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南京系列之二：得益於運河以及淮河

當今中國的城市中，名字中帶“京”的，除了首都北京之外，只有南京一個城市。這是地理、歷史、經濟、文化、政治、科教、產業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詮釋了南京在中國版圖格局和歷史長河中的特殊位置，也昭示了南京在中國的獨特價值，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程序中的應有責任。

回顧南京2500多年的建城史，這種獨特得益於她不時的引領，她持續的探索，她為中華文化的歷史貢獻，她積累的科教優勢和產業基礎。在中國，梳理古代創新程序，回顧近代歷史，繞不開南京；深入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一個創新的中國，需要一個創新的南京，需要南京在新的起點和座標上謀劃推進創新名城建設。

為什麼是南京系列之二：得益於運河以及淮河的南京

長江是東西走向，今天的長江已經變成了黃金水道，但在歷史上，長江更多的是作為天塹存在的。那時長江發揮的連線東西的交通作用遠遜於對南北交通的阻隔效果。比如，《南史》中的“長江天塹，古來險隔，虜軍豈能飛渡？”，《水滸》中的“佔據江南八郡，隔著長江天塹，雙比淮西差多少來去”，等等。

儘管長江隔阻了南北的交通，但她一般卻不可能為南北政權割據的分界線。當北方把前線推進到長江岸邊後，南方的政權一般不可能再苟延殘喘。這一原因也使得是淮河而不是長江成為了區分南北方的標誌。

南北走向的運河則與此明顯不同。提到運河，人們首先想到的都是連通的象徵，而不可能想到對兩岸的割裂。這一方面是因為運河相比於長江遠不夠深邃寬廣，更因為運河開鑿的出發點和實際承擔的功能，運河的本質就是溝通交往、連線貫通，她加深了彼此的瞭解融合，也加速了整體的創新創造。

南京不是運河之城，但其之興卻繞不開運河。開鑿運河，本身就是人類文明成長進步的一個標誌，她對文明的助推更是意義非凡的。

北京成為首都多多少少離不開北方遊牧民族的因素，或者像建立金和清的女真和建立元的蒙古，本身就是遊牧民族，從關外遷來是為了更好地統治中原；或者像明，從南方遷來，是為了防範長城之外的遊牧部族。

南京則不然，或許五胡在北方建立十六國的事實，客觀上使南京成為南部中國的首都有了可能，但定都南京卻與定都北京有著不同的形態格局。

如果說古代北京的興盛特別是成為國都是“馬背”駝來的，那麼歷史上南京的興盛則是“水上”成就的。

如果說定都北京有一個伴生品是長城的話，那麼定都南京則有一個伴生品是運河。

這都是中國人的創造，不同的是，長城客觀上阻隔了交往，束縛了活力，最終使創造長城本身成為創新的巔峰；而運河客觀上則是加速了交往，讓創造運河變成更多創新的起點和緣起。

因此，其實光有長江，成就不了也承載不了南京往昔的輝煌。除了長江之外，南京曾經得以興盛和引領時代，還得益於淮河和運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歷史上南京的興盛和創新引領而言，運河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後人低估了。

淮河作為一條天然屏障，使江淮地區為建都南京提供了緩衝地帶。因為有了淮河的阻隔，淮河以南的地理單元才可以成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單元，也才有了南京發揮獨特作用的舞臺。六朝之所以存在，南唐之所以出現，南宋之所以維持，都是因為北方政權沒有佔領淮河以南的土地。反之，當南唐丟失了江淮地區後，南唐的皇帝也只能主動向北周、北宋矮化自己，自稱為“江南國主”。

淮河作為天然河流，與長江一樣，對於南京來說都是客觀的。如果說長江給了南京不可選擇的背景和底色，那麼淮河則讓南京在中原陷入外族入侵或混亂後接力儲存、代言和引領、繁榮中華主流文化變成可能。

與天然河流不同，運河是人工打造的，本身就是代表著人類的智慧、需要和使命。對於南京來說，臨近的大運河是靈動的、機動的，讓南京歷史上的引領和創新變得如虎添翼、不可阻擋，展現出無限的可能。

有了運河這個媒介和推力，南京就有了在南北之間逢源的機會和底氣。這種端倪在春秋時期就已顯露。無論是最早見諸於明確記載的連通長江與淮河的邗溝，還是傳說中伍子胥主導開鑿的連線太湖與蕪湖段長江的運河，都離南京不遠。春秋時期1000年後的隋唐大運河、2000年後的明清大運河，南京雖不緊靠運河，不能環抱運河，運河卻在擁抱南京。

“一江兩河”的格局，決定了可以在南京定都，決定了成為政治中心的南京因為這一格局，可以比定都其他地方離經濟中心更近，可以更便利地與所依賴的經濟腹地進行聯絡。也決定了政治中心北遷後，南京還會因為自己的人文和物產稟賦變成經濟的副中心，與蘇州、揚州、杭州一樣坐享運河的紅利，甚至還因政治地位而有了這些單純經濟城市無法比擬的地域優勢。從六朝到明清，南京都是如此。

全國的政治中心放在這裡，因為長江與運河的連通，從南京前往揚州、蘇州以及杭州、武昌、南昌、長沙都非常便利。引領風氣之先在此亦有充分的萌發理由和展示機會。

歷史上全國的政治中心不在這裡後，因為運河以及長江的連通，這裡也可以變成區域性的政治中心和全國的經濟副中心乃至全國的文化中心。遷都北京後的明代南京，還有整套的類似副本的中央機構，是今日江蘇、安徽、上海甚至浙江部分地區的政治中樞。清代駐在南京的兩江總督，是今日稱為上海、江蘇、安徽、江西等多個地區的最高長官。夫子廟、秦淮河、江南貢院及江南織造、雲錦等文化和經濟符號，印證著“天下財富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菜傭酒保也有六朝煙水氣”。

因水而興的歷史，似乎也帶來了南京歷史名稱的不停流變。南京可能是全國舊稱及別稱最多的一個城市。在舊稱上，南京曾經叫過冶城、越城、石頭城、白下、江寧、丹陽、金陵、秣陵、建業、揚州、建鄴、建康、秦淮、升州（昇州）、蔣州、上元、集慶、應天、京師、南京、南都、天京、首都，等等。在別稱上又有龍盤虎踞（龍蟠虎踞）、六朝古都、十朝都會、博愛之都、開明之城、江南佳麗地、鐘山風雨帝王城等。對於南京來說，名稱改變是因十朝都會的緣故而身不由己，但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這座城市不斷革新、不斷超越、不斷攀升的歷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