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不花：別相信妖怪的床｜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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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不花說，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個無情的人，總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戀舊。她曾在一次公開演講裡說：「一個真正的創業者身上有一個重要的標誌，那就是他可能沒什麼老朋友。」這句沒什麼人情味兒的話引發了爭議，但她認為自己的取捨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說明你沒進步，你沒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鎖死在那個階段了。」

文

丨張月

編輯丨

槐楊

「沒有用了」

第一次見到脫不花的人，會對她的短髮印象深刻。那是一個絕大部分女性不敢輕易嘗試的長度，幾乎和男性的板寸差不多，略長的頭頂上也沒超過5cm，兩側隱約可見青茬。從背後看，你可能會混淆她的性別。

這個髮型是2017年底剪的，那時她38歲，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難事，最煩躁的時候跑到樓下剪頭髮。理髮師修剪了一點點，她要求「再短點兒」，「再短點兒」，「最後就這麼稀裡糊塗地剪短了。」她覺得挺酷，保持到了現在。然而工作上的煩心事並沒有隨著煩惱絲一起離開，幾個月後，脫不花遭遇職業生涯最大的危機：她發現自己對公司沒有用了。

在北京郎園2號樓6層，脫不花的辦公桌位於整個辦公區域的最中央，桌上擺著一個藍色公告牌：「有事說吧！」每當這個牌子豎起來，這位得到聯合創始人兼CEO的座位周圍就開始有人排隊，員工要跟她商量一些繁瑣的工作：運營、財務的細節，或者新員工的最後一次面試。然而，2018年初，她突然發現自己變得清閒，排隊找她說事兒的人變少了，年輕人做得得心應手，很少再尋求她的建議和幫助。

對她來講，這是一個有些危險的訊號。兩年前創辦得到時，她和另外兩位創始人羅振宇、快刀青衣達成過一個口頭的「散夥協定」：公司的命運是第一優先，如果有兩位創始人覺得另外一位創始人不再能為公司創造價值，後者就必須把股份交出，自行離開。三人都有過創業經歷，目睹了太多合作伙伴分手時混亂的利益紛爭，如果未來出現變數，他們希望能體面分手。

這個君子協定像劍一樣懸在頭上，逼人向前狂奔。得到辦公室一進門掛著一個數據大屏，5分鐘重新整理一次，一個課程上線後，使用者的反響情況一目瞭然，這個資料庫被稱為「羅盤」。實時變動的資料背後映射了這家內容公司的焦慮和殘酷。

在同事眼裡，脫不花是個被工作填滿的人。在這家彈性工作制的公司，大部分人11點上班，她則總在9點前就坐進辦公室。2017年，她生第二個孩子，前一天開會開到晚上十點，第二天分娩結束不到四個小時就開始在工作群裡說話，得到副總裁李倩看到她的頭像在群裡跳出來時，心想：「她瘋了嗎？」

連脫不花5歲的大女兒都知道：「媽媽要加班，媽媽要賣專欄。」女兒很喜歡鄰居一位阿姨，那是位全職媽媽，美麗溫柔，一頭長髮，喜歡穿白裙子，全天候陪伴三個孩子。她成了女兒嚮往的女性形象，女兒立志長大以後要當全職媽媽。

女兒常跟脫不花提建議：「你也留個長頭髮吧？」「你也穿個白裙子吧？」「你也在家照顧我們吧？」前兩個要求她會笑著答應，到第三個要求的時候，她覺得必須和女兒談一談。

「你大冬天想穿裙子，裡面還套個毛褲，儘管媽媽覺得不好看，但是不是也同意了？」

「是。」

「你說以後不想上班想當全職媽媽，我是不是也說很好，你肯定特開心。」

「是。」

「我都尊重你的選擇，但媽媽想上班，你是不是也應該尊重媽媽的選擇？」

女兒想了想，只好說：「是。」

幼兒園經常組織親子活動，脫不花是那個經常缺席的媽媽，只能在結束之後看錶演影片。一位女性同事曾困擾地問她：「要怎麼平衡孩子和工作？」她說：「你要聽實話嗎——沒有平衡，就是取捨。」

脫不花不享受閒暇，更樂於讓自己處在戰鬥狀態。日常最多的裝束是軟底運動鞋、大號帽衫和緊身運動褲，既可以在椅子上隨意坐，也可以在飛機後艙高抬腿。再化個淡妝，深夜降落時，她確信自己是全飛機最精神的人。她的行李箱裡常年放著三套不同顏色的職業套裝，高跟鞋，化妝品，充電線，隨身再背一個雙肩包，裡面永遠放著一個小小的可以拆下揹帶的包，有一點設計感，應付突然到來的正式場合。

這種隨時隨地為接下來的一切可能做準備的習慣，是她從作家嚴歌苓那兒學到的。嚴歌苓說過，「形象是女性的紀律」。脫不花曾親眼目睹嚴歌苓在餐廳等遲到的人時，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撐，就坐後，運動外套一脫，裡面是符合晚宴標準的無袖露背緊身上衣。

她也試圖把對工作的熱愛傳遞給其他人。李倩告訴《人物》，一次脫不花出差回來，星期一上午在辦公室碰面，她眉飛色舞地說了一通自己出差時遇到的人，下午開例會，各個部門的主管參加，她又說了一遍；星期二跟所有員工直播開會，她情緒飽滿地說了第三遍。大部分人的重述都會有所損耗，脫不花沒有。就像她熱衷組織員工去吃火鍋，熱氣騰騰，人聲鼎沸。李倩覺得，那是一個和脫不花本人高度統一的場景，「她人就像火鍋一樣，咕嘟咕嘟一直在燃燒，一直都是熱的。」

但2018年，這個一直燃燒的人熄火了。在長達三四個月的時間裡，她狀態低迷，在辦公室枯坐一天，提不出什麼建設性的想法。「我對公司沒有用了」，她想。她想出去充充電，找到了清華大學的一個企業家課程，公司有支援高管進修的慣例，但她選的那個課程過於昂貴，60多萬，她招來的CFO很堅決：「報銷不了。」

她以前喜歡去電影博物館看文藝片，那段時間睡前看起了特別血腥的電影，大都是豆瓣五分以下的爛片，不是變態殺人狂就是激烈的槍戰。出版人方希跟脫不花是無話不談的好友。方希告訴《人物》，那段時間脫不花曾跟她提及這種「無用感」，語氣困擾，「她無法確認自己對這個系統的價值，她就反覆折騰，她可能內心不願意去面對這個東西。」也是那時，脫不花找了一位設計師朋友，把婚戒上的鑽石摳下來，改成了一個多巴胺分子式的耳釘，這種讓人快樂和興奮的分泌物是她亟需的心理暗示。

無情的人

「有用」，是脫不花一直以來對自己的要求。三個多小時的交談裡，這個詞她提了30次。

飯局上，她慣於活躍氣氛，說話滔滔不絕，似乎冷場是自己的責任。她35歲結婚，此前相親多次，去之前好友會在她手上寫一行字，「少說話，別買單。」當然，最重要的，在公司，她必須是那個一直創造價值的人。

在絕大部分時間裡，她做到了這一點。方希認識脫不花是在十三年前，那時候脫不花不到三十歲，已經擁有自己的管理諮詢公司，年收入上千萬。在方希看來，當時的脫不花非常擅於做一個翻譯者，準確洞悉甲方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變成一個方案。

前同事張文娟告訴《人物》，在諮詢公司時，脫不花一直是個對行業前沿變化非常敏感的人。她和一些媒體人、企業家定期組織飯局，討論各個行業的最新態勢，那個聚會總在梧桐餐廳舉行，又叫「梧桐會」。2012年一次聚會時，一位朋友帶來了一個身材消瘦、看上去有些拘束的年輕人，他的一款新聞聚合App剛剛上線，給在座的人講了講用演算法驅動內容的原理。臺下一半人沒聽懂，另一半人開始跟他爭論，「這思路不靠譜啊，哪能不用人做內容呢？」年輕人不善言辭，爭不過底下牙尖嘴利的媒體人，很快敗下陣來。那人是張一鳴。演算法，也成為今天的人們獲得內容的主要驅動。

脫不花感受到時代的變化。2014年，她帶著一個筆記本和一個助理，離開了原來的公司，加入羅振宇的團隊，一個在後來的幾年裡用最大聲量喊出「網際網路思維」的團隊。當時，這家公司共有7人，辦公室面積12平米，唯一的專案是《羅輯思維》，每週播出一期。張文娟認為，脫不花做了一個冒險的決定。

但脫不花認為，這個選擇順從了潮水的方向。從她進入職場，她就是這麼做的。

1996年，17歲的脫不花剛來北京，聞到的就是時代劇變的氣息。那時的中國，每分鐘就會誕生一個百萬富翁，商業世界充滿了巨大而肆無忌憚的想象，她在北京看到的第一個超市，第二年就擴充套件到了老家臨沂。人們後來熟知的大佬馬雲、丁磊、馬化騰、張朝陽都在那幾年開始創業。最有實力的企業則在每年11月8日聚集北京的梅地亞中心，爭奪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的標王，11月8日，諧音「要要發」。1997年的那一天，母親托熟人給她弄了張票，她混進梅地亞中心，就像進了蓋茨比的宴會。她看到了敬一丹和王小丫，和廣告主們謙遜地握手。拍賣開始，一舉牌就是1000萬。最終，愛多VCD以2。1億的價格奪得「標王」。掌門人胡志標很年輕，28歲，上臺說：「2。1億，太便宜了！」那是一種看不懂但令人沉醉的狂熱，脫不花形容那種感覺，「好像世界在你面前展開了。」

那時，她選擇輟學從商，此後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貫徹著同樣的邏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機會，但同樣的機會不會一直在等著你。」

和羅振宇一起創業，是新的機會，移動網際網路的機會。一度脫不花覺得自己被忽悠了。窄小的臨時辦公室位於一棟上世紀60年代的磚樓裡，辦公室裡空無一物，她給了助理一張信用卡，在宜家買了幾把塑膠椅子，最便宜的那種，50塊錢一把；桌子買了兩張，拼成了一個大桌。她面試的第一個設計師只能坐在礦泉水箱子上。公司沒有會客室，為了裝樣子，她和羅振宇約別人都約在樓底下的咖啡廳。前三個月，員工的工資、辦公用品等一切花銷都靠她的信用卡週轉。

但她感受到了猶如1997年剛踏入職場時的興奮。一切都是新鮮的。他們嘗試運營社群經濟，「盲盒」圖書包一小時賣出8000套，真愛月餅賣出4萬盒，柳桃一天賣出一萬盒……他們引起了爭議，但同時，使用者數飛速增長。

那是太快甚至過於快的幾年，幾乎是未經思索，只要最快，最熱。脫不花再沒有回去原來的公司，再也沒有管過原公司的事情。兩年後，那家諮詢公司要搬家，辦公室賣掉了，同事給她打電話，讓她回來收拾一下辦公室，除了她帶走的膝上型電腦，所有的東西都沒人動過。她想了想，回了個電話，「扔了吧。」

脫不花說，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個無情的人，總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戀舊。她曾在一次公開演講裡說：「一個真正的創業者身上有一個重要的標誌，那就是他可能沒什麼老朋友。」這句沒什麼人情味兒的話引發了爭議，但她認為自己的取捨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說明你沒進步，你沒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鎖死在那個階段了。」

對她來說，實現財富自由然後找個海灘躺著，是一種荒誕，她想要幹到幹不動為止。除了一開始那條散夥協定，三位創始人達成過另一條共識：所有人只能有這一份工作，不能有其他的兼職，也不能有來自這份工作以外的收入。這條是脫不花提出來的，「你必須100%的時間放在這家公司裡面。」

因此，方希非常理解脫不花發現自己對公司無用時的驚慌，人需要有用，「其實工作是一個人和世界呼吸吐納的埠，人需要工作，需要不停地勞作，不停地付出自己的聰明……丟掉了這個埠之後，你會產生對自己的強大懷疑。你是誰？你發出聲音了嗎？這個世界給你迴應了嗎？如果沒有，你都不確認自己是否存在，這跟你有錢沒錢沒有半毛錢關係。」

脫不花與羅振宇在2019跨年演講

妖怪的床

為什麼一定要「有用」？為什麼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工具」？

脫不花剖析過這種自我工具化傾向的根源，「還是不自信。你有用，別人才會給你一個反饋，最後就會變成你在掙那個反饋。」

少女時期，脫不花覺得自己是班裡最不好看的姑娘，頭髮短，面板黑，母親不允許她打扮，那意味著浮躁、「心野了」。出門遇到熟人，對方會疑惑地問她的母親：「這是你家兒子還是閨女？」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需要文藝表演，幾個女孩在教室裡站成一排，老師看了一圈，把她提溜到了最邊上的位置。

直到現在，她都清晰得記得被拎到旁邊的窘迫和難堪。很多年之後，脫不花猜測也許是因為自己個兒矮，或沒有才藝，但當時，她近乎偏執地認為，一定是因為自己不好看。這令她感到自卑。

唯一的自信來源是成績好，會寫作文，演講比賽或作文大賽總能拿個好成績，她說，「只有那個時候，我對老師才有用。」

整個讀書時期，脫不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擺的不是父母的婚紗照，而是一位遠房表姨的單人照。這位表姨是家族裡的成功榜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靠自學去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了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紐約一所大型律所工作。脫不花對那張照片印象深刻。表姨穿著白色Polo衫和短褲坐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前的草坪上，表情瀟灑開朗，那是父母希望她成為的樣子。

但她最終成了家族裡的黑羊。1997年，出於新世界的「召喚」，她選擇輟學，在央視附近的一家小廣告代理公司找了份辦公室小妹的工作，月薪380元，用十塊錢的口紅和五十塊錢的包武裝自己，每天給同事買盒飯，或者去央視廣告部送材料。

在她的山東老家，進入體制內、捧上一隻鐵飯碗被認為是最好的工作，下海從商是萬不得已的選擇。父親是一名警察，在體制內工作了一輩子，「你們家閨女考去哪兒了？」從此成了最令他難堪的問題。

一次父親送她和母親去火車站，一路上，兩個小時，都在痛罵她不爭氣，母親不敢搭腔。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有跳車的想法。但是，臨近火車站時，她遠遠望到有幾位母親的同事站在那裡。她狠狠抹了一把臉，下車，迎上那些人，有說有笑和他們一起進了站。

她不想被別人看到自己的脆弱，也痛恨這種脆弱。在此後的很多年，她和父親關係極度緊張，一打電話就吵架，每次見面都不歡而散，支援她的母親也被看作同謀。她切斷了和所有親戚的往來，把所有的詢問都看作一種干涉，「不來往、不管、不交流，我考慮你們是沒有意義的，你們都傷害我。」

那時，在徐智明開的「龍之媒廣告人書店」和中華民族園西門的「廣告人沙龍」，每週末晚上都有廣告圈的名人來做免費講座。脫不花混跡其中。一個深秋的週末，她聽到時任北京奧美總經理的湛祥國的講座，頭一次知道了有個東西叫PPT。在講座後的小小混亂裡，脫不花得到了湛的名片，一個月後，她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客戶的邀約。她咬著牙，給湛祥國打了個電話。

在三里屯的一家三明治小店，湛祥國詳細告訴了脫不花如何使用PPT，以及如何講述PPT。因為這個在當時十分新鮮的技能，提案時，脫不花成了那個在臺上演說的人。她語速飛快，把所有問題當成挑釁。客戶後來形容她，是一梭子、一梭子地回答問題。那次提案並未成功，但它是脫不花職場生涯的真正開始。在那個萬物野生的年代，18歲的高中肄業生獲得了前輩的無私提攜，並在此後一步步飛快躍升。

她回想那時候的自己，內心自卑，表面自大，身上帶著某種攻擊性和緊張感。在很多朋友眼裡，她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果自己沒有用，她絕不相信別人會喜歡她。「一個漂亮姑娘不需要證明，一個高材生也不需要證明，對他們來說存在感天生就在，但我就必須得自己證明。你已經做了決定了，你得證明它是對的。」這種自我證明在此後的人生裡，變成了她的本能。

很多年之後，脫不花邀請浙江大學的陳海賢在得到開設心理學課程，陳講了一個《荷馬史詩》裡的故事：英雄奧德修斯回家途中曾遇到一個妖怪，這個妖怪有一張床，每個過路的人，它都會抓到這張床上躺一躺。如果過路人的身體比床短，它就把過路人拉到跟床一樣長；如果比床長，它就把長的部分鋸下來。陳海賢說：我一直以為這個妖怪是要殺人，突然有一天意識到，這個妖怪可能是想找物件，標準就是他的床，不符合的就弄死。

脫不花每次讀到這一段就哈哈大笑，笑完了，心有慼慼。那張「床」就是社會為大多數人打造的模型，讀書、上大學、工作、結婚生子，她是無意間跳出那個模型的人，因此不得不承受拉長或鋸斷的痛苦。

脫不花和湛祥國

碰到骨頭

2020年1月下旬，我在深圳見到了脫不花。她正準備一檔將在春節直播的節目，三十多人上臺，用五分鐘的演講，解決日常生活裡的小問題。她戴著黑色口罩，穿藍色帽衫、緊身運動褲，還是那套戰鬥裝束。嘉賓上臺時，她興致勃勃地把每一位的故事給我講了一遍。看不清口罩下的表情，但很難忽略她明亮的眼神。這也沒有耽誤她注意到演講嘉賓的PPT裡有一張廢片，以及舞臺邊裝飾漢字右上角的小燈泡壞了。

「無用」的危機感最盛的時候，脫不花開始負責「得到大學」專案。在那裡，她認識了一些普通人。

比如一位在北京香山附近開養老院的姑娘。她的養老院裡，很多老人患了阿爾茲海默症。一位老奶奶是其中之一，她不肯去曬太陽，說「主席要來看我，我怎麼能出去呢？」護士就要顯得很詫異的樣子：「怎麼沒通知到我呀？你等會兒，我出去落實一下。」她跑出去，幾分鐘後跑回來，告訴老人，「主席」今天外事接待，來不了了。沒有了牽掛，老人終於願意出去嗮曬太陽、做做操了。這套應付方案，是這家養老院所有護士上崗培訓的第一課。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聽完這些故事，脫不花震驚了許久，她本行是做管理諮詢，在商學院見過無數的案例，但這些方法她聞所未聞，那是隻有在真實世界裡摸爬滾打過才能得到的經驗。「得到大學之前，我對於什麼是知識這件事是有刻板印象的，是老師傳授的，是在殿堂裡的，但是現在我們才意識到，有大量的、特別能夠觸動人的東西，在人的腦子裡，既沒有被寫成書，也沒有被做成一個專業。這世界太大了，超出你想象，你的圈層被擊碎了，你的認知結構也被擊碎了。」

在脫不花看來，這些人身上有特別積極向上、生生不息的東西，「人只要做事就不怕，最怕躺那兒想，你對這個世界理解是單薄的，就是紙上那一層。有的人可能看起來很深邃，但是你稍微一過手就知道，他做不到，他對這個世界理解太薄了。有的人就是一刀插進去，插得很深，穿過面板，穿過肌肉，碰到骨頭，那個刀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你對這個事兒的理解就變了。」

她覺得自己沒上過大學這一點甚至變成了一種優勢，擺脫了知識的詛咒，她能問出一些好問題，用自己的經驗幫這些人總結他們的方法，在得到上傳達給更多的人。

得到大學現在已經做到了第6期，報名人數達到了22000人。每次課程結束之後，許多學員最好的反饋都來自於同學之間的案例分享，「一個開月子會所的可能會啟發一個開養老院的，一個開養老院的可能會啟發一個開淘寶店的。」脫不花覺得，那就是人點燃人的意義。有學員講得特別好的時候，其他學員熱烈鼓掌，她尋回了失落已久的成就感，「我發現我特有用，老孃對這個事業是有用的。」

2018年4月，在她最焦慮的時候，給全體員工開過一次例會，題目是《得到進入深水區，我們該怎麼辦》，她說，得到剛上線時，她想的就是把產品賣好，使用者增多，但如今，面對的問題變了：你必須創造真實的社會價值，才能讓公司繼續走下去。但那個價值在哪兒，自己的價值在哪兒，她當時很困惑。

現在，得到大學也許提供了某種答案，「真正走到這一天的時候，你必須成為這個社會整個版圖中的一分子，必須跟社會的其他分子緊密聯絡在一起，你是真實的價值的一部分，否則你連生存都生存不下去。」

這場1月的彩排，就是那些碰到骨頭的「刀」的總結。一位演講嘉賓是位網約車司機，面容樸素，戴著黑框眼鏡，頭髮有些花白。舞臺側面擺著一架為另一位嘉賓準備的鋼琴，他走過去，坐了下來。彩排現場聲音糟雜，到處都是走來走去忙碌的人。

沒有人注意他，他按下琴鍵，彈了一段舒緩的《教父》主題曲，走動的人停下腳步，望向那個發出聲音的地方，現場漸漸安靜，這是彩排的小小插曲。脫不花坐著靜靜聽了一會兒，然後扭頭衝我說：「看，就是這樣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世界太他媽好了。」

脫不花在深圳節目彩排現場

不下牌桌

脫不花今年40歲，所有人都叫她「花姐」——早年，人人叫她「脫不花妹妹」。對比來郎園創業前一天和現在的照片，六年過去，她覺著自己肉眼可見地老了。同時，她又覺得自己正在快步走進一生中最好的時段，精力更充沛，能耐也更大，「比20歲的時候好，比30歲的時候好。真的是發自內心的覺得自己挺好的」，她笑起來，「年齡確實是個財富，它會讓你對很多事的理解突然不一樣了，就好像那層窗戶紙被戳破了。」

這種感覺在三年前明確出現。那時，她生下第二個女兒，起名「本意」。年輕時，她留長髮，穿長裙，給未來孩子起名是「小茶」和「小酒」。但「本意」，本來的意願，她意識到，自己終於完成了一個年輕女性的使命。「剩下的時間，我就是個『人』了，我沒有一個跟男性不一樣的時間表了，可以做任何男效能做的事情，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沒有時間表上的特殊性。」

得到大學教研長蔡鈺認為，脫不花身上去性別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她去掉了一些會讓女性顯得弱勢的東西。」

去年過生日的時候，脫不花的蛋糕上寫了一行字：「人過四十天過午」。她今年計劃著可以押注陌生的新業務，「永遠要打主力」。她跟其他創始人約好，「不論咱這公司好或不好，咱都不下牌桌，堅決不下牌桌。只要不停，下一把就有機會。」

為此要預防自己變蠢，保持健康和銳利，她沒有助理，收快遞、拿外賣、訂機票、寫演講稿、做PPT都一手包辦。她的手機屏保上寫著今年要做的幾件事：每週跑30公里，體重穩定在55kg；每天用半個小時學英語，以及學一門手藝：木匠或者是立體書。

方希認為，脫不花的生活軌跡和其他人不一樣。大部分人是上完大學之後，過兩年結婚，再過兩年有孩子，事業會呈現某種程度的中斷，但脫不花不是，她做事業的同時，另一手也在抓自己的生活。在她找物件、建立家庭的時候，她的社會身份已經相當清晰。這意味著，她不需要面對大部分女性需要面對的壓力，比如，丈夫找不到她的時候，第一反應並不是責備。

「我覺得她是受益於這個時代對於女性的各種機會。」方希說。

「隨著技術的進步，只要女性不自我設限，無論是智商發育還是個性特徵，女性都可以學習任何專業、從事任何職業。」2020年得到跨年演講後，脫不花寫了一篇文章談自己對女性的觀點。她說，羅振宇的演講稿中，她「塞進去了唯一一句私貨」，是「不要辜負這個時代給女性的機會」。

演講結束後，她收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資訊，她們向她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像是一個輪迴，她發現自己經歷的自卑、痛苦和自我救贖，那些年輕女性們還在經歷，她看得眼淚落下來，「20多年過去了，我以為她們已經自由了，但其實故事沒變過。」

開始當母親時，脫不花每天都感到恐慌：要怎樣才能把完整展開生命這件事教給女兒？她逐漸想明白：只能以身作則。每年的跨年演講，脫不花會把女兒接到工作的地方，兩個女兒能在現場看到她的焦慮、緊張，以及順利完成的喜悅和眼淚。結束後，她們會留下一張全家福。

她覺得，兩個女兒也許在生活上沒有那麼需要她，但在她們漫長的人生裡，會很需要一個有趣、聰明、步履不停歇的母親作為她們的指引。「你唯一的價值就是在於說她不以你為恥，在她長大成人之後，覺得她媽還行，是個挺酷的人。很多年之後我死了，她還跟她娃說，你姥姥還行。那就是最好的結果了。」

她計劃給一所大學捐一筆錢，成立一個女生獎學金，具體形式還沒有想好，儘管杯水車薪，但她希望給那些容易自我懷疑的女孩子們一些鼓勵。「妖怪的床是假的，別相信它。」她說。

2019年跨年演講彩排現場，脫不花的大女兒陪著她一起工作。跨年演講舉辦了5年，大女兒連續參加了5年毛巖政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