，堅守著他對拍攝紀錄片的追求。

同時手機拍攝也顯示出新優勢，它使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阻礙得以消除，並使雙方自然互動，體現真實與美學的平衡。

片中的獵人，這個在離開狩獵文明後似乎喪失了方向的“藝術酒鬼”，讓人把他永遠記在了心裡。鄂溫克族按費孝通先生精闢概括的小民族社會文化特點，屬於“根蒂不深，人數又少”，尤其是敖魯古雅使鹿部落。

當他們置身於劇烈變遷的社會，搬下山來住進新居，離開了本民族世代相襲的狩獵文化，對心靈故鄉的眷戀似為最深痛、最難捨難離的一種，其“陣痛”的表達也令人撕心裂肺。

他們的內心需要理解，但還遠未被人理解；他們特別需要深切的體察入微的人文關懷，但這種人文關懷尚有缺失…正如影片中主人公維加所訴說：“永別了，獵槍！永別了，興安嶺！”4個青年獵人上了法庭，這就是對狩獵文化的末日審判。

“怎麼辦？剩下的只能是適應了。喝吧，喝死拉倒！”很多人包括他的親人、部落的老薩滿，片中稱呼“老道”的都勸維加不要再喝酒了，酒精是有毒的。

維加說：“喝酒不中毒有啥意思？我不喝酒說不出話來。”最為可貴的還在於顧桃拍攝《犴達罕》這樣的影片不是獵奇，他是懷著悲憫之心去記錄社會變遷和小民族文化的命運，以引起人們的同情和關注，而同情和關注正是主流社會能夠向一個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的前提，更是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內容。

維加的姐姐柳芭，曾是另一部由孫曾田拍攝的紀錄片《神鹿啊，我們的神鹿》的主人公。同樣一個才華橫溢的畫家，在精神流浪中常常醉臥林中以至馬路上。

有一回，她醉臥路旁，恰遇一個高大的蒙古族漢子扶起了她，這位漢子正是電影導演寧才。再後來，柳芭離世了。這給寧才的心靈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他立即著手自編自導了一部故事片。

片名：“帕爾克扎特”。影片主題一定是說，一個民族的故鄉不只是在地理版圖上，而且在它特有的文化中，在他們的心靈版圖上。住在心上的人離開了心上的故鄉，這個陣痛需要一個艱難的治癒過程。

顧桃的紀錄片不是獵奇。民族誌文獻的描述與顧桃呈現的影像都說明：對於一個“根蒂不深、人數又少”的小民族，環境、文化、酒、人的命運，它們的歷史淵源和今天的不解之緣，都需要我們關注、探討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作為一個滿族藝術家，顧桃的追求是難能可貴的。他的作品當下是小眾，今後仍會是小眾。但如他所說，即使“只有一個觀眾”，他所承載的“複數”也能體現出人類大家庭成員之間關愛的厚度，代表著一個文明古國大眾應有的審美高度。

這一點，法國有些讓人嫉妒：他們的孩子，會一群一群地圍坐在博物館放映廳裡，認真好奇地觀看年代久遠的黑白紀錄影片。更不要說藝術院線的影廳，那裡總有著固定的觀眾群。

不像“2015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展”上，即使放映一組珍貴的紀錄片—上世紀初由英國人類學家拍的《森林人》，20世紀中期的中國紀錄片《鄂倫春族》和20世紀初的《最後的山神》，21世紀初的《烏魯布鐵》，縱跨了一百年紀錄一個民族歷史文化變遷的珍貴影像，前來觀影的人也很少。這也從一個方面深刻地說明：一個民族的復興除了情懷，還需要文化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