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美籍建築大師貝聿銘去世，向他致敬這精彩的一生！

享譽世界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5月16日去世，享年102歲。作為 “最後一位現代主義大師”，他留給世人的不僅有經典傑出的建築作品，還有其備受稱讚的人格魅力。貝聿銘先生的好友中國園林大師陳從周先生曾對他的為人和作品作出這樣的評價：

“擇境殊擇交，厭直不厭曲。”

關於他的建築創作和他的一生，我們彙編了《世界建築》雜誌1980年至今對貝聿銘先生及其作品的報道，透過這些片段的回憶致敬他精彩的建築人生。

貝聿銘：

現代主義來到美國之前，已走過一段很長的路。今天（1985年），我們太過於焦急，以為現代運動已被擠出歷史舞臺，我們能做的比現代運動的一切都好，而且驕矜自恃。可是，我卻不相信，人們在前進時能夠割斷過去。技術也是表現美的一種手段，建築的藝術不應該被遺忘，它是第一線的。其次，技術手段的應用，其目的不僅在於降低造價，還在於創造一種明確的、恰到好處的實實在在的空間。

國家大氣研究中心，1967

沒有那種流線型的方塊或圓形的體量，沒有那種毫無個性的所謂“國際風格”，整個研究中心的體形錯落有致。貝的設計靈感是源於許多世紀以前科羅拉多州西南部阿那薩茲印第安人特有的石塔。他的友好的對手菲利普·約翰遜把研究中心稱為“第一座後期現代派的建築”。貝聿銘微笑地感謝這句恭維話，但他堅認他從未死守過“形式因循功能”的格言。

華盛頓國立美術館東館，1978

貝聿銘：天然採光的中庭，是國會大廈前面林蔭廣場的空間的擴充套件與延續，是一個室內公共廣場。這個有樓梯、電梯、平臺和天橋的活躍而有生氣的空間，會讓大量的觀眾產生興奮感，鼓勵他們多停留一會兒。因此，它是一處佈景。我們必須使參觀過程成為一次愉快的經歷，所以，我們建造的了一個圓形劇場，一個馬戲團表演大廳。

兩塊吻合的粉紅色大理石三角形由一巨大的天窗連線起來，自然輻射光直瀉內部，無窮盡的幾何圖案的重複和變幻叫人目不暇接：這裡有三角形截面的柱、穹窿天花板和樓梯，有四面體的天窗，有六邊形和八邊形的展覽室。貝深信，公眾是公共建築的最終評判者。按這個標準，貝的東館獲得了完全的成功。在頭50天裡，它就接待了100多萬參觀者。東館為貝和他的合夥人們掙得了廣泛的、他們長久沒有得到過的信任。

在東館工程中曾與貝聿銘密切配合的前國家美術館館長布朗（J·Carter Brown）談到貝聿銘時說：他對建築學有如此奇妙的稱譽：“建築學像傳統的裁縫一樣，是一門精細的手藝。

肯尼迪圖書館， 1979

貝聿銘： 我不想搞成像林肯紀念堂或是德克薩斯的約翰遜圖書館那樣的明顯正面的紀念碑。我想它應更實際些, 在那裡你會發覺許多新的高瞻遠矚的視點和情景,真正作到步移景遷。一次, 我參觀了東西德國邊界附近的一座巴洛克式教堂,我永遠不會忘記當走下過道時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每條邊上起伏的表面似乎都在運動。那是何等的感受, 簡直是一種觀感上的樂趣!

肯尼迪圖書館是一件現代巴洛克式的傑作， 一座沒有前、後、側面的紀念碑。結構層次隨著你的步移而變動。當從北邊接近的時候， 三角形的研究中心就像一個沒有任何體量的平翼， 方玻璃盒子完全被隱匿了。從南邊看， 北牆又是一個平翼， 方玻璃盒子呈現出三角形。當筆直接近圖書館字樣的標誌時， 建築分向兩邊， 三角形在左邊，圓柱形大廳在右邊……每走一步， 建築都改變著它的面貌……人們的眼睛不是被精彩的建築或是已故總統的形象所吸引， 而是不可避免地被引向頭頂上的天空， 引向外邊的大海。

香山飯店， 1982

貝聿銘：在西方，窗是一種透過光線、空氣、陽光或者其它什麼東西的地方。所以，它的設計常常適應於特定的場合，是實利主義的。但是在中國，窗子是一幅畫。一個窗子是一個景，景隨人而異。窗的外形就是畫框。中國人對窗有不同的感受能力，對花園也有不同尋常的理解。中國花園是為房間而設，每一個房間最好都帶一個花園。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他們的教養和涵養。在這樣的房間中，他們繪畫、烹飪、吃喝、寫詩。而且，他們不想改變。

貝聿銘：對一個建築師來說，周圍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我又重遊了我家在蘇州的園林，發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東西，一些能使這種本土建築語言成為可能的東西，經歷了50年、100年也仍然站得住的東西。在建築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上，中國的概念與西方的完全不同。凡爾賽宮和蘇州園林毫無共同之處，但中國人會認為蘇州園林更像在家的感覺……中國建築要改變，我在香山所做的一部分源自懷舊，一部分源自時代。

達拉斯交響音樂廳，1989

貝聿銘：我以前的設計——像華盛頓美術館等——都是運用直線，三角形，方形等等。這些形狀的終點是有限的，三角形有3個終點，四邊形有4個終點。而在達拉斯音樂廳的創作中, 我卻嘗試用曲線來做。巴洛克建築通常採用曲線，可以說達拉斯音樂廳借鑑了巴洛克風格。因為曲線的終點可以說是無窮。因此走進這樣的空間，與走入一般空間不同。它有流動感，有新意，顯得很豐富。我把這種新式空間稱作“貝氏空間”。

香港中國銀行，1989

貝聿銘：在香港建高層，最大的問題就是風，香港的風力很大，比紐約大兩倍，比北京也大。因此抗風力比抗地震還重要。在中國銀行的設計中，我考慮較多的是結構，如何將結構做得簡單而經濟？是否可以作個新的嘗試？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用橋樑的辦法（注: 全樓做成豎向桁架，分成4段，最下面一段是正方體，向上依次削減，呈多稜體和三稜體），全部風力都傳遞到下面的4根大鋼筋混凝土柱上，這種結構很穩定，很牢固……這種結構還很經濟，節約了鋼材33%，還省錢……中國銀行是我們國家的驕傲，所以它對我很重要。

盧浮宮擴建工程，1989

貝聿銘：

我生平遇到的最大挑戰，也是最大的驕傲，那就是盧浮宮新館的創作。盧浮宮新館的設計實際上是個規劃問題。因為盧浮宮地處巴黎市中心，如何使它成為溝通南北的樞紐是我在設計中首先想到的問題……這個挑戰為什麼很難， 我想一是因為盧浮宮在巴黎的中心，一是因為盧浮宮代表法國，它代表了法國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只有知道法國的歷史、文化、政治，才能瞭解盧浮宮為什麼是現在這樣。

他思考的結果，他的方案，是一座只在地上露出金字塔形採光井的地下宮。它沒有重現法蘭西建築的傳統模式，也沒有與羅浮宮試比高下……金字塔是入口大廳的天然光采光頂棚。用電腦繪出的分析圖表明：這個體量和高度，使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的行人能大體看清它，但在杜勒裡花園中看它卻不顯得過分高大搶眼。

有人問貝，用金字塔形難道不怕引起陵墓的聯想嗎？貝的回答是：“提這個問題的人怕不是真的懂得歷史。他們只知道埃及。而金字塔是基本的幾何形之一，是最經典的形狀之一。這點是對地球上一切藝術領域都適用的。而且，由石頭改為玻璃，它的一切已經都變了。”……最重要的，它已不再是傳統概念中的建築，所以與四周建築完全沒有了可比性。用巴黎評論家艾黎（C。 Ellis）的話說，它像是一位由外星飛來的、有很好修養的大使，正有禮貌地和這老大國家的首相談話。

對待古代的文物建築，有兩個互相矛盾的問題要解決。其一是重要的文物建築，必須加以保護。其二是它又必須對城市生活起到正面積極的作用。只有這樣，它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保護。用貝的話說，“若是在凡爾賽，我將不去碰它，到晚上，鎖上大門，讓凡爾賽去睡覺好了。但是（由於歷史地理上的原因），若盧浮宮睡了，巴黎就完了。”這話是可玩味的。

美秀美術館，1997

貝先生用一箇中國的經典故事，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闡釋了他最初的博物館設計概念。美秀博物館所處的位置也類似於山頂的世外桃源，隧道和橋樑穿越山脈創造出一個神秘的通道。貝先生運用的另一個設計概念是利用地形將建築隱藏起來。這種手法也是中國古代山水畫的典型技巧之一，即透過區域性表現整體，以小見大。我認識到完成一座好建築，建築師需要好的委託人和承建商。幸運的是我們在這個專案中遇到了，如果沒有他們，美術館中的精緻細部和高超技術都無法實現。

盧森堡現代藝術博物館，2006

貝聿銘：盧森堡的總理（詹克斯·散特爾）找到我，並要求我在堡壘的附近設計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該堡壘本身也會被改成一個博物館。雖然這個專案並不像盧浮宮那樣有挑戰性，然而我非常感興趣。我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房子要被建在一個古堡壘之上。

當參觀者由高向低穿越一個森林般的公園，迎面而來的是一座非常沉靜的覆蓋著蜜色石灰石的建築。幾個嵌入了窗子的深陷的洞口切入到石灰石的體量中，給明亮的立面帶來一些深深的影子。隨著建築向上的生長，石灰石逐漸蛻去，被由大量玻璃天窗形成的複雜而精確的幾何形體所取代。貝先生曾經對電影製作人Gero von Boehm說，建築的本質是由光來塑造的幾何形體，這一點在盧森堡現代博物館裡被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

蘇州博物館，2006

貝聿銘：我的真意是希望由此扎到中國建築創作民主化的道路。這個責任非同小可，我要做的只是撥開雜草，讓來者隱於其中的一條路徑。

新材料、新技術固然重要，但對建築藝術創作來說，更為重要的則是找到正確的民族化道路，使建築具有獨特的民族形式與風格。

我希望從中國古代山水畫中尋找園林設計的靈感，並與蘇州當地的能工巧匠合作，爭取造出一個有新意的蘇州園林。

面對偉大的蘇州的歷史遺存，貝先生作出精彩的演繹。他在有限的建築中用錯落有致的屋頂組織去呼應簷牙高喙而高低起伏的蘇州天際線；用廊腰縵回的布展組織去繼承中國古畫中的風景寫意，層層疊疊、氣勢磅礴，卻不失人文之意的傳統

我們這一代對觀念的熱衷似乎遠遠超出對建造的關心，而貝老先生卻是技藝高超的建造者。當我拋開那些現在被視為禁忌的裝飾和符號，拋開我們整日琢磨的觀念的時候，我終於開始發現這座博物館的精彩之處：與城市肌理的微妙結合，嚴謹的空間秩序，對稱與非對稱，完全沒有柱子的首層空間，自然光線的精心安排，窗和窗所定義的時刻，薄牆與厚牆，地面鋪裝與踢腳的對縫設計，整塊石頭的門洞和所有的轉角石，材料的灰度與白度的微妙選擇，精心佈置的每一棵植物等等，這座建築由於它精確的建造和可觸控的存在而具有意義。

貝聿銘： 當我跟著格羅皮烏斯做研究工作時，他曾表示絕對相信，國際式將普及到全世界。當我返回中國時，我吃驚地發現，國際式早已到達。豈止到達而已，簡直是已經壓倒一切。格羅皮烏斯的預言是正確的，但這種結局卻是災難性的。所以，當我有機會在中國做事時，我願意儘可能去發現一種語言——一種依然用之有效的，依然是人民所能感受的，依然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的建築語言。我期望著，即使是青年一代的中國建築師，假如他們能發現一種語言的話，他們將會說：現代國際式不是我們要走的路，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東西。

（圖片來自網路，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