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ng聽|從受害者到志願者 一個擺脫家暴女人的蛻變

因為多次遭遇家暴，趙麗萍想離婚而不能，她曾經絕望的站在樓頂的天台上，試圖了結自己昏暗的人生，可想到兒子，她又放棄了。這不是兒子第一次救她的命，若不是因為兒子，她可能早就被丈夫掐死了。

2021年11月18日，作為家暴受害人出現在“多方聯動，讓家暴受害人救助更有效”研討會上的趙麗萍，容光煥發，面澤紅潤。受助於“萬家無暴”公益專案的她已離婚一年，走出陰霾。如今已成為志願者的趙麗萍，願意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公開講述自己曾經灰暗的人生，希望社會能夠關注到家暴受害人的生存處境，讓公眾看到尊重家庭成員的重要。

講述

她想離婚被威脅“弄死全家” 對丈夫的恐懼超過死亡

在家暴婚姻中的第三年，趙麗萍觸碰到瀕死的感覺，堅持想要離婚，帶著孩子回到了孃家，丈夫要約她出來談談。

趙麗萍並沒有將自己遭遇家暴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包括她的父母，她不想讓父母擔心，也不想在外人面前把家醜傳揚出去，她擔心別人會說“你把家庭經營得如此失敗”。所以，她沒有可以依賴的同伴，丈夫約她去了一個茶樓，她很害怕，就帶著三歲半的兒子一同前往。

潛意識裡，這個小小的男孩子，是她唯一的護身符。

談了還沒有幾句，丈夫見趙麗萍離婚的意願很堅決，便威脅她說，如果要離婚的話，就把她全家都弄死。越說越急，丈夫一把掐住趙麗萍的脖子，把她推在牆上拎了起來，趙麗萍感覺自己雙腳幾乎離地，她的咽喉被卡住，說不出話來，大腦開始缺氧，臉色越來越紅，紅中發紫。她感覺，自己要死了。

三歲半的兒子沒有辦法保護媽媽，他只會在旁邊大聲哭，但正是這哭聲讓暴力得以中斷。丈夫留下一句“你再好好想想”的話就離開了，趙麗萍癱倒在地上，抱著孩子哭成一團。

趙麗萍和丈夫是經朋友介紹認識的，兩個人在一起接觸了半年，便在父母的催促下結了婚。結婚以後，兩個人的性格有很多難以適應的地方，趙麗萍發現，其實她對丈夫的瞭解並不算深。

丈夫有賭博的惡習，結婚後便開始夜不歸宿，每天趙麗萍下班回來的時候，丈夫就已經出去打牌了，到晚上趙麗萍睡下，他還沒有回來。基本上，一個月的時間都見不上丈夫幾面。

趙麗萍對丈夫的事情很少過問，有時候她會覺得，不見總比見面好，因為只要丈夫在家兩個人就少不了爭吵，丈夫會用汙言穢語辱罵趙麗萍。從小在爺爺奶奶家長大的乖乖女趙麗萍不會罵人，她只能選擇沉默，但換來的卻是更難聽的罵聲。

丈夫不僅僅罵她，還罵父母，罵孩子，有時候急了還把孩子拎著腳倒過來打。這反而讓趙麗萍覺得，丈夫只是脾氣不好，並不是完全針對她一個人。看在公婆和孩子的面上，她只能選擇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偷偷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四年，趙麗萍開始接到外面打來的催債電話，丈夫賭博欠的錢，統統都算到了她的頭上。

她跟丈夫平心靜氣地談過，希望他能戒掉賭博，出去找份工作，兩個人一起賺錢把債還掉，讓這個家重新好起來。但談話的結果還是辱罵。

直到有一次，醉醺醺的丈夫凌晨回來，被吵醒的趙麗萍起來說了兩句，丈夫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朝著她的肚子狠狠踹了兩腳。

那是趙麗萍第一次捱打。

趙麗萍決定離婚，但丈夫不同意，她去法院起訴，折騰了好久，期間沒少挨丈夫的打罵，但是法院認定“無法證明夫妻感情破裂”，拒絕離婚判決。

離婚不成，父母又勸她，畢竟孩子還小，離婚對孩子不好。丈夫有時候也會後悔，會跟她表現出悔改的態度。於是，趙麗萍又回家了。但丈夫悔改了還沒有半年，又慢慢回到對她打罵的老路上。

趙麗萍躲出去，丈夫就追出去罵。債主們也糾纏不休，他們威脅趙麗萍，如果不把欠債還上，就拿他們的兒子“下手”，他們甚至還找來社會閒散人員，堵了趙麗萍經營的店鋪大門。

趙麗萍曾經將被打罵的事情跟公公婆婆說，公婆起初還責怪丈夫一番，後來他們也開始遭受辱罵，再到最後，公婆只能跟她說：“這是你們小兩口的事，我們管不了了。”

事情鬧到這麼大，趙麗萍的父母也聽到了一些風聲，但趙麗萍從來沒有跟父母和盤托出過，她家的兄弟姐妹親朋好友也都不知道趙麗萍身上發生了什麼，只是見她日漸消瘦，精神萎靡。

趙麗萍開始出現了頭疼頭暈的症狀，白天她提心吊膽，擔心丈夫和債主找上她來，晚上她長期失眠，腦子裡全是被打罵時的畫面。有一次，到凌晨兩三點，她好不容易才睡著，睡夢裡，她和幾個朋友正在聚餐，猛一回頭髮現丈夫就站在身後惡狠狠地看著她。

一聲驚叫，趙麗萍從噩夢中醒來，她已經分不清這種恐懼是夢還是現實。

趙麗萍對丈夫的恐懼超過死亡。她不止一次地想要終結自己的生命來逃避現實，有一次丈夫打她，她把頭伸向丈夫說：“你乾脆把我打死吧，我不怕死。”

離婚不成，公婆不管，想躲也躲不開，想逃也逃不掉。她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沒有意義，每天都在抑鬱中度過。

獲公益組織救助果斷報警 派出所裡她得到離婚允諾

這個時候，趙麗萍換了一份在公司上班的工作，有了一些閒暇的時間，她的一個朋友勸她多出來接觸一下社會，或許自己的心情會好很多。便給她推薦了由當地婦聯和一家名為“藍天下”的公益組織共同發起的名為“週末爸媽”的活動——在週末陪伴父母不在身邊的孤兒。

在這個公益活動中，趙麗萍認識了活動發起方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的創始人萬飛。

“藍天下”設定了很多心理學、婚姻關係、親子關係等方面的教育課程。趙麗萍就是這些課程的學員，透過“週末爸媽”的公益活動，她逐漸找到了自己的一些社會價值，透過這些學習，她開始逐漸剖析自我的這段婚姻：丈夫雖有賭博和罵人施暴的惡行，但也會照顧患病的爺爺，大義救助他人，聽說兒子被同學欺負立馬去找對方理論……

不過，趙麗萍自己的心結始終無法解開，她羞於向親朋好友張口，哪怕是學習了心理學知識後，也沒有向心理諮詢師傾訴過自己的家暴婚姻。

在接觸中，萬飛看出了趙麗萍的抑鬱，他說，那段時間趙麗萍的精神狀態是典型的“印堂發黑，兩眼無神”。

萬飛開始引導趙麗萍，第一次，趙麗萍沒有說出長期遭遇家暴的實情，第二次也沒有說，後來，在萬飛的心理疏導下，她將自己的家暴問題一點點道出。

儘管萬飛倡導透過主動的互相改變去維繫夫妻關係，但他對趙麗萍的家庭狀況評估後認為，趙麗萍已經付出了很多，她很難再透過自我改變、調整溝通方式來維繫婚姻。

萬飛問趙麗萍：你覺得你能擺脫痛苦的方式是什麼？你的目標是什麼？

“離婚！”趙麗萍說，“我只有離開他，離開這個家庭環境，我才能擺脫這種恐懼和折磨。”

“但是，我離不了啊……他不同意，法院也不判……”這才是趙麗萍的心結，她是無助的。

萬飛告訴她，如果她有這個信念，就要堅定這個信念，法律會幫助她達成這個目標。萬飛建議趙麗萍，如果再遭受家暴一定要報警。

2019年的一天，趙麗萍的丈夫把家庭矛盾鬧到了她的公司，當著同事的面，趙麗萍被扇了一個耳光，她的腦袋嗡嗡響，左耳朵卻聽不見聲音。在同事的攔阻下，丈夫沒有施加更多的暴力。好心的同事撥打了120送她去了醫院，氣不過的同事還撥打了110報警。

兩天後，趙麗萍的驗傷結果出來了，這一耳光造成她耳膜穿孔，構成輕傷。

趙麗萍想起了萬飛的話，她報警求助了，警方根據傷情鑑定判定其丈夫的行為已經構成拘留條件，徵詢她的意見是否要求拘留其丈夫。

但在徵詢其意見時，警方告訴趙麗萍，如果將其丈夫拘留的話，其檔案裡會記錄案底，可能影響他們的孩子以後參加工作時的政審。

這下，又讓趙麗萍犯了難。他向“藍天下”求助，萬飛說，除非他們的孩子以後從事一些特殊工作，否則不會有影響。諮詢師告訴她：“你可以不拘留他，但要表達出拘留的態度。這樣做是給其丈夫施壓，幫助她達成離婚的目標。”

警察告知趙麗萍的丈夫要被拘留，他害怕了，只能去求趙麗萍，趙麗萍再次表達了離婚的要求，並且提出要兒子的撫養權和平分房產的條件。在派出所裡，丈夫答應了趙麗萍。

兩天後，趙麗萍與丈夫在民政局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她終於擺脫了自己的噩夢。

蛻變

逃離家暴後體檢指標出奇得好 用人生經歷幫助他人

趙麗萍與前夫離婚後，她連家裡的衣服都沒有收拾，就帶著孩子搬離了這個黑洞似的家，開啟了新的生活。但萬飛擔心，趙麗萍會和很多家暴受害人一樣，在心態上出現波動。因此一直對她給與持續的關注。

萬飛說，從以往的案例來看，很多家暴受害者在達成離婚目標後，會出現反覆，有的是丈夫聲稱能夠痛改前非讓受害人心軟，有的則遭受丈夫的糾纏陷入更加疲憊恐懼的狀態。很多人後來又復婚，復婚後又分開，有的人沒有復婚，而是同居在一起，繼續爭吵。

好在，趙麗萍非常堅定，在社會組織的幫助下，她沒有再次回到家暴婚姻的旋渦裡去。萬飛認為趙麗萍透過在“藍天下”的學習，以及與心理諮詢師的溝通，心態上已經成熟了很多。尤其值得稱讚的一點是，趙麗萍對於孩子沒有灌輸仇恨，並且始終對孩子與前夫及公婆之間的關係持開放態度。

趙麗萍說，這是她透過這些年來的學習體會到的。她離婚的時候兒子10歲了，已經懂了很多事情。這些年來在家暴婚姻中，孩子潛移默化已經受到了一些影響，她不想再給孩子施加更多的仇恨和壓力。她還是希望兒子能夠對婚姻和生活抱有希望，陽光開朗一些。

趙麗萍總是跟兒子說：爸爸其實還是愛你的，只是情緒控制不好，現在爸爸媽媽分開了，這是我們大人之間的事情，但你如果想去見爸爸或者爺爺奶奶，隨時都可以去。

前夫如果要求探視孩子，趙麗萍幾乎從不拒絕。公婆家要聚會吃飯，她也會讓兒子去參加。而她和前夫之間的交流，僅僅停留在針對孩子的就事論事上。

兒子也能夠明白父母之間發生的事情，他親眼目睹過媽媽被打，他自己也是家暴的受害者。在趙麗萍協議離婚前，兒子給父親打了個電話，跟他說：“你放過媽媽吧”。

萬飛認為，趙麗萍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就避免了出現“離婚後雙方搶奪孩子撫養權”的問題。

前不久趙麗萍去做了個體檢，身體的各項指標都出奇得好，很多健康問題沒有透過藥物治療都恢復了。她決定站出來，一遍遍地講述自己曾經的悲慘遭遇，一遍遍地揭開自己的瘡疤，幫助其他家暴受害者。萬飛覺得這也是對趙麗萍的一種療愈方式，在趙麗萍走上臺前，他們透過心理諮詢師給趙麗萍做過評估，認為她的身心狀態已經非常好，可以站出來去講述自己的經歷，“她現在有時候就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一樣，這說明她能夠從自己的內心走出來了。”

現在，趙麗萍算是成功擺脫了家暴婚姻的人生，除了繼續參與“週末爸媽”公益活動外，她還站出來成為“萬家無暴”專案的志願者，負責一些外聯工作，將自己的心路歷程和收穫分享給同病相憐的家暴受害者們。“我覺得以我的親身經歷去講述，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共鳴，有一些共情的作用，干預的效果會更好。而且，我也覺得這是我的一份社會責任，也是自己的一個價值體現。”

她想告訴家暴的受害者們，遭遇暴力的時候不要一味地選擇退讓和容忍，要敢於把自己的遭遇說出來，向司法機關和社會組織尋求幫助，只有這樣才能早日撫平自己身心的疼痛。

分析

家暴並非家務事有致死性離婚不是終極目標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基本理論學院教授王曦影的調研，據第三次婦女地位調查（2010）的結果顯示，有24。7%的婦女遭遇過某種程度上的家庭暴力。據最高法2015年公佈的資料顯示，10%的故意殺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離婚案中有四分之一與家庭暴力有關。

身為一名人民警察的萬飛，是在2014年臨近退休崗位調整後，便想要為弱勢群體做一些事情，於是在婦聯的幫助下成立了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

當時，萬飛並沒有想好具體要做哪方面的工作。但公益組織開始運轉後，他連續接到了四起關於家庭暴力的求助，這讓萬飛意識到家暴問題深深困擾著婦女和兒童的生活。

萬飛認為，對於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來說，離婚並不是終極目標，也不是最好的結果。他們還有心理疏導、懲戒施暴者、法律援助、安全庇護、緊急救濟等需求，而這些又無法靠單一職能部門可以完成，公安、法院、婦聯有各自的許可權。即便是離婚的要求，受害人自己也經常猶豫不決搖擺不定，今天要離婚，明天又不想再提。因此，萬飛透過自身在警方和婦聯的資源，以“藍天下”公益組織為紐帶，發起了聯動模式。

於是，從2015年開始，“藍天下”與湖北監利市婦聯共同持續實施“萬家無暴”公益專案，逐漸摸索出了一套“婦聯+公安+社會組織”的可持續聯動反家暴模式。

萬飛在工作中發現，家庭暴力對社會帶來的危害遠非“家務事”這麼簡單。他認為，家庭暴力的“危害極大，可致人死亡”。

萬飛說，中國的警方在處理警情時，沒有將“家庭暴力”或“家庭糾紛”單獨當做一個案由，但是在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故意傷害等案由中，有大量案件是家庭問題引起的。

除了致命性之外，家暴問題還會給人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尤其是對兒童的傷害更甚。“藍天下”照顧孤兒的“週末爸媽”公益專案裡，有10個孩子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們或是父親打死了母親，而後父親坐牢。或是母親不堪忍受家暴而殺死父親，而後獲刑。這讓他們的孩子，成為了事實上的“孤兒”。

萬飛不認為家暴是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施暴者並不一定完全就是渣男，受害人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無辜。暴力是必須反對的，但其起因的家庭糾紛，往往是家庭雙方溝通方式不暢造成的。

萬飛舉例說，他曾經接到過一個家暴受害人的案例，受害的妻子向他控訴丈夫的暴行，拿出微信聊天記錄給他看，說：“萬飛老師，你看我是不是跟他心平氣和地談話，可是他卻回過頭來罵我打我。”

但萬飛在微信記錄上卻看到了指責，這位妻子對丈夫用了“天天一點點工資，殘疾人的身高，麵肥耳大”這樣的詞彙。“在夫妻溝透過程中，一方很敏感感受不到尊重，另一方面傷害了對方卻不自知，矛盾便積累起來，最後逐漸升級為暴力。”萬飛說。

所以，萬飛一邊協調公安和法院的力量承接施暴者、保護受害人，一邊希望家庭雙方能夠學會溝通技巧，逐漸學習成長。

思考

懲戒越重複發率越低 多部門聯動推動反家暴

身為一名人民警察，萬飛深知法律懲戒的效果。所以，他堅決建議趙麗萍再次遭受暴力時要報警。萬飛說：“都說家暴只有0次和無數次，但報警是能夠將家暴結束於那一次的最好方法。不求助，才會從1次升級為N次。”

萬飛告誡家暴受害者，遭受家暴後要儘快報警。有的受害人可能擔心，對方只是推我一下，或者踢我一腳，我身上沒有傷痕，沒有有力證據，警方會相信嗎？萬飛對所有家暴受害者分享說，民警都有豐富的辦案經驗，只要報警夠迅速，且受害人意念堅定的話，民警到現場就能看出端倪，而且在民警和法律的威懾下，施暴者也很難偽裝下去。

萬飛介紹，報警有三種，第一種是有效報警，第二種是無效報警，第三種是有害報警。所謂有害報警，就是警察來處理施暴人時，報警的受害人心軟，反而攔住警方實施懲戒手段，想要息事寧人，最後民警只能撤出案件。這樣的做法，反而助長了施暴人，會讓他認為警察拿他沒辦法，報警也就不能成為威脅到他的武器。

“只要報警，就要讓民警拿出實質性的懲戒措施來。夠拘留標準的就要求拘留，不夠拘留標準的，應該讓民警開出告誡書。”萬飛說。

告誡書，是《反家庭暴力法》中設立的告誡制度，家庭暴力告誡制度是公安機關對依法不予行政處罰的輕微家庭暴力加害人採取訓誡、教育、警示等非強制措施，督促加害人改正違法行為做出的一種行政指導。告誡書在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有效證據，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為定罪的從重依據。

有關資料顯示，全國派出所參與調解處理的家庭矛盾糾紛有825萬餘起，有效預防制止家庭暴力行為的617萬餘起，但是開出的家庭暴力告誡書卻非常少，各個省份大約只有千份上下。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對於家暴提出了強制報告制度、告誡書制度和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從該法出臺至2019年12月底，全國法院共發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僅5749份。

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群發展服務中心創始人、中國法學會會員、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研究會理事李瑩，近年來處理過500多起涉及婚姻家庭、家庭暴力、婦女兒童性侵案件，其發現有關權責部門一線人員對於《反家暴法》的理解適用不夠。在基層法院，接受人身安全保護令的門檻很高，對家暴證據要求很高，這導致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數量很低。

李瑩認為，《反家暴法》中沒有明確公安、法院、婦聯、民政和社會公益組織之間的聯動機制，如果這些部門是隔離的，受害人可能就會處在一個孤島之上的感覺，在一處碰壁就萬念俱灰。透過社會組織的連線作用，透過立法和制度的確立，將各部門聯動起來，才能讓《反家暴法》更有效落實。

在實際工作中，萬飛發現有的民警對於家暴類警情可以出具告誡書的制度並不十分清楚，尤其是一些基層年輕的民警，對於《反家庭暴力法》裡的警方許可權不夠了解。對此，“藍天下”的“萬家無暴”專案推動湖北省公安機關將反家暴規範執法納入新警員培訓的必修課中，這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曦影在針對中國家庭暴力現狀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對《反家暴法》更熟悉、得到更多上級支援的警察，比較不能容忍家暴。

在摸索反家暴聯動模式以來，萬飛的公益團隊也曾經在監利市做了一個小範圍的調研，他們發現，警方的懲戒力度與家暴複發率成反比，懲戒力度越強，家暴複發率越低。警方對施暴者給與口頭警告處置的，家暴複發率為12。7%；發出告誡書的，家暴複發率為1。5%；而警方將施暴者拘留的，家暴複發率為0。

萬飛補充說，這個“0”的背後，還有公益團隊進行主動干預的原因。他和團隊成員會到拘留所裡，對家暴施暴者進行干預，讓其意識到家庭暴力給社會、家庭和自身帶來的不良後果。

“我會問他：你打老婆，對你有什麼好處嗎？你知道這樣會對孩子有什麼影響嗎？因為打老婆被拘留，你難道覺得自己很有面子嗎？”萬飛說，這些問題對於被拘留的施暴者來說，是很觸動他們內心的。反過來，萬飛也會對受害人做回訪，發現他們夫妻生活溝通中的問題根源，透過法律懲戒和心理干預，才能達到複發率為“0”這個數字。

在萬飛看來，由於性格的原因，趙麗萍在整個家暴求助的過程中，一直處於比較被動的狀態，但好在這位溫婉的女人，對於自己逃離家暴環境的目標一直很堅定，她只是出現了短暫求助無門的情況。在現實中，遭遇家暴的受害者大多都是性格相對被動的人，他想告訴這些受害者，向家暴反擊其實是有方法的，司法部門和社會組織是可以做到的。在這個過程中，聯動機制可以推動相對被動的受害人擺脫家暴。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子淵

編輯/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