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雲水庫潤澤京華千萬人，建造時20萬人“愚公移山”

寂靜的院裡有輕微躁動，緊接著，高亢的打鳴聲響徹夜空。誰養的隨誰，大公雞就隨母親，比太陽起得還早。

資料圖 圖為密雲水庫 京報集團記者 王海欣 攝

母親摸黑坐在炕頭，憑感覺取出斷了齒的桃木梳和細齒篦。每天晨起，她都會理順頭髮，抹上桂花油，打出一個緊實的髻來，母親管那叫“纂兒”。她常說，看一個女人勤不勤，過得好不好，就看她的“纂兒”亂不亂。

之後，她跳下土炕，藉著慢慢變亮的晨暉，輕手輕腳地攏火煮粥，讓晚些起床的家人吃上口熱乎的。

母親從沒說過苦，但我知道她有多苦。她生於1900年，十幾歲就嫁了人，生養了七個孩子。我家住密雲西部十里堡，近山近水，卻不是富庶之地。近鄰潮白河常鬧洪水，沙濾石沉，留下貧瘠的沙土地，一場大雨、一陣狂風，種下的東西可能就沒了。但再窮再苦，母親也想方設法把我們養活了。

母親愛說：“喜鵲叫，好事到。”這一天，她剛忙完院裡的活，就聽見頭頂喜鵲嘰嘰喳喳叫個不停。

1958年9月，村裡派出十幾個最壯的小夥去修密雲水庫，母親親自把我送到村口。我們這些人可是村裡的寶，幹活要用在刀刃上的，這一次卻集體出征，足見村裡對修水庫的重視。我也是後來才瞭解，為修密雲水庫，華北地區有20多萬人參加，前前後後建了兩年。水庫修好，不光是我的家鄉不再鬧水災，更是解決了北京人的吃水困難。

我在密雲支隊五團，任務是修建潮河和白河隧洞。小時候聽過愚公移山的故事，當成個神話，那時我才知，只要人多心齊，一雙雙肉臂真可以移山。

當風鑽工在山體打出洞眼，炮工填埋炸藥爆破後，出碴工就用俗稱“固勒馬”的軌道小車清理碴石，同時支撐工用碗口粗的松木撐住洞身，搭上兩層木板，以免掉落碎石發生危險。等到洞打通，支撐工還要將全部支撐拆除，建築工種進駐，完成最終建設。我就是一個支撐工。

我們組成三支隊伍輪班，24小時歇人不歇工，不到半年就提前打通了潮河隧洞。此時正趕上春節，還以為會放天假，誰知氣都沒喘勻就轉戰白河。

我們這些大小夥子，幹起活來不要命，再苦再累沒皺過眉。可一爬上工棚的大通鋪，就沒辦法不想家。一個人掉淚，傳染似的都跟著掉。這時我們就會念口號：“不想爹不想媽，修好水庫再回家。”生生把眼淚憋回去。

我離家時還不滿18歲，第一次離開媽，哪能不想她。終於有一次，我找到了機會。

為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三班倒一段時間後會輪一次班，比如原來的夜班換成白班。這樣半夜四點下班，距離下一個白班就能騰出24小時。這太寶貴了，足夠我跑回家一趟。我沒有表，用多少時間也不知道，反正摸著黑出發，一路連跑帶顛，到家快中午了。那上工時爭分奪秒的勞累，那歸家時滿腳大泡的疼痛，全在見到母親的一刻，變成一聲：“媽，我餓。”

白河隧洞離家更遠，還要翻過白石嶺這座大山，就算是壯得小牛犢一樣，我也發怵。那一次倒班，我狠心沒回家。

收到喜鵲報信的母親跑回屋，從炕櫃最裡面掏出個破瓷罐，看到裡面的花生米一粒不少，欣慰地笑了。

沙地裡種出的花生，又大又好，算我家鄉的特產。母親用沙煲的花生米，脆酥生香，是我最愛的食物。不過花生要換糧食，要和黃豆胡蘿蔔一起淹成鹹豆作一冬的菜，就算年景好，也不夠用的，這一大把花生米，是母親省吃儉用攢下來的。

母親走出屋，打算到衚衕口望一望。她滿心歡喜地覺得，她的小五正甩著長胳膊朝家奔呢。剛出院門，就聽到頭頂兩聲烏鴉的幹叫，一攤溼乎乎的排洩物掉到她手上。母親心中一驚。

“她大娘，出事了！”

母親渾身一顫，一屁股坐到地上。

那一天，支撐班正在洞裡準備作業，新調來的杜工長風風火火地跑來說：“停一下，我和梁排長檢查一下安全。”緊接著，他倆走進隧洞深處，我和工友們坐在地上等。

突然一聲響，一塊比磚還大的石頭穿過兩層隔離板，掉到我腳面。我大叫一聲癱坐地上，工友們七手八腳把我架到洞外。還沒停穩，身後傳來轟轟巨響。

那次塌方，除了杜工長、梁排長，還有三個工友被砸在裡面，我甚至不知他們的姓名。我至今都記得梁排長露著牙齒的笑。當過兵的他，年長我幾歲，每當我想家想母親，就算不說出口，他也能覺察到，會來和我聊天，像親兄長。很長時間，我無法回過神來，覺得那個嚴肅的杜工長、那個親切的梁排長，下一秒就會出現在我面前。

是的，那次倒班我沒能回家。我強忍傷腳的疼痛不耽誤出工，卻無論如何也沒法攀山越嶺。每當躺在工棚裡，我頭頂都像懸著塊大石頭，隨時會掉下來。我怕得要命，想媽媽。忽然感覺一隻手在我臉上輕輕撫摸，有媽媽的味道。我知道那是夢，就像頭頂的石頭一樣，可我捨不得睜開眼，我怕我見到光，它就會像蝴蝶一樣飛得無影無蹤。

當我慢慢緩過神來，發現那是一隻真實存在的手時，嚇了一大跳。

眼前是一張熟悉的臉，只是從未有過的憔悴和衰老。“媽！”我一屁股坐起來。

我的母親，那個從來乾乾淨淨利利落落的女人，正盤腿坐在我旁邊，一貫整齊的髮髻亂如鳥窩，泥印掛了滿臉。我的母親，我那從沒出過村口的母親，那裹過小腳走起路來一顛一顛的母親，一路打聽著尋到這裡，不知走了多久。

那是我第一次見母親流淚，也是唯一一次。可她偏說她沒有哭，是被風沙迷了眼。她摸索著從斜襟大褂裡抓出一把生花生米，放在我手心裡，說：“本想給你煲熟了，可是沒來得及。”

2020年的夏天，十里堡村部，羅連恆老人給我講了上面的故事。他異乎尋常的平靜，沒法阻止我心潮起伏的淚水。老人1940年出生，與我父親同歲。我也有一位梳著纂兒、穿著斜襟大褂束腳褲、裹著小腳的奶奶，與他口中的母親一樣慈祥又善良。

我說我要把這些事寫出來，老人直替我著急。他說這太平常了，有什麼可寫的呢！母親的擔心是肯定的，可誰又沒有母親呢？那修水庫的20多萬大軍，每一個人都有母親、有妻子、有孩子，他離家近，還能抽空回趟家，那些河北的、天津的，那些當兵的，他們一干就是兩年，通訊設施簡陋，家裡人都不知道情況。他說不要寫塌方，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代，技術力量太薄弱，向大山要深湖，誰又不是把腦袋系在褲腰帶上過來的？

我告訴他，我有個18歲的女兒，正是他修建水庫見證生死的年齡，但和他不一樣，小姑娘無憂無慮得像個仙女。我要把他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我的女兒，告訴所有像她這樣生活在蜜罐裡的人們，這幸福美好的日子，是怎麼得來的。

（原標題：母親的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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