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應禁止996工作制 過分工作對社會是淨損失

大師NO。040

作者|黃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網易研究局專欄作家）

最近關於“996工作制”的議題被大家關注，並涉及華為、阿里巴巴等多家公司。所謂“996工作制”是指員工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這顯然是違反勞動法的超時工作。即使不違法，

筆者認為這是應該禁止的。

筆者向來傾向於多讓人們自由選擇，例如昨天在本欄的文章（《黃有光：中國甚至連第一線城市也不必限制落戶》），筆者支援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不過，在超時工作方面，卻有用法律強制人們不可以超時工作的道理。

根據研究，

太長的工作時間會減少快樂，是相當可靠的結論

（見如Yamashita 2016）。即使不看人們的快樂，只看生產力，長時間工作也是有害的（見如Harris 2018） 。研究顯示，

每週工作超過50小時，生產力會大量減少。

996工作制涉及超過60小時的周工作，肯定是過分的，尤其是當我們考慮了長期的影響，包括健康等因素之後。例如楊小凱，曾經多年工作超過996（大致是897），結果55歲就因為健康問題而去世（2004年），真是可惜。

美國著名的沃頓商學院的心理學家Adam Grant在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提出每星期只工作4天，因為有很好的實驗顯示，減少工作時間使人們更加能夠有效地集中注意力，結果能夠生產同樣多（產品），質量與創造性也更高，而員工對僱主也更加忠誠。

即使是每天只工作8小時，扣除睡眠8小時、洗漱三餐等3小時，上下班2小時，也只有3小時的閒暇。這3小時，至少應該用一小時在運動或類似的健身上。能夠用來讀報、看電視等的時間也不超過2小時。因此，

每天

8

小時工作，應該是極限了，不應該超過，至少長期而言，短暫的、偶爾趕時間完成任務，可能可以例外，但絕不應該長期都在趕。

除了足夠的閒暇時間，閒暇的質量也很重要。

對快樂有正關聯的閒暇活動包括：讀書、聽音樂、學有用的技能、和親戚朋友在一起等（Wang & Wong 2011）。詳見筆者在喜馬拉雅的《快樂經濟學》的音訊課。

如果工作時間太長對生產力、健康、快樂都不利，為何還是有過度工作的問題呢？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

人們往往太過重視當前，而忽視長遠的作用。

第二，

由於人際攀比或炫耀性消費的作用，人們往往太重視表面上看得到的東西，因而偏重物質或金錢上的收入與消費，而忽視健康與快樂。

第三，

商業廣告也影響人們偏重物質上的消費。

第四，從整個社會，尤其是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生產與消費帶來的汙染等對環境的破壞，加上環保稅的不足，也使人們選擇的工作時間，超過社會最優水平。

筆者曾經多次說過，由於這些原因，對收入與消費的稅收，並不是像多數經濟學者所強調的，會造成扭曲作用，或有反激勵效應。相反的，這些稅收是有糾正性的。不過，稅收對過長的工作時間的減少作用不大，因為所得稅對於鼓勵人們少工作的替代效應（以閒暇替代收入），往往被其收入效應（稅收使人們的總稅後收入減少，因而更想多賺錢）所抵消。因此，要能夠有效地減少工作時間，很可能需要用法律來限制。

馬雲問，“這個世界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你怎麼能夠實現你想要的成功？”馬雲的這個議論，有三個問題。

首先，這個說法忽視上述關於人際攀比的問題。人人要比他人強，或不是差太多。以個人而言，超時工作，至少短期內可能可以超越他人，而取得一些成功。但在社會的層面，平均而言，相對地位是不能提高的。某人的相對地位的提高，表示他人的降低。因此，這種人際相互攀比，是零和遊戲，甚至是負和遊戲，過分工作只有個人層面的回報，在社會層面沒有回報，是淨損失。

其次，筆者認為，我們人人應該適當地努力工作，但不必過分工作，尤其是不要工作到影響健康與快樂的水平。在這樣的適度工作下，能夠達到什麼程度的成功，就已經足夠了。如果要爭取更多，在整個社會的層面與長期而言，往往是弄巧反拙。例如筆者本人，從來每星期都沒有工作超過50小時。我不是996，我是11。7。7，每星期不超過50小時，而且這還包括上網的時間。如果扣除，應該不超過45小時。晚餐後不工作。早餐前與睡前分別打少林拳與太極拳。因此，筆者現在快77歲了，還在全職工作，抵消掉以前當楊小凱每週工作80小時時，我只工作40小時的“缺失”。能夠達到什麼成功水平，還有其他包括幸運的因素，不必太計較。

第三，用超時工作來取得成功，即使在例如財產上累積多了，但如果健康不行，算成功嗎？甚至像楊小凱於55歲去世，算成功嗎？

網易研究局和他山石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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