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來國人思想之變化二：制度之變

1895年

4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經甲午戰爭之慘敗後清朝

政府與日本

明治

政府在日本

馬關簽訂了

《馬關條約》。條約一經簽訂，訊息傳回國內舉國譁然。適值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等待發榜。《

馬關條約

》內割讓臺灣及遼東和賠款白銀二億兩的訊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

，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

都察院

”門前請代奏，即所謂“公車上書”。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

維新派開始

登上歷史舞臺。

只可惜，“公車上書”最終未能得到清政府的認可，不過，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卻沒有因為此次運動的失敗而放棄變法救國的努力。

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過後，康有為創辦了《萬國公報》，宣傳變法思想。該報紙從1895年8月17日開始正式刊行，為雙日刊。等到了1895年11月，康有為又組織、成立了強學會。強學會中不僅匯聚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也將翁同龢等支援光緒皇帝的“帝黨”聯合到其中。強學會成立後，《萬國公報》正式改名為《中外紀聞》。

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

在有了穩固的宣傳陣地和堅實的政治團體後，康、梁二人開始著手將他們的理論付諸於實踐。

萬國公報

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讓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明白腐朽的政治制度難以救亡圖存，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

康有為提出了專制：君主制——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的三階段發展論。他認為透過暴力革命，實現共和政體弊大於利，政治革命終的結果，將是社會的混亂與無序。據此維新派提出了“伸民權、爭民主、開議院、定憲法”等政治綱領，主張在中國走君主立憲道路。這就是近世以來國人思想之第二次變化，開始由器物之變轉向制度之變。康、梁等維新派認為中國孱弱在於政治制度而不在於堅船利炮與否，這無疑是國人認知的一大進步，他們希望中國也能如大英帝國般設議院，走君主立憲道路。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後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了“

明定國是

”詔書，變法正式開始。

維新派在光緒帝的支援下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政治上，

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通政司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經濟上，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倡辦實業，促進生產；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軍事上，改用西洋軍事訓練。其中尤以文教事業頗為亮眼，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戊戌變法一大成果——京師大學堂

好景不長，維新派激進的改革措施觸及了

清政府中

守舊派的利益，

有人上書

慈禧

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

奕劻

、

李蓮英

跪請太后“

垂簾聽政

”；御史

楊崇伊

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

光緒

，另立皇帝。在此種兇險的背景下，戊戌變法歷經百天終於難產。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

中南海瀛臺

；然後釋出訓政詔書，再次臨朝“

訓政

”，“戊戌變法”失敗。

“戊戌六君子”遇害於北京菜市口

戊戌變法失敗了，但它不愧為一次偉大的嘗試。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後爆發的

辛亥革命

打下了思想基礎。戊戌維新失敗後，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在看清了清朝腐朽的統治者的嘴臉後，支援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轉變為革命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