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200年｜阿西莫夫科幻世界中的猶太思維

報復性地著作等身，以及對讀寫的痴迷——這就不能不把阿西莫夫同他的猶太之根聯絡起來了

一個作家的一生能寫多少書？一年出三四本應該不少了，如此算來，一生寫個200本絕對屬於超級寫家。但在艾薩克·阿西莫夫的簡歷面前，這個數字被證明上不封頂：他在40年間出書接近於500本。

讀者幫他計著數量。在他出版第100本書、第200本書、第300本書的時候，都有儀式，他自己也樂於直接以編號給這些書命名。然而他自己的生日卻是模糊的，雙親沒有記住，後來是他給自己定了一個1920年1月2日的出生日。當然，這種“花絮”是科幻讀者眼中的“美談”，是一位傳奇偶像身上少不了的趣味點。

“報復性”書寫狂

一個寫這麼多書的人，是傳奇，但也是無聊的。因為誰都能想象得到，圍繞他的議論總是離不開晝夜不息地勤奮敲打打字機上的鍵鈕；總是離不開他寫的第一本書，以及他寫的最著名、最有影響的書，這麼兩個主題。不過在阿西莫夫這裡，還是有些別的事情值得一說，比如他學習英語這一點。他的母語是俄語和意第緒語，因為他是個俄羅斯猶太人。他在1923年被父母帶到美國，住在了紐約的布魯克林，而這對父母也是從來不講英文的。阿西莫夫的英文全是自己讀書、讀報加上後來泡圖書館學來的，他學會之後，還教給了妹妹。

喜歡上科幻是他讀各種科幻雜誌的後果，可是，這個體裁跟他稱得上瘋狂的寫作慾望未必有很大的關係。30~50歲之間，阿西莫夫瘋狂地出書，出滿了100本。有了這麼一個龐大的“基本書庫”，後邊20年他又不住地從中翻新，才使得出書速度繼續提上去。實際上，在這頭100本書裡，雖然他潛心打造了一個“銀河帝國”，並出版了他賴以揚名立萬的“基地系列”，但他寫的已不全是小說了，而是頗有一些如《阿西莫夫事實之書》《阿西莫夫幽默寶典》之類非小說或難以歸類的作品，顯示了他的全面，更不用說他在寫作之餘痴迷化學實驗，這可絕不是一種典型的作家風格。

無可否認，他是一個無比有才的人，polymath（博學家）這個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的詞用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他就如列奧納多·達·芬奇那樣具備多種才能，善於多方面汲取知識，善於寫作，更善於出版。不過，阿西莫夫本人在說到自己如此多產的緣由時，並沒有說自己有多麼熱愛科幻，這方面的靈感是多麼豐富，而是說他一直有一種焦慮，覺得視覺正在蓋過書寫，“看”正在排擠“讀”的空間，而他是出於為讀寫文化伸張尊嚴，才“報復性地”著作等身——事實上三四倍於他的身長都不止。

報復性地著作等身，以及對讀寫的痴迷——這就不能不把阿西莫夫同他的猶太之根聯絡起來了。

“頑梗”的猶太人/地球人

猶太人向來有“書寫崇拜”的名聲。因為圍繞舊約聖經及律法書的一系列文字，猶太孩子從學齡前起就要接觸並沉浸其中；與此同時，他們傳統上又禁止造像，從而在日常生活中甚少有目迷五色的體驗，而是被文字載體所包圍。文字讓人慣於聆聽和沉思，而猶太文字所包含的大量故事、教義以及律法的內涵，啟發閱讀者去沉思和辯難，那些善於鑽研和辯難者，日後可望成為受人尊崇的專業宗教和律法權威，即“拉比”，他們有了威望，言論思考也被納入到最初的文字中。所以猶太人的書是活的，會長大的。

阿西莫夫並不是什麼猶太教徒，他的父母甚至沒有給他過過猶太教傳統中極為重要的成人禮。可是，熱愛閱讀，對書寫的敏感，以及維護書寫的尊嚴，這種特點在他身上很是突出。1950年的戰後美國，電視電影來到黃金期，更刺激阿西莫夫產生了對書寫的危機感。他在那年出版了第一本科幻小說《天空的卵石》，此作之前就作為他正在準備的“基地”系列而在雜誌上發表過，文筆極成熟，不過當時還未滿30歲的阿西莫夫還不是完全自信。小說一上來就寫到主人公、一個名叫約瑟·舒瓦茨的60歲的裁縫，在未來的某一天從輻射過度的地球上突然消失了：看到“約瑟·舒瓦茨”這個姓名，就可知他十之八九是猶太人。似乎，像所有初試身手的寫作者一樣，阿西莫夫寫的是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

倒並不是說，一個非猶太背景的作家就不能故意給人物取這麼個名字了。可是阿西莫夫後來自陳，他雖然沒有明說那是個猶太人，“但我從未見到一個人認為他不是猶太人的”。約瑟·舒瓦茨出場的時候，口中吟著一首詩，是19世紀英國名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的作品。勃朗寧寫過一系列敘事獨白詩，這首便是其中之一，但和其他的詩相比十分獨特的是，這一首的題目叫“本·埃茲拉拉比”。本·埃茲拉拉比是確有其人的歷史人物——一位生活在12世紀的猶太拉比。在詩中，他對著一群不知是什麼人的聽眾侃侃而談，他說他已經老了，然而，他希望聽眾們和他一起變老；他說年輕是不好的，年輕人對人生沒有洞察，只會狂躁憤怒，追求不切實際的偉大，最後淪為野蠻；相反，老人則會更懂得愛自己，更少關心世俗的事情，而注目上天。老齡讓人深刻地活在當下。

本·埃茲拉的哲學特色，在於矛盾的對立統一，詩中的他雖然一副倚老賣老的腔調，可他最後卻強調，任何的人生階段都是整體的一部分。阿西莫夫讓他的主人公讀這樣一首詩，或許主要想給約瑟·舒瓦茨安排一個與他的年齡相匹配的心境，但就在這種簡單的安排中，阿西莫夫顯露出了與他的猶太身份有關的“知性”風格。

寫《天空的卵石》時的他是謹慎的，想象的野馬尚未完全撒開四蹄，他的故事得依靠那些他最有把握的東西。他後來自述說：在這部小說裡，他“寫了一個頑梗的地球人群體，他們面對一個看不起他們的英國，他們中的一些人覺得，這種關係類似於公元1世紀的猶地亞和羅馬帝國，他們也知道自己可能是對的。”這就完全承認，他是基於自己對猶太曆史的瞭解而構思這一小說的，“頑梗”一詞正是舊約聖經裡上帝對猶太人的描述：你們這些硬脖子的，死也要犟嘴、要反抗、要跟我對著幹的人哪！然而正是在這種對抗中，他們形成了“知道自己可能是對的”的自信。猶太人從來就不害怕身處少數；真理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這話在他們聽來絕非狡辯。

地球在阿西莫夫的第一部正式意義上的科幻小說中就完蛋了。倖存下來的是一群智力超常的“百科全書編者”——一個被阿西莫夫賦予了意義的專有名詞——他們被隔絕到銀河系另一頭的一顆行星上，以便在即將到來的黑暗年代裡保全人類知識的最後殘餘。附近行星上來了許多敵對生命，他們除了自己的頭腦之外毫無可以自保的依靠，這些未來的“書之人”開發出了更加先進的技術，開闢了秘密商隊路線，最終將異星人類征服並且歸併入自己的種群。人類最引以為豪的就是自己的知識了，而作為猶太人，他們歷來最引以為豪的，就是掌握了人類知識中最重要的知識。

在自述中，阿西莫夫是這樣說的：“我從未特別地想到過猶太人與機器人、譭棄的飛船、六個太陽的詭異世界有什麼關係……然而它時不時地自己就會出來。”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下意識”；他把未來人類全體的災難與當下一小群人類——猶太人——的災難聯絡在了一起。在《天空的卵石》裡你甚至還能看到“馬薩達”這樣的名字，這是公元66年，最後一批抵抗羅馬帝國軍隊的猶地亞猶太人戰鬥和滅亡的地方，當然，是猶太人眼裡光榮而神聖的地方。靠著這種設計，一向僅僅意味著過去，意味著與歷史傳統的緊密聯絡的“猶太”二字，同外太空和火箭飛船掛起了鉤來。

自造規則的科幻宇宙

當阿西莫夫的銀河帝國畫卷隨著一本本書的出版而徹底展開，他就自然地要被問及這樣的問題：你信神（上帝）嗎？猶太人據認為都是信上帝的，像阿西莫夫（儘管他也算是從以虔誠著稱的東歐猶太社會里出來的人）那樣，在故事中多處體現出猶太人的視角，卻又完全以現代宇宙觀來統攝故事而隻字不提上帝，其中的矛盾自然會讓人好奇。阿西莫夫的回答，既非“是”也非“否”，他說：“我沒多想過上帝的事。”

這回答相當聰明，但並沒有超出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可能想到的範圍之外。他實際上是說，上帝與他無關。

因為上帝不是一個符號，或一個莫須有的存在；上帝意味著一種秩序，一套規則。喜歡科幻的人中有兩類居多：一是不識愁滋味的、想了解災難將會如何降臨的年輕人，二是人生巔峰已過很久，開始真正心裡踏實地“展望未來”的中年人。總之，兩者都不太尋求像讀一般意義上的小說那樣，代入主角們的日常，感受他們對功名與愛情的渴望和犯蠢後的沮喪。他們喜歡科幻小說的地方，正是它們自造一些規則來統治它們自己的宇宙，其生靈依照這些規則去生和死——這樣的一個宇宙，是無法見容一個猶太-基督教意義上的上帝的存在的。

然而設計和建立這些新規則的科幻作家，自己也和讀者一樣，是活在一套規則裡面的——不過，他們對此高度敏感，總想要表達自己或贊成或否定的態度。和阿西莫夫一樣天才的阿瑟·C。克拉克，1941年就職皇家空軍，擔任雷達技師，他堅持在自己的吊牌上標示“一個泛神論者”；羅伯特·海因萊因在《時間足夠你愛》中，借一個人物的口說：人只有站在宇宙之外，才能觀察宇宙的種種神秘。在這二位的心裡，作為西方社會基礎的信仰體系，都是需要深刻質疑阿西莫夫也一樣。他本質上是個人文主義者，觀照著地球人的問題；他還寫過一本專著，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聖經。所以，他其實一生都厭惡必須就猶太-以色列的問題做些表態，但他所描寫的很多情節卻又不能不讓人聯絡到猶太人——歷史上的、傳說裡的或現實中的猶太人。當然，這對他來說不是什麼難題，因為他能出如此多的書，足以表現自己在各個領域都各有專攻，互相併不串門：比如，他所彙纂的幽默集，就反映了他作為一個會說意第緒語的猶太人，對於獨步天下的猶太幽默的深刻認識。

講笑話是他的愛好——1974年，他在一部美國猶太科幻小說家精選集的序言裡說，自己很擅長用意第緒語方言說猶太笑話。他更說過一個真實的笑話：他幼年時，經常躲在角落裡，看自己暗戀的美國姑娘吃三明治，人家在麵包上抹黃油，阿西莫夫咂著嘴巴默默地想，那是芥末，那是芥末啊……

來自歐洲的猶太人，無法想象黃油的味道。他們用來抹面包的傳統的、符合教規的醬料，是芥末醬。即便阿西莫夫家裡完全世俗，即便他從小就與宗教無涉，他也不能想象，一個牛肉三明治裡怎麼能夾黃油。

科幻與猶太思維

然而，阿西莫夫的小說裡雖然沒有上帝，卻給我們探尋猶太人的思維空間開闢了一條理想的途路。因為要在現有的規則之外另造一套規則，首先就需要思考現實之外的其他可能，這正是猶太人所擅長的。盡人皆知他們愛提問，但卻少有人知道，猶太人提問起來可以如此無視一切界限，他們最愛問的就是“What if”——針對任何一個表述，他們都能問一句“但如果……又會如何？”比如，1945年3月寫出的短篇《死路》，就是基於“如果人類不得不求助於外星人，又會如何？”這一問題而來的；而《最後的問題》這一備受推崇的短篇，則是基於“如果電腦成了上帝，又會如何？”這一問題。

例子數不勝數。科幻大師常常被譽為神人，擅長實操層面的科研工作，以此來滋養寫作。海因萊因、阿西莫夫和另一位科幻名家L。斯普雷格·德康，當年一同在費城的空軍實驗基地搞武器研究的經歷就十分傳奇；然而實際上，“科幻”一詞中，“幻想”往往走在“科學”的前面。幻想是純頭腦之事。科幻大師和“災難想象作家”之間的差異，就在於後者只是想象地球和人類萬物會遭遇怎樣的倒黴事，而前者可以就一切目前尚未發生的甚至子虛烏有之事提出大膽並精妙的想象。

在猶太思維中，未發生的事情似乎天然就被一個平行空間所收容，在那裡展開了它們自己的故事——一顆沒有丟下的原子彈，它在另一個空間裡是丟下了的，從而出現了另一個版本的現實。而提問就是開端，就是觸及這些空間的方法。在“蘋果落地”的故事裡，牛頓的思考“蘋果為什麼落地，而不往天上飛？”轉換一下，就是很典型的猶太式發問：“如果蘋果不是落地，而是往天上飛，又會如何？”科學和科幻，真就是在一個路口不同方向的張望。

順便說，英國人牛頓沒有猶太血統，但他的名字“艾薩克”，和俄國猶太人阿西莫夫的大名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即便在美國也不安全”，在自傳中談到反猶主義時，阿西莫夫寫道。據他說，很多在美國的猶太作家要寫科幻，都不敢用真名，因為擔心他們被讀者認出是猶太人後，故事中所描寫的被流放的、受迫害的人類，也都成了對現實政治的影射。他們都改名了，而阿西莫夫則沒有，他把作為猶太人的不安全感跟他想象中未來人類的不安全感融化在了一起。他從俄國帶到美國來的大名留在每一份手稿中，它們被裝箱，收在了波士頓大學的71個書架上。

科幻小說製造的不安全感更大且更豐富。科幻小說讓人想象得越遠，引起的恐懼也越徹底，關於無限擴張與膨脹，關於熵，等等。越深的恐懼催生越傑出的英雄，再由英雄吸引來追著故事讀下去的死忠。這個套路固然永試不爽，寇克船長為1960年代開始的“星際迷航”電影招來了無數死忠，並使阿西莫夫成為傳奇；然而深信神的人，卻不會只想著寇克，而會注意到“原初系列”中反覆傳輸的一個理念：要識別偽神。這個偽神，在聖經里亞伯拉罕和摩西的時代，是那些無生命的、具體的偶像，是臭名昭著的金牛犢，也是異教徒崇拜的巴力；而在現實中，它就是那些失靈的計算機。說不清這是對災難的預言，是對人類的警告，還是相反——是詛咒。如阿西莫夫這樣憑想象來干預人類的認知的寫作狂人，總有一半身份是先知，另一半是潘多拉魔匣的啟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