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橄欖球冠軍成政治新星，目標是“加拿大奧巴馬”

36歲的巴拉拉馬·霍爾尼斯是一名法律系學生，也是一名社群幹事，曾在加拿大從事過職業橄欖球運動。他正在成為加拿大反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主要聲音。

一、作為叛逆者的未來

對巴拉拉馬·霍爾尼斯來說，他生命中的決定性時刻發生在他出生前四年。那是在蒙特利爾舉行的鮑勃·馬利（注：牙買加唱作歌手，雷鬼樂之父）演唱會上，當這位歌手大喊 “站起來，站起來，為你的權利站起來”時，他來自魁北克的母親和來自牙買加的父親目光交匯在一起。

那是自由奔放的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一年，他那愛冒險的說法語的母親和清心寡慾、講英語的父親在一個雜亂無序的曲棍球館裡還是陌生人。但霍爾尼斯說，當馬利的歌聲在人群中響起時，語言和種族的壁壘瞬間崩塌。他說，這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種罕見魔力。

霍爾尼斯說：“音樂化解了社會中虛構的分裂。在髒辮、牙買加方言和魁北克法語之間的某個地方，播下了我存在的種子，還有我作為叛逆者的未來。”

36歲的霍爾尼斯是教育工作者、電臺主播、法學院學生和前加拿大職業橄欖球冠軍得主。他渴望成為“加拿大的奧巴馬”——他發現，奧巴馬最初也是一個社群幹事，最終成為一名“混血律師”。他的另一個榜樣是黑人四分衛科林·卡佩尼克，他在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賽前唱美國國歌時下跪，成為反對種族和社會不公的有力象徵。

霍爾尼斯的狂妄自大和雄心壯志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由於他的父母尊重印度教傳統，他們給他起名叫巴拉拉馬（Balarama），而有些人認為巴拉拉馬是擁有非凡力量的神。他的堂哥安德魯·霍爾尼斯是牙買加總理。

二、幫助促成了對種族問題的“全國清算”

就巴拉拉馬·霍爾尼斯而言，他在過去兩年中發動了一場草根運動，推動蒙特利爾市政府就係統性種族主義舉行聽證會，並因此登上了加拿大的頭條。這在以法語為主的魁北克省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因為該省政府曾多次否認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

霍爾尼斯（中）和“蒙特利爾在行動”的成員中提交了22000個簽名。他們在2018年要求蒙特利爾市就係統性的種族主義和歧視舉行聽證會。

在過去的12個月裡，有7000人為這次調查作證或提交了意見。上個月，調查組釋出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結論是蒙特利爾市政府對警察的種族定性（注：指執法人員僅僅根據個人的種族或者族群屬性而對其進行攔截、盤問、搜查以及逮捕等執法活動）行為視而不見。該市103名當選官員中，非白人只佔6%，這也讓市政府受到了質疑。

報告發布後，魁北克省省長弗朗索瓦·萊戈任命了兩名黑人部長領導一個反種族主義工作組，而霍爾尼斯已成為加拿大各大學、民間活動和政府部門的主要諮詢物件。

加拿大司法部長和總檢察長戴維·拉麥迪曾向霍爾尼斯尋求建議。他回憶說，霍爾尼斯曾在自己的電臺節目中親切地“拷問”過他。在採訪中，霍爾尼斯懇請部長在制定政策時考慮下刑事司法系統對黑人的監禁比例過高的情況。

拉麥迪說：“他對我窮追不捨——他很聰明，但並不傲慢。我將他看作一個國家領導人。我們需要他的聲音。”

加拿大議會黑人議員團主席格雷格·費格斯稱讚霍爾尼斯幫助促成了對種族問題的“全國清算”。

霍爾尼斯發現，儘管加拿大試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進步的、自由的堡壘，但現實要險惡得多。存在的問題包括被征服的原住民，多倫多的黑人居民被警察殺害的可能性是白人居民的20倍，還有歷史性失憶症。

他遇見了自己的伴侶、國際發展專業的學生達內拉·託雷利，當時她正在蒙特利爾的大街上收集簽名。

他們給11個月大的女兒起了中間名安吉麗，以瑪麗·約瑟夫·安吉麗的名字命名。瑪麗·約瑟夫·安吉麗是一名29歲的女奴，她為自由而戰，在1734年被指控燒燬蒙特利爾的一個社群後，遭到拷打併處以絞刑。

霍爾尼斯和女兒貝拉在一座紀念加拿大首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的紀念碑前。社會活動人士呼籲移除紀念碑，因為麥克唐納壓迫原住民。

霍爾尼斯回憶說，當他開始尋求與系統性種族主義作鬥爭時，一些魁北克人詆譭他，指責他“扮演受害者”，而一些資深活動人士則將他斥為一個狂妄自大的新秀。但他表示，由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引發的爭取黑人權利的全球抗議，提升了他的聲音和雄心。

霍爾尼斯說：“權力濫用一直困擾著棕色人種和黑人，我們受夠了”。

三、“對黑人來說我太白，對白人來說我太黑”

平等主義精神很早就在霍爾尼斯心裡紮根了。他的父母離異後，母親帶著他和雙胞胎弟弟住在西弗吉尼亞州的一處印度靜修場，他吃公共餐，每天冥想，他說他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種族或膚色。

霍爾尼斯表示，他的堅韌是在9歲時磨練出來的。當時他進入靜修場成員們都去祈禱的穹頂狀汗蒸小屋，突然發現自己完全處於黑暗之中，驚恐、慌亂、無法呼吸。“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可以駕馭自己的思想來控制恐懼”，他說。

但在10歲時，他那田園詩般的世界被徹底顛覆了。當時他的母親帶著他們從靜修場搬到了蒙特利爾一個以白人為主的郊區社群。他的母親開了一家舞蹈工作室，但家裡經濟拮据。他與書生氣十足的父親重聚。父親放棄了物質享受，在一座印度教寺廟全職服務。

霍爾尼斯回憶道，他很想融入社群中。但在那所資金不足的法語公立高中，他的膚色打亂了他的計劃。

他說：“一個男孩問我，‘你臉上為什麼有泥？’另一個人以‘N字詞’（注：指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用語Nigger）稱呼我。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一個棕色面板頭髮捲曲的孩子，一個有著有趣名字的素食主義者。”

他補充說：“我的一位老師甚至給我起了一個新名字‘史蒂文’，試圖同化我。對黑人學生來說我面板太白了，對白人學生來說我太黑，他們都不接受我。”

霍爾尼斯回憶道，他很快就開始打架、吸大麻、酗酒。他被警察反覆隨機抽查證件。有一次，在被指控閒逛後，他被塞進了警車後座。

雖然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很有天賦的街頭籃球運動員，但他從來沒有打過有組織的橄欖球比賽。然而18歲的一天，當他在電視上觀看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的一場比賽時，在看到一名身高5英尺11英寸（約180釐米）、體重180磅（約82公斤）的防守後衛時，他決定成為一名職業橄欖球運動員。他後來在渥太華大學打球。

他與隊長髮生了衝突，有一次他的手在打架中骨折了。但他的速度（他可以在4。4秒內跑出40碼，約合37米）引起了加拿大橄欖球聯盟球探的注意。之後，他以未被選中的自由球員身份加盟了溫尼伯藍色轟炸機隊，在合同到期後，他又與家鄉蒙特利爾的阿魯埃特隊簽約。

霍爾尼斯說，多虧了職業橄欖球的紀律，“毒品和負面影響像死皮一樣脫落了”。

2010年，在格雷杯（注：指加拿大橄欖球聯盟的冠軍賽，相當於加拿大的超級碗）訓練營前兩個月，霍爾尼斯的腳骨折了，醫生告訴他，他的賽季結束了。

由於擔心自己會失去在隊裡的位置，他隱瞞了受傷的情況，不顧傷痛繼續訓練。他後來幫助阿魯埃特隊贏得了格雷杯，至今仍然自豪地戴著他的冠軍戒指。

“它代表了我所克服的一切，”他說。

蒙特利爾阿魯埃特隊慶祝獲得2010年加拿大橄欖球聯賽冠軍

但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傷病之後，他決定離開職業體育界，成為一名教師。2013年，57歲的母親死於病毒性疾病，他痛不欲生，開始了兩年的旅行，並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

在做了一段時間的教師後，他申請了加拿大最著名的麥吉爾大學的法學院。在那裡上學的第一年，他競選了北蒙特利爾的市長，那裡是加拿大最貧窮的社群之一。

競選失敗後，他指責他的左傾政黨利用非白人候選人進行公關，但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支援來贏得選舉。一些評論家稱他是個輸不起的人。

他不卑不亢，隨後又開始與系統性種族主義作鬥爭。不過他說，讓魁北克人承認這一點是有難度的，因為加拿大大多數講法語的白人本身也是少數族裔，他們認為 “多元文化主義是對他們自身文化和身份的威脅”。（注，加拿大講法語的人數要少於英語人群，所以可以理解法語人群在加拿大也是少數群體）

現在，他正在考慮競選蒙特利爾市長，然後進軍全國政壇。

他說：”我的最終目標，是讓社會成為一個像1979年那場演唱會那樣的地方。我和我母親一樣，是一個夢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