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日記研究的新動向新議題

日記作為熱門的史料、圖書市場的重要門類，已成為學界研究靚麗的增長點。據知網所示，僅2021年1月至10月，就有超過60篇專門研究近代日記的文章發表於各類學術刊物。新近出版的《多元視角下的日記研究》，共收論文18篇，集中研究日記16部（其中一部為日本僧人所撰），時間跨度從宋代直至民國，研究方法涵括文獻考訂、文學書寫、心態分析、閱讀史等，顯示了日記研究的新動向和新議題，併為探討日記研究的新方法提供了啟示。

重返文獻學的日記研究

書中不少論文注意文獻考訂與對讀。例如，同是從日本僧人成尋《參天臺五臺山記》入手，《日僧成尋〈參天臺五臺山記〉所見的北宋運河》分析北宋運河管理和日常生活，並將其與其他宋人行旅日記進行比較，細緻描繪北宋運河的路線、生活空間及運河景觀等。而《王安石復相赴汴日程與〈泊船瓜洲〉系年補》則巧妙利用《參天臺五臺山記》所載北宋運河行程，從枯燥的道路里程記載中，提煉有價值史料，從而佐證王安石可能“倍道赴闕”，其行程之速應當藉助於宰相的權力，進而為《泊船瓜洲》一詩的系年提供新證。

▲《多元視角下的日記研究》，張劍主編，鳳凰出版社出版

日記校勘是尚待拓展的領域。記錄個人事務較精確的日記，在記載人名、地名等資訊時則稍顯隨意，故頗有謬誤。《日僧成尋〈參天臺五臺山記〉所見的北宋運河》即指出日記所載汴河沿岸資訊之誤，將“蘄澤鎮”誤為“寄宅鎮”等。僅據日記諸版本校勘，往往不易察覺此類謬誤，此時，須藉助史志等材料綜合校勘。

《多元視角下的日記研究》所收多篇論文，都注意運用文獻學方法解決具體問題。這表明，對日記這樣的“新材料”而言，傳統文獻學中的目錄、版本、校勘等“手藝”仍是研究的重要手段。在新方法熱的時下，迴歸文獻學的“笨功夫”，不僅有助於夯實日記研究的基礎，還能切實開拓新的議題。

多元研究的文史之翼

日記涵括詩、詞、文等，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思想等方方面面，堪稱“生活百科全書”，故日記研究須採取跨學科方法，以多元視角介入。然在此過程中，文學和史學仍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翼。《多元視角下的日記研究》所涉的文學書寫、文人心態、自我形象塑造等議題，由此而頗具延展性。

從文學書寫角度剖析，有助於發現日記內在的書寫規律與文學史意義。梁一粟《張舜民〈郴行錄〉之文學研究》注意到《郴行錄》中的“寄生詩歌”，由此捕捉日記中詩文二體描繪同一風景的現象，發現兩者之間的感發效應。該文還認為，日記之所以存在交錯的詩文敘寫，是由於詩歌與日記正文承擔不同的表達功能。《多元融合與文體過渡——張禮〈遊城南記〉文字特性略論》指出，《遊城南記》是宋代行記與遊記相交、地學興味增長、日記視域擴大的典型表現，從而為該日記在文學史上找到妥善的位置。

史學的觀照可深度描摹日記寫照的歷史背景。《鄭孝胥與丁未政潮》利用《鄭孝胥日記》梳理清末丁未政潮中鄭孝胥的出處與心態，將歷史事件與個人生命的重要時刻相結合，管中窺豹，見出丁未年是鄭孝胥政治生涯與人生態度的“關鍵年份”。由此可見，從文史兩翼研究日記略有差異，文學研究者往往注意日記的書寫問題，史學研究者則重視日記時代背景。若兩者結合，則日記研究的多元視角更具堅實基礎。

此外，日記研究的文史兩翼，均強調一種“過程”的推演。無論是心態史研究還是思想史或閱讀史的梳理，都將研究物件視作動態的，故每每試圖理清其發展脈絡，這有助於從長時段繪製研究物件的發展歷程，清晰見出其興盛寂滅的全景。當然，需注意的是，若“過程”性的描繪無法得出差異性的結論，則研究可能陷入“新瓶裝舊酒”的窘境。

一種可能：從“有什麼”到“是什麼”

《多元視角下的日記研究》為探討日記研究方法提供諸多啟示，為研究“日記有什麼”這類問題提供了十八般武器，開後學以方法之門。且由於其開拓性，在回答“日記是什麼”這一大問時，也開了許多話頭，值得繼續推進。

日記究竟是作者精心描繪的產物，還是自我寫作的“實錄”？本書相關論文利用洪亮吉《遣戍伊犁日記》、王韜《蘅華館日記》等，探討作者的自我形象構建，頗予人以啟發。

然筆者尚有疑問：日記作者在相對私密的寫作空間中，孜孜矻矻塑造自我究竟是為了什麼？洪亮吉與王韜等人寫日記並非旨在刊刻，何以如此細緻營造？筆者以為，所謂日記的“自我塑造”問題是今人強加給古人的虛幻意識。對日記作者而言，他只是寫自己的日常與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至於將何者剪裁進日記，不過是彼時彼刻其內心所想的忠實記載，即日記作者無意於“塑造”自我。此處觸及日記寫作動因及文體特質的探討，即日記為何而寫，所寫為何？是對外的宣洩，還是內省的記錄？

以往的日記研究多呈現為“有什麼”的模式，即研究者致力於攫取日記中的某類材料，作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分析，日記由此淪為工具性史料。這類研究掩蓋了史料存在形式的廣泛性問題，即日記所提供的史料往往並非唯一。那麼，推動某項研究是否必須藉助於日記？換言之，“有什麼”型別的研究僅揭示日記中蘊藏某些史料，至於這些史料是否是論述某類問題的關鍵材料，許多研究考慮不足。如果日記中的某類史料僅是眾多研究該問題的史料之一種，而並非唯一和價值較高者，那麼，此類“日記有什麼”的研究是否必要？

筆者認為，日記研究應在“有什麼”的研究外，復返到“是什麼”的基礎性問題。推動“日記是什麼”的研究，需迴歸文獻學的耐心，需兼具文史研究的長處，也需準確把握日記的傳統和體例，如對日記書寫原則、日記與日記作者的關係等問題有清晰認識。對於“有什麼”的問題，當前的日記研究成果已蔚為大觀；對於“是什麼”的問題，《多元視角下的日記研究》掀開了一個小豁口。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

作者：堯育飛

編輯：薛偉平

【來源：文匯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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