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的人生會一直順風順水—50年代的我追憶似水年華

這裡的“我”並不是我，而是為了方便敘述。

我出生於五十年代，那時新中國成立不久，一切都是百廢待興的樣子。我的父母在煤礦上班，生了我和弟弟兩個，一兒一女配成好字，看上去幸福美滿。那時就有專家提出“計劃生育”，所以煤礦職工家大多是兩個孩子。煤礦的名字叫湘永煤礦，位於湖南株洲永新縣。煤礦設有子弟學校，工人子弟上學免費。我的童年生活過得無憂無慮，院子裡住著不少職工，我跟同齡的孩子們經常一起玩耍。

1966年，我十二歲，文革開始了。學校不再正常上課，我也就茫茫然地跟著瞎混，沒有正經讀書。我比較文靜，不是愛出頭的學生，所以也沒有做出揭發老師、批鬥老師的事情。所幸我們子弟學校小，平時老師跟家長、學生的關係都不錯，我們也並沒有做得太過分，讓老師們受很大的傷害。但是，學習是沒法正常進行了。

轉眼到了七十年代，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作為職工子弟，我們被動員到鄉下去。那一年我大概十六、七歲，滿懷期待地等待學校分配。我和十幾個小夥伴被分到了湘黔線去修鐵路。雖然之前從未乾過重活，但是我們都熱情高漲。男同學在寶峰山點炮，女同學用錘子將大石頭敲成小塊。我們把碎石頭挑下山鋪在鐵路上，鋪上枕木，乒乒乓乓地敲打著。我們的手很快就被磨破，手掌也起了厚厚的繭子，奇怪的是，我們絲毫也不覺得累。

除了修鐵路，我還被分配去了農村參加大生產，集體幹活掙工分，在農民家裡打地鋪。也許我體能好，也許是伙食不錯。那時飯管飽，牛肉很便宜，大夥很享受大碗吃飯，大口吃肉的感覺。這樣的生活並沒有嚇退我，反而對一切都充滿了新奇。

這樣的日子持續到了十九歲。十九歲那年，我被招工進廠。工廠在邵陽，生產洗滌劑，是上海支援三線而建。我的工作是打包裝，用粗粗的麻線把口袋穿起來。從上山下鄉到進廠，我有三年的時間沒有回家，直到在工廠工作一年後才回家。那個年代，重男輕女的思想很普遍，父母並不會特別擔心我。我在這家工廠工作了六年。工資從開始的十幾塊，慢慢地漲到二十幾塊，最後漲到37。5元封頂，再也沒往上漲了。那時候提倡晚婚晚育，建議年齡是男生28歲，女生26歲。我25歲了，但仍沒到適婚年齡，同事和家人並無人關心我的終身大事。

為了離家近一點，25歲那年，我終於找到機會調動，調到了衡陽紡織機械廠，負責紡紗杆校正、質檢工作。在那裡，一位遠方親戚給我介紹了一位兵哥哥。我們互相看對了眼，書信往來了一段時間。1980年我們結婚了。第二年在廣西貴縣部隊，我生下了獨生兒子。1983年，先生轉業去了貴港，我在衡陽上班，兒子放在株洲老家讓外公外婆照看。我開始了三地跑的生活，工作、兒子、先生，生活平淡而充實。

1986年先生轉業去了柳州龍泉山，我也跟著隨軍，結束了三地跑的狀態。我們安定了下來，先生進了體制內，工作穩定，坐等升職、加薪。隨軍第一份工作，我先被安排到了四十一軍的幼兒園，照看了十幾個部隊的娃。我在那裡工作了三年。第二份工作是儲蓄所的櫃員，做了一年。第三份工作是當地的地稅系統，在那裡一直做到了退休。地稅放到現在也是熱門公職，我們許多隨軍人員文化水平並不高，但是我們得到了照顧，考試的時候把答案抄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到公示成績的時候，我們以優異的成績被錄用了。直到2002年，公務員執行一刀切政策，三十年工齡被一次性買斷，我提前退休了。當然這是後話。

總體來說，我的前半生是幸福的，雖然歷經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運動，但我後來工作穩定，從來沒有擔心過錢的問題。特別是隨軍之後，生活品質有了極大的提升。每天下班回到家，看著老公、孩子，內心覺得無比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