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和：離開生活，藝術則無從談起

蔣兆和 《紀念劉和珍君》 126cm×82cm 1956 年

根據我自己的經歷，我深切地感受到人間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畫筆真實地表現窮苦人民的生活。我並不是站在人民之外的一個同情者或者人道主義者。對我來講，離開了人民群眾，離開了生活，藝術則無從談起。

蔣兆和 《耍猴》 186cm×104cm 1942 年

知我者不多，愛我者尤少，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嗟夫，處於荒災混亂之際，窮鄉僻壤之區，兼之家無餘蔭，幼失教養，既無嚴父，又無慈母：幼而不學，長亦無能，至今百事不會，惟性喜美術，時時塗抹，漸漸成技，於今十餘年來，靠此餬口，東馳西奔，遍列江湖，見聞雖寡，而吃苦可當；茫茫的前途，走不盡的沙漠，給予我漂泊的生活中，藉此一枝禿筆描寫我心靈中一點感慨；不管它是怎樣，事實與環境均能告訴我些真實的情感，則喜，則悲，聽其自然，觀其形色，體其衷曲，從不掩飾，蓋吾之所以為作畫而作畫也。

蔣兆和 《日出而作》 173cm×80cm 1949 年

不摹古人，不學時尚，師我者萬物之形體，惠我者世間之人情，感於中，形於外，筆尖毫底自然成技，獨立一格，不類中西，且畫之旨，在乎有畫畫的情趣，中西一理，本無區別，所別之為工具之不同，民族個性之各異，當然在其作品之表現上，有性質與意趣之相差，倘吾人研畫，苟拘成見，重中而輕西，或崇西而忽中，皆為抹殺畫之本旨，且中西繪畫各有特長，中畫之重六法，講氣韻，有超然之精神，怡然的情緒，西畫之重形色，感光暗，奕奕如生，奪造化之功能，此皆工具之不同，養成在技巧上不同的發展，所以我對中西繪畫，略知其所以長，且察其所以短，蓋西畫少氣韻，如中畫之用筆用墨，中畫乏真實精神，如西畫之油畫色彩與質地等，二者之間，深有研求之必要，且中國畫經歷代之變遷，漸漸向於意趣而忽視形體，不重客觀之同情，任其自己之逸興，富於幻想，近於抽象，超於自然物象之精神以外，所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實則因詩而作畫，非為作畫而吟詩也。

蔣兆和 《倒騎驢》 203cm×138cm 1948 年

素性孤高，亦乃自慚，因為明白天高地厚，既無可登天之路，又無入地之能，生而不慧，學亦不敏，無將相之オ，無英雄之概，無鴻鵠之志，無君子之風，庸庸碌碌，渺渺小小，有我不多，無我不少、只得混跡於茫茫的沙漠之中，看看慢慢奔走的駱駝，聽聽人生交響的音樂，當炎威烈日的時候，好像不可忍受的殘酷如苦蟬之哀哀的情調，又當月白風清的時候，又是怎樣的一個悠揚婉轉的歌曲，狂風暴雨的時候，又如怒潮一樣的節奏，這些都是人生的音樂，更是萬物中心絃所發出來的情調，於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苦茶來減渴。

蔣兆和 《母親的希望》 104cm×88cm 1954 年

各種人物的形神狀態，雖然千變萬化，但從生理上的解剖關係，以及內心活動反映在形體上的複雜變化，仍是有其規律可尋的。因為，一個人的神和態都是構成於一個形體之中，形體運動中的神態，是內心的思想活動的具體反映。我們只要從內心的和外形的兩個方面聯絡起來分析，則不難理解形神關係是不可分割的一體。

蔣兆和 《大負小》 108cm×61cm 1948 年

形與神的關係，雖然說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但不是孤立地去看哪一個方面。形是客觀所存在的物體，神是內在思想所反映在形體上的生命。沒有神而形則死，無以形而神不現，神是寓於形體之中，形是可供視覺的客觀物件，這兩者之間是辯證的統一。一切造型藝術的藝術觀點和美學觀點，都是應該從這裡出發的。

蔣兆和 《流浪的小子》 117cm×82cm 1939 年

藝途坎坷，誠非虛語，數十年來，餘之每一幅創作，均如在石縫中掙扎出來的一根小草，或在奔流中遺留在小道上的一塊堅硬的石頭。所經所歷，無非是風吹雨打中度過艱難困苦的歲月。故凡觀餘之拙作者，皆可感到具有真情實感，嘔心直言，而深得共鳴，因此不必一一贅述也。

蔣兆和1941-1943年創作的《流民圖》（區域性）畫卷高2米，長約26米，全圖共有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