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受害人該如何報案？這些實務經驗，和你學的可能不一樣

【文/邏格斯】

近日，煙臺高管性侵案鬧得沸沸揚揚，受害人、嫌疑人、公安和媒體均已發聲，令大家氣憤的是，嫌疑人鮑某明依然逍遙法外，沒有被刑事拘留，沒有表露出後悔的意思，甚至還覺得自己非常委屈。

這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麼樣的？為什麼這個案子，大家都覺得事實很清楚，但煙臺警方這麼不給力，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鮑某明最終會被定罪嗎？性侵案受害人應該如何正確報案？

在正式開始今天的文章之前，我跟大家做兩點說明：

第一，性侵案件立案難，這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比如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央美教授性侵案、財大教授性侵案，儘管輿論鬧得很大，但最終都沒有立案，因為辦案是講證據的，性侵案件是典型的一對一案件，取證非常困難；

第二，我本人經常辦理刑事和刑偵的控告案件，今年1月份還辦理了一個強制猥褻案，中間也是受到非常大的阻力，但最終還是立案成功，嫌疑人在看守所裡過了新年，又過了清明，接下來馬上就要起訴了。所以在這裡說的很多東西，都是我在辦案的過程中發現、總結的，如果你學過法律，那麼你會發現我說的，和你學的，可能會不一樣，這沒有誰對誰錯，你學的法律是對的，但實務中很多情況就是這樣。

案件事實

鮑某明，1972年出生，北京市某律師事務所律師、煙臺傑瑞集團副總裁、首席法務官，同時是中興公司的獨立董事，同時通過了美國律師資格。這種人我們通常稱之為大佬，而且對法律還十分熟悉，更加恐怖的是，早在2011年，鮑某明就寫過題為《從“嫖宿幼女”看未成年人保護的差距》，可以說他從一開始就把相關罪名給研究透了，這也為後面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伏筆。

鮑律師在《從“嫖宿幼女”看未成年人保護的差距》一文中呼籲重視幼女性侵問題，“儘量避免給有特權的人物以可乘之機”

受害人李星星，2001年出生，2015年4月份，鮑某明認識了李星星的母親。

本案的主要事實如下：

2015年11月，鮑某明帶著受害人李星星來到了北京。

但不能確定的是，鮑某明是如何把李星星從她母親身邊帶走的，到底是透過騙取李星星母親的信任，還是直接給錢，才能讓李星星的母親這麼多年一直不聞不問，也不來探望，這一點可能將永遠不得而知。

2015年12月31日，《南風窗》的報道和有關的影片均稱，鮑某明在這一天第一次跟李星星發生了性關係，隨後給李星星洗澡，沒收了她的手機，並把她從事發地天津，帶回了北京住處，並且開始給她觀看未成年人的色情電影。

幾天之後，李星星報警，警方來進行了一番搜查，但最終並沒有任何的結果，李星星甚至不記得，鮑某明當時是否被警方抓走了，因為報警沒有結果，李星星之後一直沒有報警。

2016年4月開始，鮑某明因為工作原因，來到了煙臺，李星星也被帶到了煙臺。根據媒體報道，在之後的幾年裡，鮑某明持續對李星星進行人身控制、精神控制、羞辱，並繼續與她發生性關係。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煙臺自殺，被他人救下後被送警，這一次報警，最終的結果是警方立案後，又撤銷案件。

根據《南風窗》的報道，鮑某明被採取了“強制措施”，被帶到派出所做筆錄，但從報道可以看出，鮑某明在做完筆錄就被帶出來，坐到李星星旁邊，開始細數自己對李星星的好，這意味著鮑某明應該沒有被採取正式的強制措施，而僅僅是傳喚。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們有五種強制措施，即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刑事拘留和逮捕。傳喚的意思是，警察是沒有傾向的，找你來了解事實；強制措施的意思是，警察傾向於認為你有問題。通常傳喚可以傳喚24小時，一般情況下會用足24小時，而在這個案子裡，估計只傳喚了不到12個小時，那隻能說明，辦案警察從一開始就傾向於他是無罪的。

在做筆錄的過程中，她感覺自己受到了二次傷害，一位警察問她，“鮑某明打你了嗎？”李星星說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一隻手突然過來，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問李星星，“他是怎麼掐你脖子的？”

這種情況存在嗎？普遍存在。因為警察要查明事實，所以會詢問得非常詳細，如果你有機會看相關案件的筆錄，你會發現就是一本淫穢書刊，比如會問，“他插進去了嗎？”你回答“插進去了”，那麼接下來一定會問，“插了多久？”“插了幾下？”等等。

基本上，報案的過程，受害人等於在精神上受到了二次傷害。更讓李星星難以接受的是，做筆錄做著做著，鮑某明出來了，並且坐到了她旁邊。

幾天後，警方告訴她，找不到電視裡的“兒童色情片”，電腦裡的檔案也沒找到。李星星說自己知道在哪裡，去指給警察看。她和媽媽去了派出所，對方卻告訴她，電腦已經不在派出所裡了。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檢測結果，對方沒有給她。

2019年4月26日，芝罘區公安分局，正式下達了《撤銷案件通知書》，理由是“沒有犯罪事實”，李星星繼續鬧，結果在警方的調解下，鮑某明給李星星寫了一封保證書。保證書中寫道：“給我現在的女兒，和未來的妻子。”

2019年9月6日，李星星在律師的協助下，透過檢察院提起了監督。

2019年10月9日，在檢察院的監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之後，案件一直都沒有實質進展，直至本次輿論爆發，煙臺警方表示已經成立了專案組，但目前尚無實質進展。

相關媒體報道（圖/微博）

這個案件大家感覺事實很清楚，但為什麼煙臺警方這麼不給力？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大家基本上心理已經有數了，這個鮑某明，表面上人模人樣，背地裡就是個衣冠禽獸，50歲的人居然跟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這種人還需要審嗎？槍斃5分鐘都便宜他了，應該直接拖出去餵狗，犬決。

然而很遺憾，現在是法治社會，警察辦案是需要講證據的，特別是刑事案件，需要排除合理懷疑，而目前的證據不足，既無法證明雙方發生了性關係，更無法證明李星星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發生性關係的。

根據法律規定，性侵案件，主要有兩個要件，第一個是身體接觸，如果證明有性器官的插入，那麼就涉嫌強姦，如果只是摸一摸，那就是涉嫌強制猥褻，第二個要件是證明是強迫，以暴力或者以其他方式強制，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發生了性關係。

以我1月份辦理的性侵案為例，第一，在我一再要求下，警方採集了受害人私密部位的DNA檢材，這是為了證明，發生了身體接觸；第二，受害人的手機有錄音，並且錄音非常明確地表明瞭受害人拒絕的意願，和嫌疑人強迫的意思。因此這個案件最終可以比較順利地立案。

而在這個案件裡，兩點都很難證明，發生了性關係很難證明，至於非自願，就更加難了。

發生性關係，李星星提供了帶有血液、精液的衛生巾、鮑某明擦拭過的紙巾，但這些能證明什麼呢？精液是在衛生巾上，不是在受害人的身上，而且衛生巾不是當場查到，而是受害人提供，那麼是否有一種可能，李星星找到了鮑某明打手槍之後的精液，然後用自己帶血的衛生巾擦拭了精液。只要有這麼一個可能，那麼對不起，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圖片來源：《南風窗》

當然，在這個案子裡，我不排除鮑某明大大咧咧承認了雙方發生了性關係，但同時提出雙方是自願的。

鮑某明在派出所寫的保證書，裡面寫到“給我現在的女兒，和未來的妻子”，這意味著他把雙方的關係定位為戀人，一個年紀50，一個還沒成年，但已滿了14週歲，這就夠了，雙方談戀愛，違法嗎？不違法啊，談戀愛的時候情難自禁，初嘗禁果，沒有強迫，這違法嗎？不違法啊。

鮑某明甚至可以說，對，我們發生了性關係，但不是強迫的，而是他花言巧語之下發生的，他用的不是強，用的是騙，但騙錢違法，騙感情違法嗎？只要不假冒軍人、公務員騙感情，就不違法。

在司法實踐當中，通常是透過驗傷報告、錄音、錄影來證明非自願，而在這個案子裡，驗傷這條路已經堵死了，三年多的時間沒有報案，也強化了警方的判斷，唯一的可能，就是李星星說的裸照和錄影了。

李星星告訴警察，家裡的電視機和鮑某明的電腦上，都有很多“兒童色情片”，還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影片。家裡裝的攝像頭，一定也拍到很多東西。

從處理結果來看，公安機關並沒有提取到這些東西，那麼有兩種可能：第一，鮑某明，非常狡猾，把這些東西存放到了警方難以找到的地方；第二，辦案民警沒有用盡全力去偵查這些證據。

我個人傾向於第二種可能，這就要講到我個人的經歷了。我在辦理1月份的性侵控告案件中，當事人有一份手機錄音證據希望提交，但當時接待報案的民警表示“不要”，後來經過多次交涉，才終於收下了這份錄音證據，最終對於定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受害人主動提供證據尚且如此，那麼煙臺當地警方沒有積極調取相關電子證據，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正是因為缺乏證據，煙臺警方在立案之後，沒有對鮑某明採取逮捕措施，對強姦這種嚴重的暴力性犯罪，沒有采取逮捕措施，這意味著，煙臺警方目前大機率還是認為證據不足。

目前，煙臺警方已經成立了專案組調查該案，應該會把重點放在對電子資料的調取和口供上，我對煙臺警方還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因為所有的電子資料都有可能被還原，如果能從鮑某明的電腦、網盤或攝像頭儲存卡上調取到相關的錄影，本案還有一定的希望，如果無法調取，這個案子將和央美教授案、財大教授案一樣，成為又一個讓大家失望的案子。

但很遺憾，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鮑某明逍遙法外，將是大機率的事件。

性侵案受害人應該如何正確報案？

這個案子，其實最讓我遺憾的，是受害人李星星沒有及時地獲得法律指導，沒有正確地報案。

性侵案件的特點有兩個，第一是證據少，本身就是一對一的案件，如果你沒有錄音，沒有錄影，證據非常少，死無對證，第二是證據容易滅失。

我在1月份辦理的案件為例，案子在半夜十二點發生，馬上報警，報警之後警方一直未提取DNA檢材，之後整整一天，我都在溝通這個事情，到了下午3點多，才給提取了DNA檢材，幸好最終從受害人身上檢出了嫌疑人的DNA，這成了定案非常重要的一環。

什麼叫提取DNA檢材呢？就是警方拿著棉棒，在受害人和嫌疑人的身上、衣服上、指甲縫裡擦拭，然後放到檢驗盒裡，把檢材跟對方的DNA進行比對，比如說從受害人胸部提取的檢材，檢出了嫌疑人的DNA，那就可以判定，嫌疑人襲你胸了，那如果在受害人的陰部檢出了嫌疑人的精液，那更加可以證明，發生了性器官的插入。

提取DNA檢材，一個是要快，基本上也就24小時提取，並且在超過8小時之後，效果就很差了，另一個，跟手法也有關，一個初出茅廬的民警，手法不熟練，隨便擦了幾下，可能這個部位明明有DNA殘留的，但沒有提取到，而換一個人，手法比較熟練，可能就提取到了。

在李星星這個案件裡，這是最大的硬傷，我們不知道李星星在4月8日經歷了什麼，但如果當天鮑某明沒有強迫她發生性關係，那麼警方想要證明雙方發生性關係，就非常困難了。

性侵案的受害人，如果要報案，那麼第一，在案件發生的時候，要注意儲存證據，開啟手機錄音，或者儘量到有攝像頭的地方，或者儘可能大聲地叫出來，明確地表示拒絕，並用你的指甲去摳，去反抗，儘可能留下DNA檢材；第二，要快，要儘快報警，趁著證據沒有滅失，並且一定要找這方面的專業律師，儘快提取DNA檢材，保留相關的證據，在證據充足的情況下，給嫌疑人致命一擊。如果當時沒有提取到足夠的證據，之後無論輿論造得有多大，想要再翻案，都非常困難。

到這裡，有朋友會說，這是不是中國法律的漏洞？我們應該儘快修改法律，填補這個漏洞，把性侵案件的嫌疑人繩之以法。

那麼這裡我們就要思考一個問題了，法律是幹嘛的？刑法是幹嘛的？是懲罰犯罪嗎？刑法有懲罰犯罪的功能，但沒有刑法就不能懲罰犯罪嗎？如果沒有刑法，交給道德去審判，那麼貪汙？死刑，強姦？死刑，猥褻幼女？死刑。嫌疑人只會死得更慘。所以，法律是幹嘛的？刑法是幹嘛的？

我告訴大家，法律不是正義，我們也不是神，我們只是卑微的凡人，我們沒有權力去裁決他人，你以為你很正義，我以為我很正義，但非常對不起，法律正是為了防止像我們這樣自以為正義的人。

美國的辛普森案，經歷了474天的審理，出現了113位證人的1105份證詞，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辛普森無罪！該案的主審法官說：“辛普森沾滿鮮血的手，你可以說你看見了，我可以說我看見了，但法律卻不能說法律看見了。”為什麼？因為我們有法律，我們有證據規則，我們有無罪推定，當證據不足，存在疑點，不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讓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具體到這個案件，有沒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鮑某明給了李星星的母親錢，但這筆錢不是買人口的錢，而是彩禮，是聘禮，他跟李星星發生了性關係，但不是強迫的，而是欺騙的，甚至是跟李星星說，你跟我發生一次關係，我就給你買蘋果手機。如果有這個可能，那麼作為個人，我們可以譴責鮑某明，但對於法律，只能做出對他有利的處理。

最後，我還要說，法律不是萬能的，因此我們還有道德，無論法律對鮑某明會作何處理，這個人都將被我們所有人不齒，法律不能判決他肉體死刑，但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擴大影響，讓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孌童的變態，以後哪個公司再敢聘用他，就讓這個公司承受輿論的怒火，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宣告他社會死亡。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青果法律”，作者邏格斯，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