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鏢局的興起，其歷史背景分析，探究對武術傳播的巨大貢獻

鏢局是明末至清代武裝押運商品、現銀等重要物資和錢財的組織，由於其主體組成部分鏢師大都為習武者，所以對鏢局進行研究其實質是對武術歷史和文化重新發現，對武術的歷史研究和學科完善均具有重要價值。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佈局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

政治、經濟、文化三要素是社會生活的三個基本領域，也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因素。

因此從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三方面切入，分析鏢局產生的歷史環境，能夠深入呈現鏢局產生的特定歷史環境，有助於直觀形象地研究鏢局武藝的傳播。

一、鏢局興起的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指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用以創造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一套生產條件，涵蓋了工具、技術、生產方式及其組織等。鏢局的產生受到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影響，其中經濟條件尤其是商品經濟，是鏢局產生的基礎條件且是最重要的條件。

明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商品經濟發展蔚為壯觀。

“三百六十行”即出現在這一時期。明代行業分化已漸趨成熟，向精細化方向發展。尤其在16、17世紀間，明代時期的中國曾成為世界手工業與經濟發展最繁榮的國家之一，中國出口商品佔據世界市場的巨大份額。明嘉靖、萬曆年間，

中國封建社會萌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社會化分工逐漸出現，商品經濟獲得迅速發展。

明清民族工商業之所以堪稱繼唐宋之後進一步發展的鼎盛時期，先進、革新的手工業技術起到了關鍵作用，此時期中國的商品佔據世界巨大的市場份額。

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人、商業資本、貨幣流通等要素空前活躍，社會上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大商幫。

比如較有代表性的有安徽商幫、福建商幫、山西商幫、江蘇商幫、廣東商幫、山東商幫、陝西商幫、江西商幫等等。明清時期中國各地商幫發展非常繁榮，促使地域間進行頻繁的商業往來，

工商業繁盛的大城市大量出現，國內商業中心區與集市鎮之間的聯絡愈益緊密，加速了各地域、各行各業間的貿易往來。

區域間的商業來往帶動了資源與人力頻繁、大量的流動。顯然全國如此之龐大的商品流通市場，必然需要以便利、高效的交通設施作支撐，然明清時期的交通運輸條件極為落後，各地商業流通速度緩慢且面臨著被匪賊搶劫的高風險性。

由此鏢局業產生的基礎條件漸趨成熟。清代鏢局業逐漸走向鼎盛，經濟發展位居首要因素。

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其鏢局業務開展便越繁榮。例如清代皇城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經濟居於全國頂尖水平，所以深受商旅青睞，成為全國商旅最集中的地區。

由此北京出現了“會友、源順、永興、志成、同興、義友、正興、萬勝”等八大鏢局，均為當時全國著名的大鏢局。

在全國各地都設有分號，從業人數及社會影響力極為可觀。如僅會友鏢局即有一千多人，且在南京、上海、西安、天津都有分號

。除八大鏢局，還有諸多跑散鏢的如貫市李家，名氣也都很大。

二、鏢局興起的政治環境

政治環境即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政治大背景，具體而言其包含了制約、掌控機構經營活動的政治因素與法律因素。政治環境主要強調國家政策與法律對事物發展的規定、限制與導向。

徭役制度是古代官方統治者，強迫平民無償從事勞動的政治制度，凡國家無償徵調各階層人民，從事勞務活動均為徭役。

主要包括力役、雜役、軍役等。徭役制度壓榨平民百姓，是當時社會民眾極為排斥的制度，這一制度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而之後出現的“明代黃冊制度”也是戶籍制度，但與以往的“徭役制度”相比有明顯不同，

其在法律上承認了自由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允許自由勞動者進行獨立的買賣和勞動。

這一制度促使廣大民眾擺脫了經濟上的枷鎖與束縛，同時緩解了人身依附關係，解放了人身勞動力，從而形成了社會上由民間製造、官府收購、商人營銷的商品運營體系，

諸多奔走他鄉的買賣經營和勞動力輸出應運而生。

此外明代統治階層在一定程度上對礦禁逐漸鬆動，在法律政策上開始允許商人經營煤炭、絲織、茶、冶金、酒、鹽、顏料等重要行業。因此各地商業迅速、全面恢復並蓬勃發展。

當然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也是分不開的，它們相互影響，如政治上允許自由勞動力產生且放鬆礦禁，必然促進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二者共同為鏢局的形成與興盛奠定重要基礎。從鏢局自身開展的政治環境的角度來看，其運營不僅合理、合法，且受到了法律政策的支援，

其開業需要專門的官方登記，政府部門需備案以保障鏢局業的運營體制健全發展。

如李堯臣所言：“開辦鏢局需呈官方註冊登記，有三家以上資產豐厚的大店鋪來當“店保”，一旦“丟鏢”要賠償僱主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政府的法律制度同時維護著鏢局、鏢師、僱主三方的切實利益。

從退役官兵從事鏢局行業也可看出鏢局的正規性，諸多退役官兵通常憑藉自身的實戰武技，與過人的膽識加入鏢局。

以作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此外清代官府的安全需求更助推了鏢局業的繁榮與興盛。官府和鏢局之間形成互利共贏的友好依託關係，鏢局在為官府人員保駕護衛的同時，其自身也將受到官府的支援與保護。

二者建立友好關係，奠定了鏢局穩定的社會地位，為其職業化發展提供重要的政治支援與制度保障。

三、鏢局興起的文化環境

人們成長於特定的社會中，並受制於社會文化環境形成基本的信仰、世界觀和價值觀。文化環境包括影響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偏好和行為的風俗習慣及其他因素。

鏢局興起的文化環境主要表現為影響鏢局發展的基本價值、風俗習慣以及條件保障。

比如明清時期武術的集大成為鏢局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

鏢局內部師徒傳承製度的和諧關係，為鏢局的興盛發展提供了極強的內在核心支撐力。而明清時期鏢路上的劫匪猖獗、交通不便，以及各地的銀行缺失，則為鏢局業務開展提供重要的外在支撐等等。

武舉制自唐代產生至清末被廢除，為習武者開闢了“以武入仕”的重要渠道，是習武者能夠將武術技藝，轉化為生存資本的重要制度。

鏢局的出現無疑為習武者再一次開闢了“以武入仕”、成為“達官人”之路徑，助力習武者可直接將自身武藝，轉化為勞動力資本而服務於社會大眾，造福於社會發展。顯然鏢局的產生，需要以高超武術技藝為支撐的習武者所組成。

明代武藝逐漸脫離了軍事，融合儒、釋、道等思想，被規範為不同流派。

發展趨向個性化、私人化，從而催生出眾多如俞大猷、張松溪等武術大家，形成濃厚的社會習武氛圍。

清代武術發展趨向歷史高峰，孕育瞭如李存義、王子斌、王正清、戴二閭、宋彥超、張黑五等著名武術家、鏢師，這為鏢局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與物質支撐。

明清時期中國槍支彈藥尚未流行與普及，也是武術技藝得以施展的重要前提，真刀實槍的武術搏殺技藝依然是人們保家衛國、防衛自身的主要手段。此外明清時期盜匪橫行也是鏢局行業產生的重要條件。

實際上鏢師要“靠劫匪吃飯”，假設沒有了劫匪攔路搶劫，那麼自然也就不需要鏢師的“保駕護航”。

再有中國古代是沒有銀行的，因此更不存在匯兌業務，大批資金需要督撫委員解運，或者票莊代為撥兌，然

僅省會及一二線大城市具有票莊，其餘不夠發達地區無法撥兌必須運現，而這一區域卻佔據著社會上最為廣闊的市場。

可見充足的武技高超的習武者，為鏢局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商業往來、銀行缺失、盜賊橫生等要素，為鏢局的產生創造了外部環境。推動鏢局順利運營的內部文化環境，主要包括和諧的習武氛圍與鏢師良好的資金待遇。

鏢師走鏢是“刀頭上舔血”的行當，所以鏢局的鏢客和夥計們的待遇，相較一般商人較為優厚

。

鏢局通常“逢百抽五”，即每匯一百兩銀子收取五兩保鏢費，鏢師每個月掙四、五兩銀子，從而為鏢局廣泛接攬業務、吸引人才奠定基礎。此外清代鏢師被譽為“達官爺”，實際上是對鏢師的一種尊稱，體現出鏢師職業的優越性。

在火器、槍支彈藥尚不發達的冷兵器時代，傳統武術技藝是習武者賴以生存的防身自衛手段。

四、總結

研究分析發現，鏢局的產生主要依賴於明清時期繁榮的商品經濟、自由勞動力趨向解放、鏢局經營所需的人力資源與社會條件成熟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大致可歸類於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

本文從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三方面對鏢局興起的歷史背景進行具體分析。

由此可知：1。明清時期繁榮的商品經濟，為鏢局的產生創造了重要的基礎條件。2。

明清時期官府解放民眾的勞動生產力，以及鏢局行業開展的合法性、官府的認同與需求，為鏢局的開展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撐與政策保障。

3。鏢局內和諧的習武環境與融洽的生活氛圍，為鏢師提供了穩定的習武平臺與豐厚的物質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