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奇逢：帝都廢墟上的黃昏 |隨筆

原創 程奇逢 北美文學家園

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刊《東西》第210期

元朝實行“兩都制“，每年農曆四月，皇帝率后妃皇子，朝廷百官，及侍從數千人，浩浩蕩蕩從大都前往上都，只留中書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數人留守大都。這段時間，元朝皇帝在上都處理政務，頒發詔令。九月秋涼，再回大都。通常是春天從“輦路”去，秋天從“西路“回。對於習慣於遷徙的蒙古民族來說，這不算是折騰，而是遊牧民族生活習性的遺存。

上都遺址，圖片來自於維基百科“上都”詞條。

如果問，中國元朝的首都是哪裡？大多數的人都會回答：“大都，現在的北京”。這是標準答案，但並不準確。因為元朝實行“兩都制“，是元上都和元大都。

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府即大汗位，1263年升開平府為都城，定名上都。1264年改燕京為中都，1272年又改稱大都。元朝共有十一位皇帝，其中六位，包括最後一位元順帝，都是在上都舉行登基儀式的。

有元一代，始終執行“兩都巡幸制”。每年農曆四月，皇帝率后妃皇子，朝廷百官，及侍從數千人，浩浩蕩蕩從大都前往上都，只留中書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數人留守大都。這段時間，元朝皇帝在上都處理政務，頒發詔令，1274年6月忽必烈征討南宋的詔令即是從上都發出的。同時在上都也舉行傳統的狩獵和祭祀活動，聯絡漠北蒙古各部宗王，蒙古王親貴族的議會（忽裡臺）也在這裡舉行。九月秋涼，再回大都。當時上都和大都間有四條驛道相通，通常是春天從“輦路”去，秋天從“西路“回。對於習慣於遷徙的蒙古民族來說，這不算是折騰，而是遊牧民族生活習性的遺存。

元上都位於現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金蓮川草原上，在北京正北250公里處。

元朝實行兩都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忽必烈登上大汗的寶座，不能說是合法的，屬於某種程度的“篡位”。

蒙古國的都城是在漠北的哈拉和林，現蒙古共和國中部杭愛省鄂爾渾河上游，距烏蘭巴托西南365公里。13世紀中葉，這裡是世界的首都，羅馬教皇的傳教士、南宋朝廷的使節團、波斯商人的駝馬隊、高麗王國的進貢者都來這裡這拜謁。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後，忽必烈以皇弟之親受任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把他的藩府南移至蒙古高原南緣，閃電河畔的金蓮川地區。1256年命他的漢族臣屬劉秉忠選址建造新城，名開平府。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圍攻四川的釣魚城之戰中身亡。此時忽必烈正在湖北前線作戰，已經突破長江天險，包圍了鄂州。他聽到蒙哥大汗身亡，立刻中止戰鬥，率領自己的大軍回到他的藩屬地開平府，他意識到自己的歷史性機會到來了。

蒙古帝國大汗繼承製度是這樣的，大汗由位於哈拉和林的蒙古貴族院（忽裡臺）遴選。與中華帝國的嫡長子繼承製不同，蒙古帝國在很多時候實行兄終弟承製，這是由於遊牧民族的戰鬥力來自騎兵，必須有一位年富力壯、驍勇善戰的人來領導整個帝國。1260年在哈拉和林附近進行了忽裡臺大會，成吉思汗直系子孫各部宗王大多數支援忽必烈的最小弟弟阿里不哥，在會議上推立阿里不哥為大汗。出席大會的有察合臺汗孫，窩闊臺汗孫，朮赤孫，蒙哥子等。而支援忽必烈的主要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近的孫子塔察兒，他曾因攻宋無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嚴厲訓斥。

1260年春夏，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先後稱大汗，一山不容二虎，解決之道只能付之於戰爭。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兩路，自哈拉和林大舉南下，而忽必烈也早有準備。這場爭奪汗位的大戰打了四年，忽必烈憑藉他多年經營的強大軍事力量，以及扼守漢蒙交界處的優越地理位置，截斷漠北糧食供應，最終取得勝利，登上大汗寶座。

雖然阿里不哥認輸，哈拉和林貴族院讓步，但忽必烈清醒地認識到他必須保持與漠北蒙古王公貴族們的血緣關係紐帶，向他們展示自己是永遠屬於草原的，要這樣做，最好一個方法就是在草原保留他的一半時間以及另一個首都。除此之外，他也需要冷兵器時代用於閃電戰及大迂迴戰略必備的利器——戰馬，這隻有草原可以給他。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了，為什麼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們一直實行“兩都制”。

現在元上都怎樣了呢？2015年夏天我去訪問時，那是一片被圍起來的“遺址公園”，實際上就是一片廢墟。

1359年元末農民起義中，農民領袖劉福通直搗元上都，焚燬了上都的殿闕，民居，宮苑。十年後的1369年，明朝大將常遇春在追擊北元殘餘勢力時，再次摧毀元上都的建築。在以後的600多年中，隨著金蓮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隨著一年年風沙層層覆蓋了這片草原，這個曾經的帝國之都漸漸被人遺忘。上個世紀的90年代，這裡是正藍旗“五一種畜場”，住在上面的103戶牧民，沒有人知道他們腳下曾經是一個大王朝的首都。

我一直對元上都之謎充滿好奇，悠然神往。2015年之夏，決定前去訪問。行前我通過歷史學家毛佩琦教授介紹，結識了當年參與及主持元上都遺址挖掘工作的魏堅教授，他現任教於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任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長。

我與魏堅教授有過一次長談，他說對元上都遺址的挖掘工作起於一次盜墓事件偶然被發現，那是在1992年。他1982年從吉林大學考古系畢業後，即到內蒙古考古隊工作，當時他任考古隊副研究員，當年考古隊即決定對元上都遺址進行挖掘考察，他在那裡一干就是16年。魏堅教授說選擇元上都作為研究是他的幸運，他的老師吉林大學林沄教授曾說，一位考古系的學生選擇城市考古，是件冒險的事，因為一經選擇，就是十年二十年的投入，如果找不到重大的發現，就默默無聞地奉獻了他的歲月。但是魏堅堅定地選擇了元上都這個專案，取得豐碩成果，成為近年來考古界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他也在錫林郭勒大草原結識很多朋友，可以一起喝酒，可以掏心掏肺。他給正藍旗宣傳部部長柒拾捌打了電話，請他對我的訪問加以關照。這個蒙古族的名字很有趣，當時我沒弄清是哪三個字，後來一直叫他“齊部長”。

離開北京後，我到北戴河住了十幾天。七月中旬從北戴河開車向西，經青龍，過承德，赴正藍旗。車開半個多小時，就進入鬱鬱蔥蔥的燕山山脈，曹操當年北征烏桓時在這裡關山奪路，得勝班師時在附近昌黎碣石山，寫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詩句。現在這裡已新修了高速公路，平整寬闊，車子也少，感覺比美國的高速公路好多了。從盤桓在山腰上的高速公路往下望，遠遠地望見山谷中稀疏的小村落，想象那裡的村莊應該山清水秀，那裡的人家應該豐衣足食，但是那裡的很多年輕人都離開了家鄉，去秦皇島、唐山或者北京，希望掙更多錢。

車過承德，進入另一條公路，車輛突然擁堵起來，路面也破舊狹窄，車速越來越慢，後來乾脆停了下來，而且一停就是三、四個小時，整條道路成了十幾公里長的停車場，大家都下車，有的人甚至圍圈打起撲克。在旅遊時我常常尋找機會與當地居民聊天。我走進路邊的一戶農家，主人正在打掃院子，他熱情招呼了我，新蓋的房子，窗明几淨，院角有一個豬圈，他對目前的生活似乎十分滿意。我又走進一家雜貨店，店主告訴我堵車幾乎是天天發生的事，對堵車他並不在乎，相反，這給他帶來了好生意。路的另一側是一片草地，間有小溪流過，草地上的馬，有的低頭飲水，有的慢慢遛步，馬是動物中最漂亮瀟灑的物種，逆光照在馬背馬鬃上，留下明亮有如銀器的光彩。後來實在百無聊賴，回到車裡睡覺。突然前邊騷動起來，大家上車，車輛魚貫而行，緩慢卻不再阻滯。不知先前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為什麼沒有交警來疏導交通？車到正藍旗，已是夜晚。

第二天早晨，下起大雨，旗委宣傳部負責對外接待的小李打來電話，他建議雨停再去。中午過後，雨停了，小李開車來酒店接我。

元上都遺址位於旗政府所在地上都鎮東北20公里處。雨後的草原旖麗芬芳，時值盛夏，青草豐茂。最動人的是點綴在青草中的金蓮花，黃燦燦的。花朵大如手掌，花瓣整齊端莊，中間是鵝黃色的花蕊。這片草原自古就以“金蓮川”名之。閃電河在金蓮川草原中蜿蜒流淌，遠處是龍崗山，低矮卻青翠蔥鬱，與草原像是一個整體。見到遼闊的草原，我心中響起蒙古長調和馬頭琴的聲音。蒙古長調是長風掠過草間歡暢的呼吸，是少女在情人懷中輕輕的跌落，馬頭琴就是琴身上那匹鬃須飄揚的馬縱情奔騰，一路濺起粗曠激越的節奏。

我們的車子一直開到遺址公園的門口。元上都遺址已於2012年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塊巨大的石碑上用漢蒙兩種文字寫著“元上都遺址”。公園的售票處是一頂巨大的蒙古包，這有點兒出人意料，但仔細想想，這難道不是一項絕佳的設計嗎？大草原與蒙古包。

進門後，參觀的人一律乘坐電動旅遊車，一車十來人，配一位導遊。

第一個景點是忽必烈銅雕像，高7。5米，長34米，據說使用了60噸銅。雕像中，忽必烈正襟危坐，氣勢如虹。身後站立著文武百官，一側是他的蒙古族大將，另一側是漢族及色目人臣屬，有劉秉忠，郭守敬，姚樞，八思巴等人。還有馬可波羅。

忽必烈雕像的高度與寬度，是那些將軍大臣的好幾倍，不成比例。這是藝術創作，不必拘泥，何況中國山水畫向來對風景、房舍及人物的透視比例，都不做計較。但在有帝王出現的人物群體繪畫雕塑中，帝王的形象必須高大上，以便把臣僕們比成侏儒。這與西方的繪畫傳統不同。

據考古發現，元上都城市為方型，有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重。外城周長17裡（邊長2。2公里），用土夯築。內城邊長約1400米，也是土城，外側用石塊壘一層護面。宮城位於內城中軸線稍微偏北的位置，面積約為北京故宮的一半，南北長620米，東西寬570米，為土牆，外包磚皮。宮城內有大安閣、承應闕、儀天殿等建築。劉秉忠後來在規劃設計元大都時，使用了上都的構建模式，明清兩代的北京城建設也深受其影響。

上都遺址中儲存較好，並向遊客開放的是“宮城南門遺址“，門道總長24米，寬4。7至5。7米，券頂坍塌，券門處留有高約7米的建築遺蹟。為遊客方便，門道現用木板鋪成，比走在泥地上舒服多了。旅遊車在門道前停下，我仔細觀看了城牆的牆體及兩個馬面，牆體上還有一些殘破的青磚。門外設有甕城，牆體內外兩側均用自然石塊包砌，中間為黃土夯築，夯層厚約12至14釐米。

馬可波羅把上都寫作“Caidu”， 這張古地圖沿用了這個拼寫寫法。

以上地圖都來自於維基百科的“上都”詞條。

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對上都的描寫是“忽必烈用大理石和各種美麗的石頭建造了一座宮殿，所有的殿堂和房間裡鍍了金。““大汗在御花園中央修建一個小亭，亭內有數根美麗的裝飾著黃金的圓柱，每根圓柱上都盤著一條龍。這個亭子內的每根竹子長有十尋，一尋約為八尺。亭子的每一方有200條以上堅固的絲繩繫著。”

我一直認為馬可波羅是個超級“大忽悠”，從未到過中國，他的《遊記》是使用波斯人（他在波斯住過多年）提供的二手資料，加上他自己的臆想所寫的。整本書謬誤百出，荒誕無稽，這是另外一個題目，不在這裡討論。現在我來到上都，正好有機會對上都的建築遺蹟進行觀察。

別說蒙古民族從來不以龍為圖騰，就是以當時的人力物力從雲南運來大理石，以及在乾燥寒冷的漠北使用大量竹子做建築材料，就已十分荒謬。蒙古草原的基質是土，很少有采石場。當時人口稀少，缺少燃料，不大可能大量製作磚，考古挖掘也沒在附近發現磚窯遺址，皇宮城牆以青磚壘砌，已屬奢侈，其它的城牆主要以黃土夯築是合理的。

遺址公園的導遊都是些年輕的蒙古族姑娘，穿著亮麗的蒙古袍。現今旅遊景點導遊的講解詞，與社會中沉重下墜的物慾一樣，越來越俗不可耐。記得我乘船遊灕江，路過興坪，導遊讓遊客從山的崖壁上猜其中藏有幾匹馬，猜出的數量越多，他的福氣越好。

我們乘坐的旅遊車，有時在某個景點重合，我耳邊也聽到一些導遊講的無聊“故事“。令我奇怪的是，我們這輛車的導遊講解非常專業，這個女孩兒五官秀麗，蒙古舞一般曼妙的身材，一雙大眼睛裡，草原民族的激情隨時濺揚，同車的遊客都被她的解說吸引。我注意到她的解說完全集中在史實中，問她，她說剛從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畢業。我偶爾糾正她敘述中一些不準確的細節，也指出所謂馬可波羅元上都之行的不實，這引起她的興趣，後來，她不斷向我詢問，倒像我是解說員似的，同車遊客也加入討論，氣氛變得活躍起來。分手時我感謝和讚揚了她的講解。

旅遊車返回大門口，我向小李提出，想去看看前面未對外開放的內城遺址及傳說中的御天門等宮殿臺基。小李說去那裡必須步行，來回約一小時，而且雨後路面鬆軟，不好走，但我堅持要去，他只好陪同前往。

先去看內城城牆，四面均有高度不同的夯土牆體，高度約5米，牆基底部墊有石條或片岩作基礎。由於上都宮殿建築多為土木材料，而非馬可波羅臆想的在義大利古代建築中常見的大理石材料，傳說中的天安閣、穆清閣，早已蕩然無存，只能從一些建築臺基加以推測及想象。儘管從航拍中，那些經過整理，高矮不同的三重城牆輪廓清晰可辨，但我站在遺址中央，極目四望，除了高大的土隴重重相套，就是一片荒蕪的黑土，歲月的殘骸了。

楚霸王焚燒阿房宮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但這絕不是孤例，“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眼前元上都遺址就是歷史場景歷歷在目的重現。勝利者對於失敗者的宮城必須徹底焚燬嗎？革命必須是火焰與暴力，對過去必須推倒重來嗎？勝利者可以對失敗者任意殺戮、焚書、燒房，也可以在歷史編撰上使用絕對的話語權，所以湯恩比說：“歷史學家必須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聽任勝利者壟斷對後人敘述故事的權力”。

杜牧的《阿房宮賦》方奇極麗，盡情痛悼，但它畢竟久遠縹緲。我站在這裡，想到的是圓明園與文革”破四舊“。英法聯軍把圓明園寶物劫掠一空。然後一把大火燒掉中國人的驕傲與自尊，中國人難得地有了共識，深深地恥辱感和對帝國主義的仇恨，至今不忘。文革呢？“破四舊”中紅衛兵毀壞的文物國寶，與圓明園相比，孰多孰少？沒人願意正視這件事情。更痛徹心腑的是傅雷夫婦、陳夢家、顧聖嬰等文化菁英及無數無辜生命的隕亡，這場浩劫只有在全民族好的反省中才能得到救贖。廢墟的存在意義就是喚醒人類的記憶。

等我們回到遺址公園門口，開放時間已經結束，最後一批遊客即將離開。太陽漸漸落向西邊的地平線，光線柔和得如同情人臨別時的叮嚀。草原上金蓮花在風中搖曳，從容歡快，她正盛開，她會凋謝，她將在下一季再現絢麗的容顏。

暮色中，我向遠處黑魆魆的殘垣再投去一瞥，心中感到一陣惆悵，每個人只能從他非常短暫的生命這個點上觀察歷史的長度和宇宙的寬廣。創造與毀滅，發現與掩埋，爭戰與和解，昇華與墮落，這一切於我們的生前死後都在發生與重複。

雪萊這樣憑弔他終生熱愛崇敬的古希臘：

偉大時代在世界上更始，

歲月重返人寰：

大地脫下敝舊的冬衣，

恰似蛇蛻，新裝美奐。

天公在笑，宗教和帝國光影搖曳，

像一場春夢留下的殘跡。

作者簡介

程奇逢，出生於上海，祖籍廣東潮州。天津大學學士，美國匹茲堡大學碩士。任職於美國廣播電視協會（NAB），曾任文學刊物《今天》雜誌經理，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員，詩歌、散文、隨筆散見於中國大陸、美國、香港、臺灣報刊雜誌。現任《紐約一行》文學雜誌編輯，“法拉盛詩歌節”組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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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程奇逢： 帝都廢墟上的黃昏 |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