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友騎行活動途中死亡同行者被判賠償落坡嶺案改變京城騎行圈

爬坡、放坡，作為一名資深的騎友，湯先生翻越落坡嶺，最多隻用35分鐘，但是，翻越自己心中的“落坡嶺”，湯先生卻花了近三年的時間。

落坡嶺案宣判後 湯先生（黃衣者）等騎行愛好者組織騎行活動 圖片由湯先生提供

2015年的一次集體騎行中，在門頭溝的落坡嶺，騎友李羅（化名）放坡時自己摔到，不幸身亡。一年後，李羅的家屬將湯先生和另外6名騎友告上法庭，索賠147萬多元。湯先生等人一審勝訴，二審又敗訴，再審申請也被駁回，最終賠償了死者家屬3。8萬元。

這場官司被稱作為“京城騎行圈第一案”。記者採訪發現，雖然賠償金額不大，但判決認為結果在日後，以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對湯先生等當事人以及北京騎行圈，帶來了諸多改變。

官司

騎行活動途中死亡 家屬索賠二審改判

落坡嶺案真正塵埃落定，是在今年的4月4日，北京市高院裁定駁回了湯先生等七人的再審申請。官司的緣起，發生在三年前的落坡嶺。

京西的109國道是一條經典的騎行路線，落坡嶺是必經之處。垂直落差三四十米，長度一公里多，落坡嶺因此成為這條路線上一個強度較大的爬坡。

但對於已經喜歡騎行7年多的湯先生來說，翻越落坡嶺並不難，甚至在2015年9月12日的那次騎行中，他衝在了車隊的最前面，一直領頭的李羅因接打電話落在了騎行的隊尾。

“老李是個好人。”說起李羅，湯先生言語中是對朋友的惋惜，但一說起官司，湯先生說話間又是委屈和不甘，“為什麼返回頭去救他的人反而成了被告呢？”

李羅是在放坡過程中摔了車，路過的司機提醒了湯先生等七人，但當他們掉頭趕到時，李羅的血已經流出十幾米遠。

交管部門認定李羅發生了單方面交通事故，門頭溝醫院診斷李羅因顱腦損傷死亡。至於當日湯先生等人與李羅一起飲酒，和事故有無因果關係，沒有權威的說法。

“壓根沒想到自己會成為被告。”湯先生回憶說，他和另外6名接到法院傳票的日子恰好趕上李羅的忌日，他們當時正在落坡嶺祭奠，“太詫異了，想不通。”

一審法院認為認為湯先生等人履行了夥伴之間互相救助的義務。2016年12月，法院駁回了李羅父母和妻子147萬多元的索賠請求。李羅家屬不服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騎友共同騎行，目的之一是為了降低風險，因此產生了比一般應盡到“更高的注意義務”，但潘先生對其內容和邊界有疑問。他認為，像禁止飲酒、必須佩帶頭盔、騎行途中禁止接打電話、放坡速度要慢等提醒，每次騎行都會說，已經足夠合理。“再者說，必須保持一定安全距離的。2017年9月，法院最終撤銷了一審判決。因為是這次的發起人，湯先生被判賠償8000元，其他六人各賠償5000元。

之後，3。8萬元被法院從七名被告的銀行賬戶中強制划走，“壓根不是錢的事，是氣不平。”湯先生說。

變化1

騎行活動減少 “組織”變成“偶遇

落坡嶺案的影響首先在湯先生等七名騎友的身上發酵，車友離世和判決結果就像聳起的擺在北京騎行圈面前的一個“，壓在了他們的心頭，有的騎友出行時會刻意避開落坡嶺，有的騎友則乾脆把車賣了。

湯先生髮起了當年，二審判決特意加重了他的賠償責任，這他覺得“冤得慌”，如何翻越呢？也讓其他騎行活動的組織者“有了壓力”。

騎行，除了體育運動本身所帶來的樂趣，集體出行所產生的友情，也是其魅力之一。

潘先生是落坡嶺案的被告之一，今年46歲，是七人中最年輕的一位，他進騎行圈已有6年多，“人多時候的，一次騎行活動人數會過百，甚至還有200多人的時候，騎行隊伍都有好幾公里。”

想要集體出行，總得有人站出來招呼一聲。

湯先生和潘先生所在的車隊叫作馳鹿隊，他們說，頻繁時，車隊每週都會組織騎行活動，但是落坡嶺案發生後，車隊隊長沒再組織過一次活動。“以前組織活動，要麼在騎行論壇發帖，要麼在微信群發通知，不管是組織者還是參與者，都很積極，但現在沒人敢正大光明地組織活動了。”

作為熱愛騎行運動的一群人，很難割捨自己的愛好，怎麼辦？

“說起來都有點可笑，騎友想出去玩了，就會在群裡隱晦地說一句：週末天氣不錯，想去戒臺寺轉轉。”湯先生說，其他騎友看到，自然理解其中含義，等出發時路上相見，“於是組織活動變成了‘偶遇’。”

騎行活動的減少，並非只有湯先生所在的馳鹿隊，在北京其他車隊，也有類似的情況，另外，記者還有新的發現。

變化2

籤免責書 買保險 錄影片

“這個案子影響很大。”“燕雲-剛強”是北京燕雲騎行部落的騎友，在風雲單車網上，他曾發帖組織活動110次，“多的時候，我們車隊一週組織一次活動，現在一個月沒有一次，沒意思了，我都放手了。”

“燕雲-剛強”告訴記者，他組織的活動都是“AA制”，參加的騎友僅僅分攤餐費，作為活動的組織者，自己不收一分錢，卻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策劃，“這個案件出來對我來說壓力很大，落坡嶺案之後，我們都想辦法規避風險。”

什麼辦法呢？“燕雲-剛強”再組織騎行活動時，要求參與者籤免責協議，“後來知道，這個免責協議在法律上有沒有效力，不好說。”

“燕雲-剛強”說，因為組織活動的大幅下降，燕雲騎行部落車隊的人數從幾百人，逐漸減少至幾十人，“成員要麼‘單飛’，要麼私下約。”

“騎麟-貝爾”是北京騎麟單車車隊的隊長，“北京大大小小的車隊有200個，落坡嶺案就像一顆炸彈，車隊都受到了影響。因為我們這些車隊活動都是AA制，非營利的，落坡嶺案發生後，組織活動就特別謹慎，怕擔責，搞的人心惶惶。”

“騎麟-貝爾”告訴記者，為了規避風險，在之後組織的幾次活動中，他拿攝像機，邊拍邊讓騎友籤免責書，然後在鏡頭裡告訴他們這是“AA制”活動，是義務的，“後來我認識的一位律師告訴我，這是單方面的，沒什麼用。”

除了籤免責協議、錄影片，讓每位成員買一份保險，成了騎行活動的‘標配’，“一開始因為是全年的，好多騎友都不願意買，我就特地給他們找了一種單日，幾十塊錢，如果不買，就不允許參與騎行活動。”“騎麟-貝爾”說。

但是買保險和出事後的責任劃分，能相互抵消嗎？

變化3

非營利活動轉向收費制

二審判決認為騎友應盡到“更高的注意義務”，但潘先生對其內容和邊界有疑問。他認為，像禁止飲酒、必須佩帶頭盔、騎行途中禁止接打電話、放坡速度要慢等提醒，每次騎行都會說，已經足夠合理。“再者說，必須保持一定安全距離的騎行活動，如何盡到更高的注意義務呢？”

落坡嶺案所帶來的法律效應，就像擺在北京騎行圈面前的一個“落坡嶺”，如何翻越呢？

“既然義務組織大家騎行要盡到更高的注意義務，那為何不直接搞營利性的活動呢？”“騎麟-貝爾”說，在落坡嶺案之前，他就想做收費的騎行活動策劃，“這個案件出來之後，直接促使我轉行。”

“騎麟-貝爾”告訴記者，他公司的執行模式是“4+2”，就是用四輪的機動車將兩個輪的腳踏車，拉倒騎行路線的出發點，“比如在密雲，我策劃出一條精品騎行路線，騎友只需繳納幾百元，我們就可以為他提供上保險、包食宿、租車、專業領隊等服務。”

“騎麟-貝爾”認為，收費後可以適度提高騎行的門檻，參加的人也是真正喜愛騎行，有一定騎行素質的人，而在免費活動中，人員多、雜，很容易出事。

“騎麟-貝爾”直接從山下繞過了“落坡嶺”，但對於騎行這項在中國新興的戶外運動，對於大量的普通騎行愛好者，非營利活動中的組織、參與人員應盡到什麼責任，責任如何劃分，仍然需要一名明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