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農耕漢王朝無法真正統治草原，看懂草原的統治邏輯就明白了

草原為什麼不能種植糧食

漢武帝時期，為了徹底解決北方匈奴政權對邊境的威脅，曾經多次組織軍隊主動出擊，深入到匈奴腹地與之作戰，以衛青、霍去病為代表的將領打了幾個大勝仗，先後拿下了河套地區、河西走廊等多個戰略要地，扭轉了漢朝對匈奴的戰略劣勢。

然而，佔據著戰略優勢的漢武帝並沒有選擇休養生息，對匈奴問題採取比較“經濟的”解決方案，而是選擇主動出擊，試圖徹底消滅匈奴一勞永逸地解決邊患問題。

就在漢武帝大獲全勝之後沒幾年，匈奴就捲土重來。漢武帝不得不重新組織昂貴的軍隊，又和匈奴發生了好幾次大戰。這幾場戰爭漢軍基本上沒有佔到便宜，幾次因為找不到敵人無功而返，還有兩次主力被徹底全殲，甚至統帥都投降了匈奴。

圖 | 漢朝騎兵

幾次深入匈奴腹地作戰失敗以後，大漢幾乎耗盡天下之財，江山也搖搖欲墜。漢武帝在一番自省之後，公開發表了《罪己詔》，檢討自己窮兵黷武的策略，停止了繼續對匈奴用兵。

人無論去做任何事，都會同時面臨兩個量：成本和收益。用收益減去成本的差值是淨利潤，就是我們做這件事所得到的好處。人的本性是逐利避害，在所有的選擇中，理性的人總會選擇淨收益最大的方案。

國家和人一樣，一個合格的國君，他的職責是要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去選擇淨收益最大的那一種國策。

比如領土問題，我們有些人可能覺得，領土的價值高於一切，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領土不計成本。但對於一個關心淨收益的帝王，他考慮的問題則是：佔有這塊領土的收益是否大過成本？如果收益太小，成本太高，那還不如不佔，否則就是在無謂地浪費民脂民膏了。

漢武帝也是在進行了多次嘗試之後才終於明白一個道理：農耕帝國永遠無法對草原遊牧地區進行長期有效的統治，因此，想單純地透過武力徹底解決北方邊境遊牧民族入侵的邊患問題，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你弄明白草原遊牧文明的統治邏輯，就明白了。

地理環境對文明形態的影響有多大？

一個地區的地理環境，包括它所在的山川、湖、河、海，以及氣候，決定了該地區誕生的文明、民族與國家有著不同的特性。因此，文明的形態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因素的影響，地理因素包括了：地勢、熱量、水分、植被、海陸分佈等。

圖 | 中國降水線分佈圖

在中國北方，農耕區和畜牧區有一條明顯的分界線。這一條分界線，就是氣象學所說的“中國400毫米等降水量線”。

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南的地區水量充足，可以進行農業耕作；它以北的地區就只能生長牧草。這條線是中原農耕帝國往北部進行擴張的極限，也正因為這樣，在這條降水線的附近，中原農耕帝國修建了長城。

圖 | 農耕作物

自秦朝以來，中原農耕帝國實行了郡縣制。所謂郡縣制，就是將帝國子民以“戶”為單位進行編制，由龐大的官僚體系直接統治。

實行郡縣制的好處是，非常容易進行人口數量的統計和田稅的徵收。

因為，在中國古代的農耕社會，農民佔據了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們世代以耕作土地謀生，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了生存的手段啊。因此，只要掌握了土地，統治者也就控制住了農民。

圖 | 草原牧場

而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面對的是地廣人稀的草原，由於自然環境限制，並不適合像中原王朝那樣，發展以耕作為主的農業生產。

雖然不適合耕作，但草原也有其自身的優點，就是地多草多。所以，草原特別適合發展遊牧經濟，牧羊、放牛、養馬等。但是，這些動物都太能吃草了，一片草場的草料根本不夠它們吃，吃光一片草場後就得去新的草場。因此，一年四季中有規律地進行遊牧是遊牧民族的顯著特徵。這樣一方面保證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保證了草原生態的可持續性。

不同的文明形態，造就不同的統治邏輯

農耕地區與草原地區不同的地理環境，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態和不同的生產方式。而這些差異又決定了兩個地區的社會結構、統治邏輯，也是截然不同。

農耕地區，郡縣制體系下的官僚政治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推行的郡縣制。郡，是中國古代的行政單位，相當於今天的省，郡下面又設有縣，兩者合起來，就叫郡縣制。

郡縣制出現之前，中國古代實行的是周天子的分封制，郡縣制與分封制有本質的區別：

分封制，

卿大夫等官員擁有封地，與君王是相互獨立的關係，如果他們的實力強大到一定的地步，會威脅到君主的權力；

郡縣制，

中央政府直接負責任命地方的官員，所謂的郡和縣，只是中央朝廷的派出到郡縣去的機構，代表朝廷來治理地方。郡縣官員們的俸祿，則由朝廷統一發放。中央朝廷誰說了算呢？君主。這也就是說，上到中央朝廷，下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由君主直接管理。

圖 | 秦漢的三公九卿制度

因此，中央農耕帝國的官僚體系就是郡縣制下建立起來的的一套為皇權服務的嚴密組織。這個組織等級森嚴，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上級服從上上級，所有的層級都依據制定好的規則運作，就像一套工業流水線。

草原上的統治方式是什麼樣的？

如果想要理解草原的政治結構，我們必須弄明白草原上最微觀的結構——家庭。

遊牧民族，一個大的家庭通常由擁有血緣關係的幾代男性組成，其首領由輩分高的年長男性擔任。

草原上，在一個男人結婚後，他通常會向大家長索要一些牲畜，作為自己養活家人的工具。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要遠離自己的親人獨立生活。相反的是，他仍然和親人們放馬牧羊，生活在一起。

這是因為，對於一個獨立的遊牧民族家庭來說，最理想的狀況是：女人管理孩子和蒙古包，男人管理牲畜。但是，一個家庭很難在惡劣的草原環境中完全自力更生，他們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才能生存下來。

於是，擁有血緣關係的眾多家庭組成了部族，有人專職放養大家的畜群，其他人齊心協力去做別的事情。而鄰近的眾多大家庭又構成了一個更大的草原部落，遇到戰爭時，部落可以迅速切換成一支軍隊。這也就是草原全民皆兵的邏輯。

圖 | 草原部落

北方草原上的政權，都是由這樣以家庭為單位的一個個族群構成的。草原族群們在一年四季中不斷地進行遷徙、放牧。

單于、可汗雖然為他們的最高首領，但卻無法直接對一個小的族群進行有效的控制。單于、可汗釋出個命令，需要透過自己控制某個大的王，間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層層傳下去，最後抵達一個具體的族群。

而且，由於遊牧經濟的特殊性，不論是單于的龍庭、大汗的營地，還是大小王的營地或者某個族群的營地，總是在不斷的遷移之中。所以，政令下達後經常會出現找不到人的情況。

也就是說，單于、可汗，他們自己都無法保證對草原上的每個部族進行絕對的統治。因此，與農耕帝國相比，草原的遊牧民族是一個極其鬆散的統治結構。

為何中原農耕漢王朝無法長期有效地統治草原地區？

弄明白中原農耕帝國與遊牧民族的不同文明形態，與統治邏輯後，再看“為何對中原農耕漢王朝無法長期有效地統治草原地區”，這個問題就容易了。

草原的自然環境下，人無法進行農業耕作，只能選擇遊牧。而遊牧又要一年四季都得進行遷徙。對於一群居無定所的人，你既無法統計人口，又無法徵稅。如果今天你去收稅，明天他肯定就沒影了。你想在大草原上找人，收點稅錢可能還抵不上你找人的成本呢。

圖 | 草原放馬

因此，中原的農耕帝國即使佔領了草原遊牧地區，要想對其保持長期穩定的統治，也只有一個方法：

遊牧民族繼續遊牧，我們在此長期駐守大量軍隊。

那麼問題就來了，在草原上駐紮軍隊，士兵們吃什麼呢？

之所以遊牧民族選擇放牧而不是耕作，就是因為草原地區的自然環境根本就種不了田。

我們能想到的解決方案可能會有這些：

一、讓軍隊遊牧，到處遷徙，逐草而居。既解決了士兵的吃飯問題，又相當於多了一支強大的騎兵。

二、從中原地區運輸糧食來進行補給。

讓軍隊學遊牧民族進行遊牧，我們覺得沒啥問題，但統治者肯定不這麼認為。

你想想看，假如你是駐紮在邊疆的將領，手下又有強大的騎兵，有牛有羊吃喝不愁，在天高皇帝遠的情況下，有什麼理由不自立為王？之所以中原農耕地區從分封制改為郡縣制，就是為了避免地方勢力獨立。

郡縣制下，基層百姓由中央直接管理，中央掌握著每一個百姓的戶口，所以地方很難截留百姓的賦稅。地方官的任免權又被中央朝廷牢牢掌握，可以對一個地區的地方官進行定期更換，也可以安排不同系統的官員互相監督。有了這些措施，中央朝廷才能保證地方勢力始終在朝廷的控制之內。

因此，農耕帝國的統治者是絕對不會允許駐守邊疆的軍隊學胡人去遊牧的。

從中原運輸糧食進行補給，成本太高，沒有哪個王朝能夠負擔的起。

鐵路出現之前，人類運送糧食只能透過牲畜。而且，運送軍糧還得有押送的軍隊。你想想，幾百乃至上千公里，人得吃，馬也得喂，可能糧食還沒送到呢，路上就先吃完了。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錄，當時漢朝徵南越時給西南邊境運送糧食，運輸成本高達六十多倍。在秦朝時，從山東地區運糧到內蒙古，要付出高達一百九十多倍的運輸成本。而漢武帝對匈奴距離更遠，條件更艱苦的北征，其運輸成本更高。就算只按六十倍計算，這也意味著要往大漠裡最少撒上幾千萬人份的口糧。一次遠征咬咬牙可以，兩次砸鍋賣鐵使勁兒湊湊，你再接二連三的征戰，就算家底兒再厚也承擔不起啊。

圖 | 古代陸地運輸成本極高

所以你看，即使中原農耕帝國佔領了草原地區，也基本上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統治。

結語

對於農耕帝國來說，能一時消滅了一個草原遊牧部落，但消滅了又能怎麼樣？這個遊牧部落沒了，還會有其他遊牧民族部落崛起。解決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的問題，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扶植一個部落去制衡另一個部落，哪個部落做大了就打擊哪個。不過這對於農耕帝國的穩定性要求很高，因為一不小心就會養虎為患。

在如何統治草原地區的問題上，中國古代王朝中要數清朝做得最好。他們有少數民族的背景，天然是二元帝國的基因。什麼是二元帝國呢？就是用農耕的制度統治長城以南，用遊牧民族的辦法統治長城以北。滿清為了鞏固對蒙古諸部的統治，將“滿蒙聯姻”定為了基本國策。不僅如此，他們還大力宣傳藏傳佛教，修寺廟。這樣一來，牧民們為了去寺廟，他們的活動範圍就相對固定了。清朝的統治策略，有點兒像我們今天的“一國兩制”，還有地方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治。

由此可見，真正高階有效的制度，並不是簡單地追求規則的統一性，而是要保證制度目標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