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內涵演變與當代價值

近日來，一些高校陸續釋出了“強基計劃”招生簡章，在“文科類”條目下，有的是哲學、歷史學、漢語言文學（古文字學方向）並立，有的是中國語言文學類（古文字學方向）、歷史學類、哲學類並立。自從學科門類的觀念建立之後，說到“文史哲”，人們總是會很自然地關聯為文學、歷史與哲學。雖然在招生簡章上以括號的形式出現在“漢語言文學”與“中國語言文學”之後的“古文字學方向”，更多的意義在於強調“強基計劃”對於“古文字學方向”的支援，不過這樣的並立，很容易讓人把括號中的“古文字學”之“文”與“文史哲”之“文”相混淆。

除此之外，社會上對“文學”的認知也出現一些問題：一方面是創作界一派繁華景象，除了傳統的紙質出版，大量的網路作家也時時爆紅；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經常聽到“文學已死”的嘆息。為什麼會如此悖反？在從事文學史研究的過程中，筆者非常關注文學的功能與文學家的責任。當下時節，當“文史哲”之“文”在“強基計劃”中被規定性地指向“古文字學”時，我們更加需要重新思考“文”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

樹立人格標準

在漫長的中華文明史上，“文”究竟指什麼？“文學”又是什麼呢？

《周易·繫辭下》說：“物相雜，故曰文。”把不同顏色的物體雜錯地放在一起，會形成色彩交錯的美麗花紋，這就叫“文”。再到後來，“文”的概念逐漸虛化，大凡具有和諧美好品質的人事行為，都能被冠上個“文”字。因此，《國語·周語下》記載了單襄公評價晉周的一段話：“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這位晉周就是在春秋中期晉楚爭霸中非常有作為的晉悼公。他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文”，包含了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等諸多美好的德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文”就是指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在一個人的言語行為中的整體表現。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古代的帝王在去世之後蓋棺定論、確定諡號時，最高的評價就是“文”：“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逸周書·諡法解》）可以說，這幾種情況，涵括了作為君主應該具備的所有的美好品質。由此而言，“文”可以被視為接受過文明薰染的人們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標準。

除了透過言語、行為表現出來的“文”，從文字產生之日起，“文字”之“文”就在文明傳承過程中擔負起了特殊的責任。對今天的人來說，“文字”是一個詞，但在早期，“文”和“字”並不相同。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指出：“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引自徐鍇《說文系傳》）這就是說，“文”是“字”的基礎，“字”則是在“文”的基礎上，透過音形關係的滋益增加出來的。就“文字”而言，最根本的還是“依類象形”而產生的“文”。所以，人們把用文字作為載體的記錄人類文明成果的文獻典籍，也稱為“文”。有了文獻典籍之“文”，就有了研究文獻典籍之學，即“文學”。在孔子教授弟子的科目當中，與“德行”“政事”“言語”並列的，就是“文學”。

追求形式美感

從孔門四科之一的“文學”，到今人眼中的“文學”，其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第一個階段，“文學”是指研究“文”的“學問”。《論語》《商君書》《荀子》中的“文學”，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尤其《荀子》說得明白：“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之後，由於這個“學問”和儒家關係特別緊密，所以，“文學”逐漸演變為“儒學”乃至“儒生”的代名詞。漢代人眼中的“文學”，在很多時候不是指儒學，就是指儒生。與此相關聯，又出現了由鑽研儒學的儒生充任的作為職官名的“文學”。作為官名的“文學”，從漢代出現，一直被沿用到明清時代。而另一方面，“文”字本身所包含的形式美，成為推動“文”一步步走上獨立自覺的內在動力。

圍繞著“文”的價值和功能，孔子說過兩句話，一句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另一句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前者強調內容之“質”與形式之“文”的和諧統一，後者強調優美的言辭對於言語傳播的重要影響。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形式美是人的天性。因此，儘管“文質彬彬”是最理想的狀態，但“炫目之色”“繞樑之音”等形式之“文”可視、可聞、可感的特徵，更容易讓形式之“文”成為人們追逐的物件。戰國時代之所以出現諷刺“買櫝還珠”“秦伯嫁女”的寓言故事，就源於時代風氣出現了對形式之“文”的極致追求。在諸多的形式美中，“巧言”所具有的無窮的蠱惑力量，被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們發揮到淋漓盡致，這讓言語辭令成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一種“文”。

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需要，是推動能文之士批量出現的重要因素。諸子百家的產生，亦緣於他們想透過言語及文字連綴而成的文章來影響當時的執政者。“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漢書·藝文志》），所以，這種風氣延續到漢代，就陸續出現了一批以辭賦見稱者。但是，隨著“賦頌之徒”越來越追求形式上的鋪彩摛文，他們的創作距離現實的關切也就越來越遠，所以到西漢末年，便有了揚雄對“勸”與“諷”的感嘆與反思。揚雄、桓譚等人的反思與批判，催生了東漢人對真正的“文”與“文人”的充分肯定與巨大期待。王充在《論衡·超奇》中說：“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這裡的“筆能著文”，和司馬遷說屈原“嫻於辭令”一樣，推崇的都是人的文才，只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其表現形式已經從語言表達能力變成文字表達能力了。王充斷定“繁文之人，人之傑也”，還有哪個評價比這一句更能肯定“文”之於人的意義與價值？

這種觀念對東漢以後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是曹魏文學集團的奠基者，曹丕的《典論·論文》更是把文章推崇到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經過曹氏父子的大力推崇，“文”的價值被進一步確認，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以展示文才為主要目的的詩文創作由此進入一個非常繁榮的階段。於是，到南朝劉宋時期，就出現了與“儒學”“玄學”“史學”並立的“文學”，專門來教人學習如何作文。這個“文學”之名，實際上既有別於此前作為“學問”“儒學”代稱的“文學”，也和當時及後世通行的“文學”觀念不同。

注重道義擔當

除了當時作為習文之學的“文學”之外，從劉宋開始一直到明清時代，“文”和“學”一直都是兩個可以並列但指向不同的概念。與“學”並行而立的“文”，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載道”。因此，在遭遇齊梁時代“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義衝擊之後，唐代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其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洗去齊梁以來的綺麗靡豔，重新張揚並確立了“文以載道”的精神。中國文學文質並重、情辭相稱的“載道”傳統得到延續並一再發揚光大。晚清以來，受西方純文學觀念的影響，“文學”的特質被定位於透過抒情、審美或塑造典型形象來反映生活之後，“文學”的發展才脫離了經國濟世的“載道”之路，逐漸向著以審美、趣味、娛情為主導的狹義化方向發展。

現當代的文學史歷程，是中國文人主動接受西學影響的過程，同時也是傳統文學觀念被解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能體現傳統價值觀的“文以載道”受到批評。由此，在傳統觀念中居於中心地位的“載道”之文被排除在“文學”之外，按照西方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劃分的文學框架成為主流。這樣的趨勢與狀態有可能使中國文學失去“最有價值的那部分”。這“最有價值的那部分”，就是歷代文人所執守的“匹夫之責”，就是始終關心現實生活、民生疾苦的道義與良知；它最大的特點是“精誠由中”（王充《論衡·超奇》），因而也是“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毛詩序》）的力量之源。缺失了這“最有價值的那部分”，我們似乎真的可以認同“文學已死”的感嘆。

然而，在“文”“質”對立統一的運動過程中，中國文學漫長的發展史已經反覆展示過什麼叫“生生不已”。當漢賦創作陷入“競為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喻之義”的困境時，班固“或抒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的漢賦觀，打開了漢賦多元化發展之路。當六朝“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寫作讓聲色渲染變成“亡國之音”後，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一洗齊梁以來的綺麗靡豔，重新確立了“文以載道”的傳統。可以說，宋代歐陽修發起的詩文革新運動，明代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道統自任”，都是樹立在以“文以載道”為傳統的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座豐碑。

當“文學”在狹義化的理解中越來越脫離現實需要，當“文學已死”被許多人掛在嘴上時，“文學”往何處去，也是每一位嚴肅認真的寫作者努力思考的問題。這個時候，格非的宣言具有代表性意義：“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學寫作日趨娛樂化的時代，司馬遷的偉大抱負對我們是一個必要的提醒。因為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文學仍然是一種重要的矯正力量。文學寫作不僅僅關乎娛樂和趣味，也關乎良知，關乎是非，關乎世道人心。”（格非“茅盾文學獎”獲獎感言）

所謂“迷途知返”，在不知到哪裡去時，回首來時的路總能讓人重新找到方向。在悠久而輝煌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文”與“學”從來都是相輔相成、並立而行的。可以說，“文學”是體味“文”、理解“文”、學習“文”、創作“文”的學問；“文學”的素養，積累的是學識，濡染的是精神，培養的是志氣，樹立的是責任。在“文史哲”共同構築的“人文”世界裡，歷史是腳下堅實的大地，哲學是抬頭仰望的星空，而連線星空與大地的，則是處身於天地之間、作為“文”之本、“學”之源的人類的智慧與情思。文學讓歷史變得更有溫度，讓哲思變得更有感情，“能文則得天地”。

人之所以成“人”，就在於“人文薈萃”。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原標題：《“文學”的內涵演變與當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