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花之味》：現代變革下的母女衝突在

《米花之味》中，鵬飛便確定了一種獨特的敘事風格：舉重若輕，拒絕奇觀。雲南山區在今天的中國正如20世紀的中國在世界中的面貌一般。但導演鵬飛有意地避免了奇觀的販賣，即透過獨特的風土人情和民俗營造一種雲南山區與現代都市之間的距離，進而將那裡的一切陌生化、非日常化。在《米花之味》中，一切情感的脈絡都是切實可感的。宗教、傣族的風俗並未使觀眾產生遙遠感，並將其視作一種前現代的景觀。從這個角度來看，《米花之味》是十足現代的。

而貫穿影片、支撐影片敘事的母女衝突也有著極強的可感知性。在有關留守兒童的題材中，兒童往往都是一種被遺棄、無助的形象，出走的家長們則面目模糊。這種塑造方式自然有它的獨到之處，譬如呼籲人們關注留守兒童，關注鄉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迎來的種種陣痛。但它將個體概念化、扁平化，縮小了觀眾與人物的共情空間。同時，今日的留守兒童也與前十年大眾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們不怎麼喜歡去外面，更希望當個本地土豪，不喜歡大城市激烈的競爭、快節奏的生活。

精神空虛、性格叛逆已成為當今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在《米花之味》中，母女之間的矛盾既受到地理位置和本地文化的制約，又具備著某種可通約的普遍性。母親的長期缺席使女兒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爺爺的放縱幾乎使女兒任意妄為。相比和歸來的母親交流溝通，女兒更喜歡對著手機打遊戲。母親對她來說，是一個遙遠陌生的存在，是一個突然出現、毫不講理的權威形象。她的叛逆源於缺乏父母關懷導致的自我保護機制。在敵我的辨認中，母親、老師等人被下意識地劃入了敵人的一方。越是管教，她便越是反抗。

但在影片中，這種反抗又被巧妙地消弭了。

縱觀

整部《米花之味》，觀眾難以發現任何強烈極端的衝突。女兒在面臨斥責時，往往是默不作聲的。當母親沒收女兒的手機，女兒並未大吵大鬧。當女兒和同學在寺廟前打遊戲時，母親關掉了Wi-Fi，說，佛需要休息了，女兒未多言語。女兒以一種固執、承受的姿態化解了母親的怒火。這種對壘恰恰暗示著她們對彼此理解的渴望。

當母親以家長的形象出現時，影片始終彌散著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來自鄉村對外來者的抗拒，來自女兒對缺席者的埋怨，來自本土文化對出走者的不理解和汙名化。而《米花之味》並未使這些情緒走向苦大仇深的地步。這得益於導演有意的鬆弛化、幽默化的處理。女兒事實上表徵著傳統的雲南山區的文化，而母親則表徵著進步、現代化的都市文化。

那麼，該如何彌合和化解母女之間的隔閡呢？影片給出的答案十分溫馨，即理解本土的傳統和接納自我的過往。一同在鍋中炸制米花，一同在鐘乳石洞對著佛像起舞。這些片段彰顯著母親對於過往的集體文化的復歸，亦表明了女兒對於母親的理解。在影片中，母親曾經脫下傣族特色的裙子，準備離開，但她又穿了起來。這可以視作現代變革下個體由彷徨走向堅定，亦是一個母親對於女兒紮根生長的世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