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留置“留痕”，可防止“留置權”任性

■ 觀察家

如果還能探索些其他措施有效防止監察委權力濫用，並且對其工作進行保護、支援而不是妨害，當然就有必要積極引入。

十九大報告提出，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許可權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公佈，並面向社會徵求意見。

《草案》共十章，六十七條。除了規定監察委由各級人大產生並對其負責、其許可權涵括所有公職人員的行使公權力情況、職務違法與犯罪等公眾關心的問題外，對於作為其“殺手鐧”的留置權的行使，第二十四條規定，被調查人涉嫌貪汙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監察機關已經掌握其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並具有“涉及案情重大、複雜的；可能逃跑、自殺的；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銷燬、轉移、隱匿證據的；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等4種情形時，經監察機關依法審批，可以將其留置在特定場所。

該條既規定了四種必要情形，又將留置前提設立在被留置人涉嫌職務犯罪，且已掌握部分犯罪事實與證據的基礎上，並且還須經依法審批，加上有檢察機關的依法監督，確實讓人相信可以“把監察權關進制度籠子裡”。賦予監察委監督查處其他權力的任性，就應當首先防止其自身任性、不濫用。

然而，以往經驗告訴人們，有些時候，各部門間往往聯合有餘而制約不足，一些自我監督制約措施更容易淪為虛設。近年糾正的許多重大冤假錯案中，監督制約機制時常失效，也可以證明這點。

因此，如果還能探索些其他措施有效防止監察委權力濫用，並且對其工作進行保護、支援而不是妨害，當然就有必要積極引入。要知道，《草案》規定的留置期限遠長於刑事拘留期限，因此也就更有必要進行有效監督。

眾所周知，為治理司法干預頑疾，中央提出了案件干預留痕制度，被認為很有效。《草案》本身也規定了干預留痕制度，第五十六條規定“對監察人員打聽案情、過問案件、說情干預的，受請託人應當及時報告並登記備案。”“發現辦理監察事項的監察人員未經批准接觸被調查人、涉案人員及其特定關係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應當及時報告並登記備案。”

其實，也可以把留痕制度運用於防止留置權任性方面，亦即把啟動留置權時所掌握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進行固定、留痕，以防止有監察委人員濫用職權，違法行使留置權後再補充應予留置的證據，用事後調查的證據倒過來證明行使留置權的合法性。

鑑於此，建議在《草案》第三十九條增加一款，規定：“決定採取留置措施的，應當固定所調查的事實與證據。”“召開專題會議時，應將誰提議採取留置措施、誰第一個同意、誰起主要作用以及方案確定情況等記錄在案。”在第四十一條，應在“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准”後面緊接著規定，“將固定的調查事實與證據（或複製件）一同上報。”在第六十條，結合採取留置措施時的證據不充分、調查不實以及相關決定人不負責任等情況，對追責情況重新進行細緻、可操作的規定，以及有必要規定，調取到新的證據、查出新的犯罪事實等情況，不能成為採取留置措施失當的理由。

切實有效地防範權力濫用，不僅能防止工作人員任性，防止用公共財政為權力任性買單，也會倒逼著工作人員的工作更紮實、有效，更負責任。

□吳元中（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