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東北低生育困局待解

東北低生育困局待解

近日，東北低生育的困境引發關注。

其實，早在20年前，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東北三省就已墜入學者口中的“生育陷阱”，總和生育率低於1。0。《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年》顯示，從2006年到2015年，東北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僅為0。21%，遠不足全國同期水平0。5%，人口增長基本趨於停滯。

2月18日，國家衛健委答覆全國人大代表《關於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時表示，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探索全面放開人口生育限制，隨後引發關注。

昨晚，國家衛健委就答覆再次作出說明，指出網際網路上“東北地區將試點放開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將全面放開”等推測，不是答覆的本意。

儘管如此，東北地區的低生育率問題仍是一個公共議題。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如何逃脫低生育陷阱，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家住長春59歲的劉女士，越發覺得周圍職業的老年化傾向。“我年輕的時候，很多崗位都是年輕人的，比如說商場營業員、公園售票員等。但我現在逛超市，幾乎所有的員工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上世紀80年代劉女士畢業後到學校工作，學校裡的職工大多是20來歲的小年輕。後來，年輕的面孔越來越少。“尤其是我退休之前，2012年左右的時候，在我們單位打工的人幾乎都是40歲左右的人了。”

在這次“東北率先探索放開生育限制”的話題進入公眾視線之前，東北人口生育困境已浮出水面。

總和生育率作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標，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婦女生育的子女數量。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要達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兩代之間人口的基本平穩，總和生育率一般要達到2。1，而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學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說。

來看東北地區的資料：2000年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0。98、0。84和0。88，已低於1。0。十年後，2010年東北三省總和生育率進一步降為0。74、0。76和0。75，已經接近北京和上海兩個直轄市的水平，在全國分列第3至5位。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東北地區的人口問題不是兩三年間才有的事情。“我們在關注東北經濟振興問題中發現，從改革開放以後，當地生育率就相對較低。”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成為排頭兵的東北老大哥，1949年城鎮化率已達到21。27%，1995年東北地區城鎮化率達到49。47%，高於全國平均水平20。4個百分點。

遼寧大學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麗敏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東北參與經濟建設，所以東北人口素質在全國來看也比較高。人口學上講，一個地區工業化、城鎮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願就越低。因此，在沒實行嚴格控制生育政策時，東北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了。

也就是說，近幾年開始成為公共話題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願的轉變，東北地區早已有了切身體驗。

“經濟發展會讓人們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從人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隨著孩子養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會的發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學業及工作層面，因此生育意願比較低。”姚引妹說。

“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她直言。

除卻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對生育的自然“降溫”，計劃生育的國策則加速了東北地區向低生育率的轉變。

宋麗敏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後，東北地區控制得比較嚴格。因為政策執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違反生育政策，這又與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相關，“單位人”多，易於透過工作、身份等進行控制。

“城鎮化越是發達的地區，職工比例越高，他們不僅享有勞動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享有較高的福利待遇，一旦因違反政策而遭受處罰，受到的經濟損失更大，不僅要繳納罰款，而且對其升職、加薪造成直接影響，甚至面臨失業或被登出城市戶口。”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很少有城市職工願意為多生育而承擔違反政策這種高成本，從而使計劃生育政策在東北地區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前文中的劉女士回憶，此前的一個鄰居，因為超生被罰款，工資降了級，生活也變得很緊張。“後來這個懲罰程度似乎越來越重。我們那個年代的工作和現在不一樣，有人丟了工作可能真的就沒有營生了。”

低生育格局已然顯現

多重因素下，東北低生育格局已然顯現。宋麗敏前幾年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願剛性”的概念。她解釋稱：人口的生育意願一旦降低就很難提升，進而形成一種慣性，不願再多生育子女。

27歲的楊景堯直言自己這一代人多生的意願不大。“我身邊的同齡朋友，人在長春的大多數已經結婚，也有不少生了孩子。但認識的人中，只有一個朋友生了二孩。”

2011年，遼寧省人口開始進入負增長。

侯力指出，由於生育率的持續下降，東北2010年0-19歲人口占比已降至 6。01%。經過代際傳遞以及規模不斷擴大的人口外流，未來20年東北地區育齡人口將進一步下降，必然會對生育水平下降產生更為嚴重的影響。

不容忽視的是，東北人口生育的雪上加霜更繞不開經濟問題。此時，東北地區已經褪去老大哥的發展態勢，進入產業轉型的陣痛。

2015年末，遼寧省常住人口相比2014年減少了9萬；同時，遼寧也是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排名中，全國唯一一個負增長省份。

國家衛健委此次在答覆中也表示，東北地區人口總量減少，折射出的是區域經濟體制、產業結構、社會政策等綜合性、系統性問題。比如，隨著資源枯竭和國家產業升級轉型，大批年輕勞動力無法在本地找到滿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經濟更好、工資更高的地區。

“2015年遼寧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體制轉換及結構轉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現了淨流失。經濟下行，影響居民的就業機會、就業收入及未來發展前景，所以就會出現人口外流。”宋麗敏稱，我們研究時用常住人口減去人口自然增長數量發現，2000年到2014年，遼寧省年均淨流入約5萬人。從2015年開始，年均淨流出5萬人左右。

宋麗敏用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資料做過微觀研究，選擇了1萬多個樣本，結論是：人口外流與經濟增長速度、工資水平、對外開放度和人均資本水平關係最大。

她告訴新京報記者，東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質勞動力對這幾個經濟變數尤其敏感，可以說，東北地區流失的是高素質的、年輕的勞動力。與此同時，流入的是年齡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發現，流入與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兩年。

楊景堯2016年從吉林大學畢業後，先在哈爾濱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來年便辭職去了北京，在一家報社做編輯。“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我就常常感慨，如果這份工作是在老家長春就好了。”

這些年“回與不回”是楊景堯的日常“糾結”。“我是不是該向生活妥協，回家鄉去。”直到2019年，北京的房東不想續租，讓他做了決定，辭別北京的好友，回老家重新找了份工作。

經濟下行與人口負增長，互為因果，不斷迴圈。

根據《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別減少7。6萬人、13。33萬人和21。8萬人。

也就是說，東北三省一年減少了42。73萬人。

人口發展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東北地區的資料不夠樂觀。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來自遼寧團多名代表聚焦人口生育率問題並提出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常務副省長陳向群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懇請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政策；全國人大代表、中石油撫順石化公司總經理李天書建議，關注東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大連外國語大學校長劉宏建議，國家在東北地區實施放開生育政策試點，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提高育齡女性的生育意願，減緩人口下降趨勢和老齡化速度。

昨晚，國家衛健委就此前答覆再次做出說明，表示東北地區人口長期減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簡單放開生育政策就能解決的。對“懇請國家全面放開東北地區生育政策限制”的觀點，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論證。據此，與代表進行了溝通探討。並指出網際網路上“東北地區將試點放開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將全面放開”等推測，不是答覆的本意。

“東北的人口問題不是個別現象”

東北低生育困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目前的狀況。此前，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撰文表示，目前我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東北的人口問題不是個別現象，可能代表了未來的一個趨勢，甚至可能不可避免。”陸傑華說，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們的生育觀念在變化，有的已經不把生育當作必選項。加上既往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導致家庭規模本就在縮小，人口雖然緩慢增長，屬於慣性增長，短期內仍有很大體量，但人口的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陸傑華表示，現在看到的是東北三省，下一步可能是四川、重慶等西部地區，他們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

如何逃出低生育陷阱？已然成為一個公共議題。

姚引妹表示，“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就此，她認為，國家衛健委提出，在一定基礎上東北地區可探索實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試點，可以理解生育政策包容性的一種體現。

宋麗敏認為，養育子女過程中所放棄的人資資本投入和積累、影響職業升遷、影響休閒娛樂，擠佔了大量時間、生活質量和職業成就，尤其是女性，損失更大，所以想法會更加減少。生育意願低，不是東北獨有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她提出，要構造生育友好型社會。“生育有利於社會的均衡發展，生孩子其實是在為社會做貢獻。不過，人的觀念轉變，需要一定時間，更需要制度支援。如果採取一些措施，讓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處，會產生一定效果。”

具體措施方面，宋麗敏認為，稅收減免是當務之急，目前個稅對有孩子家庭每個只減1000元，這是遠遠不夠的。應該建立發放生育津貼，根據生育胎次差別、孩子年齡差別，採取遞進式的生育津貼制度。

此外，她建議適當延長產假，同時建立一種性別平等的育兒假期。

“目前我國是母親育兒多，父親參與很少。2015年，我們做家庭生育狀況調查時發現，父親對嬰幼兒的陪伴少到令人驚訝。”她告訴記者，因此我們認為，要貫徹性別平等的育兒觀念，實現協同養育。歐洲一些國家實行育兒假期配額制，要求父親必須休夠90天，如果休不夠，母親的假期也要取消。這是一種非常友好的制度設計，會減輕女性養育子女的勞累和痛苦。

探索放開生育限制能“催生”嗎？

國家衛健委的答覆在朋友圈裡刷了屏。不過和朋友們聊起來，大家的態度並不樂觀。

劉果是吉林的一名事業單位職員，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我無法想象有了第三個孩子得多累”，“沒財力沒精力，是我們東北中年人面臨的普遍問題。”

劉果的閨蜜小貽在生二孩剖腹產時，直接做了結紮手術。“和小貽一樣，我們連第二個孩子都是計劃之外的。2015年，我的兒子出生後，我和愛人一直沒有打算要二孩。2019年再次懷孕後，我和愛人順其自然地想要生下來，也希望老大有了伴兒。”

“東北地區探索放開生育限制”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劉果說，二孩政策放開後，確實也有朋友主動選擇再生一個。但要說再要第三個、第四個，大家都提不起興致了。

“人口學上有一個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生育孩子數量越多，邊際收益越下降，邊際成本越上升，導致生育意願隨著孩子數量增加不斷降低。”宋麗敏解釋。

“沒自我、沒時間、沒錢。”哈爾濱的王瑩（化名）直截了當地表示放開生育限制沒有現實條件。

“在哪兒養孩子都要花錢，不是東北就花得多，但是東北賺得少。工資低、產業少，這些問題不是給幾個學位這種配套政策就能解決的。”

經濟壓力是接受採訪者們的共識。“目前東北的工資水平不高，但物價不低，要維持好一點的生活水平，多生孩子肯定負擔不起。生了兩個孩子的那位朋友，本身家境就很好。”楊景堯說。

國家衛健委在答覆中提到一點稱，要“研究實施全面放開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臺的檔案”。

姚引妹指出，與之配套的社會經濟政策才應該是“癥結所在”，從而解決不想生、不願意生或者不敢生問題。“不敢生”的關鍵在於養育一個孩子的經濟成本較高，住房、生產、撫養、托幼、教育等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生育之後照顧孩子的問題面臨一定的困境，以及一些生育支援的公共設施。

“構建多元共治的生育支援非常重要。”姚引妹表示，多元共治的生育支援政策，應該是多個部門、多個群體的共同協作，包括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群以及個人等，共同為形成較好的生育、撫養、教育等方面，出臺相關的政策。

“國家衛健委提出東北地區可以開始探索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一個非常好的風向標。未來，透過試點，我國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適時、適地逐漸開放自主生育。”姚引妹說。

新京報記者 王俊 沙雪良 應悅 戴軒 張璐 徐美慧 姜慧梓 吳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