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對代際流動的影響——對39個國家的考察

原創 侯利明、楊貴龍 定量群學

原文資訊：

Hertel FR， Groh-Samberg O。 The Relation between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39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84（6）：1099-1133。

doi：10。1177/0003122419885094

文章導讀：在區分宏觀經濟不平等和階層間資源不平等的基礎上，本文以國家為單位，對代際流動和不平等的關係進行了分析。

問題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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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平等與代際流動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社會學家關注的重要議題。以往代際流動研究一般從相對流動機會出發，來分析兩者關係。但是，已往研究對階層間不平等和階層內不平等的混用，導致對不平等和代際流動關係的分析出現了相互矛盾的結果。

在代際流動過程中，階層間的資源距離（resource distance）反映了流動障礙，資源較少的階層傾向選擇相對保守的流動策略，因為一旦失敗，將可能遭受更為嚴重的懲罰；相反，資源較多的階層則傾向選擇非保守的流動策略，因為他們能夠使用額外資源來維持和提高他們的地位。因此，階層間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影響代際流動的強弱。對此，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問題：（1）階層間不平等與代際流動存在什麼樣的關係？（2）不同型別的國家間，代際流動是否存在差異？

研究回顧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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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對國家間代際流動差異的產生原因有兩種解釋，其一認為經濟不平等會影響代際流動，但這一點存在爭議。這種爭議主要表現為，是使用宏觀經濟的不平等（如基尼係數）還是使用階層間的資源不平等來進行預測。已有研究指出，相較於前者，後者可能才是影響代際流動更重要的因素。其二是不同國家間一系列的階層結構、福利制度、教育體系的差異。對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假設2和假設3：

假設1：經濟和文化資源的不平等會導致相對流動機會的下降。

假設2：不平等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不是由宏觀經濟不平等驅動的，而是由階層間的資源不平等驅動的。

假設3：國家福利制度型別對代際流動機會有直接影響。

此外，階層間的資源不平等反映了階層間的流動障礙。已有研究指出，階層間資源不平等較大的國家表現出較低的社會流動性，這與該國特權階層的排他優勢有關。同時，由於最高階層與最低階層之間的資源不平等最嚴重，因此相對流動障礙最高。對此，本研究提出假設4和假設5：

假設4：不同階層間的相對流動機會與階層間的資源不平等有關。

假設5：最高與最低階層的相對流動機會較之其他階層間的流動機會更弱。

資料、變數和方法

03

（一）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是1999年至2010年期間進行調查的一個跨國流動資料集（Mobility Dataset，MDS），該資料集包含了歐洲社會調查等在內的6個綜合社會調查，調查了25歲至65歲的受訪者，共得到39個國家共176395個樣本。

（二）研究方法與變數

本研究進行了兩組分析。

第一組探討宏觀層面的社會整體開放性、代際流動性與多維度的階層間不平等的關係。核心因變數為反映國家間代際流動強度的Unidiff引數（透過對數線性模型中的對數乘積模型得到），然後對Unidiff引數取倒數，值越高，表示一個國家的代際關聯越弱，相對流動機會越強。核心自變數為階層間不平等，主要指標是受教育年限、工資時薪和家庭可支配收入，透過對其進行加總得到綜合不平等變數，該值越大表示階層間總資源的不平等越大。

第二組探討資源距離與代際關聯的關係。核心因變數為對角線模型的OD關聯引數（透過去除對角線引數的對數線性模型得到），該值越大表示代際關聯越強。對數線性模型所使用的父代與子代的職業地位為EGP階層地位指標，分為六類，分別為高服務階層（High Service Class， HSC）、低服務階層（Low Service Class， LSC）、常規非體力階層（Routine Nonmanual Class， RNM）、自營職業者和農民（Self-Employed and Farmers， SEF）、熟練工人階層（Skilled Working Class， SWC）或非熟練工人階層（Unskilled Working Class， UWC）。核心自變數與第一組分析相同。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加入了控制變數人類發展指數（HDI）和福利國家型別。福利國家的四個型別分別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保守主義。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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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際流動的跨國差異

圖1比較了不同型別福利國家的代際流動強度。可以發現，自由主義國家的代際流動性高於平均水平（虛線），而保守主義國家則處於平均水平之下，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代際流動性高於平均水平，但整體上低於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保守主義國家的內部差異最大，無法概括為單一趨勢。

圖3呈現了不同國家代際流動強度與階層間資源距離的關係（這種負相關關係在以往研究中被稱為“蓋茨比曲線”）。結果顯示，不管男性還是女性，所在國家的階層間資源距離越大，其代際流動性就越低。

（二）階層不平等與代際流動

表1呈現了39個國家階層資源不平等程度對男性代際流動的影響。模型2~4顯示不平等的三個維度對代際流動均有顯著影響，表明一個國家的階層間資源距離越大，越不利於該國男性代際流動。模型7顯示，在控制了福利制度型別和人類發展指數之後，一個國家的教育和家庭收入不平等對該國男性代際流動仍存在顯著負向影響。假設1得到驗證。

表2加入了反映宏觀經濟不平等的指標（如基尼係數），以比較宏觀不平等和階層間資源不平等對男性代際流動的作用。透過該表中模型2~8可以發現，常規的宏觀指標對代際流動的影響均未透過統計顯著性檢驗，而階層間資源不平等則有顯著的影響。假設2得到驗證。

表1模型7顯示，福利國家型別對男性代際流動沒有直接影響，但是表3模型7顯示，福利型別對女性代際流動產生了直接影響。具體表現為，相較於保守主義，在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中，女性表現出更強的代際流動性。假設3得到部分驗證。

（三）階層不平等與向上/向下流動

表5顯示了階層資源不平等對男性在不同階層間流動機會的影響。對角線左側係數代表不平等程度對從低階層向高階層流動的影響，右側則反過來，代表對高階層向低階層流動的影響。可以看出，不管是對向上流動還是向下流動，階層不平等大多發揮負向作用，但也有很多係數不顯著，說明代際流動並不總是隨著不平等程度的擴大而降低。值得注意的是，階層資源不平等對男性從最低到最高階層的向上流動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對從最高到最低階層的向下流動並無顯著影響。在用相同模型對女性樣本進行分析後，得到與男性相似的結果。假設4和5得到部分驗證。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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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有以下4點結論：

（一）不平等程度對代際流動的影響並不是由國家宏觀經濟不平等所驅動的，而是由階層間的資源不平等所驅動的；

（二）不同階層間資源不平等程度越嚴重，該國居民的代際流動性越低。

（三）與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相比，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女性有更高的代際流動性；

（四）階層間不平等對向上與向下代際流動均有一定的負向作用，尤其是對於階層跨越幅度很大的向上流動。

編者簡評

本研究透過使用39個國家的代際流動資料，對不平等和代際流動的關係提出了新的解釋。研究發現，基尼係數等表示國家宏觀經濟不平等的變數對代際流動的影響不顯著，而階層間的教育不平等和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顯著的解釋力。這為未來的國際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研究視角。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未來研究可以在微觀層面上對階層內不平等潛在機制進行進一步的測量，這種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的概念創新和實證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

特此感謝西交大社會學系博士生李吉悅在本文梳理過程中給予的幫助！

作者｜侯利明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楊貴龍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不平等對代際流動的影響——對39個國家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