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古羅馬教育家，最早開創出雙語教學法，反對任何形式的體罰

引言

柏拉圖用音樂與文學特別是與詩歌進行對比，昆體良則用文法與文學對比。他將文法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正確的演說和書寫知識；二是詩歌解釋。完美的演說必須是正確的、清晰的和文雅的、思辨的、引經據典的、權威的和有效用的，這些是指導原則。對於修辭學後期訓練的實踐，昆體良建議，學生先用平淡的語言講述伊索寓言故事，然後再用文雅的風格解釋一遍。

至於正確的書寫或正字法，昆體良說：“如果沒有其他慣例，那我會要求按照發音寫出每個單詞；

因為字母的使用和字母本身要求儲存聲音，也為了將它們忠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為讀者負責。

因此，文字應當表達我們需要說的意思。”這是在呼籲進行“簡化拼寫”的改革。像柏拉圖一樣，昆體良認為，不僅應當教兒童認識美和雄辯，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兒童認識善和誠實。荷馬（Homer）和維吉爾（Virgil）的作品是首選讀物，即便“他們的美感主要是指成熟的價值判斷”。

悲劇作品和抒情詩歌也可以讀。但是，過多宣傳自由思想的一些希臘抒情詩歌以及涉及愛情的哀歌不要讓兒童接觸到。

當兒童道德信念不再遭遇危險時，喜劇是主要的讀物。這一階段，兒童閱讀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其心智和強化其天賦。

文法學習和閱讀不能僅限於在校期間，而應當延伸到其生命的最後階段。討論完文法之後，昆體良開始考慮未來雄辯家在文法學校裡還應該學習的其他科目與學問。為了證明其選擇的正確性，他反覆重申，他一直在心裡“想象，對於完美的雄辯家來說有哪些知識是不需要的”。音樂是雄辯家必須訓練的內容。

昆體良堅持認為，也許應該以自己能夠引證古代權威思想感到滿意，其中柏拉圖就是一例

。根據柏拉圖的觀點，文法甚至應當納入音樂範疇。根據昆體良的觀點，音樂有兩種韻律，一種是聲音的韻律，另一種是身體的韻律。前者涉及詞彙的選擇及其發音、語調，這些是作案件辯護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後者處理的是應當伴隨語調並與之相和諧的手勢和動作，這些是屬於修辭學校的事情。昆體良最後考慮它，是準備結束他的工作。像柏拉圖一樣，昆體良將含有數學的幾何學納人學習科目。

但是，與柏拉圖的《理想國》不同的是，昆體良沒有輕視幾何學對於演說家的實際用途。在他看來，在法庭辯論時，雄辯家可能會犯計算錯誤或者“用手指打手勢時與他計算的結果不一致”，從而導致人們對他能力的懷疑。平面幾何是處理許多涉及房產和地界訴訟案件的必備知識。柏拉圖將幾何學看做學習哲學的準備，昆體良則建議將其作為學習修辭學的一種訓練。

因為次序是幾何學所必備的，所以，昆體良認為，次序也是雄辯的基本要素。

他問道：幾何學制定了基本原理，並依據基本原理得出結論，用確定來證明不確定，難道雄辯術不能做到這些嗎？這樣，在幾何學的學科價值問題上，昆體良堅持了柏拉圖的觀點。昆體良也願意讓學生上體育學校（school of physical culture）以讓學生獲得文雅的儀態。

在學生年幼的時候，應該允許學生學習舞蹈，但是，舞蹈的時間不能持續太久，因為他要培養的是雄辯家，而不是舞蹈家。

然而，舞蹈帶來的益處會不知不覺地悄然增長，神秘的優雅將融入我們的所有行為之中並伴隨我們終生。

在確定了所選學科之後，昆體良探討了這些學科是否可以同時教學說學的問題。在他看來，同時教學是有必要的。反對這種做法的意見認為，學科的性質各不相同，在一起教學可能會造成學生頭腦糊塗，影響他們的注意力。再說，學生的智力、體質和在校時間都不足，難以承擔這樣的學習任務。而且，即便這些耗費體力的辛苦可以多年分擔，但也不能假定纖弱體質的兒童個個都能勝任。

對此，昆體良回答道：如此推論的人不大瞭解人的大腦性質。人的大腦是非常活躍、敏捷的，能夠記住展現在它面前大量的觀點，它不會侷限自己只關注某一特殊事物，而是有能力關注許多事物，不僅在同一天，甚至可以在同一時刻。

昆體良問道：在經過數小時的連續學習之後，特別是在遇到各種不同事物的變換和更新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阻礙我們的大腦學習許多學科？

那就是隻學習一門內容相同的令人痛苦的課程。整天面對一位教師，學生會十分疲勞，換換教師會使學生恢復精神。為了支援其論點，昆體良以農耕為例作了說明，他問道：“為什麼我們建議農夫要同時耕作他們的葡萄園、橄欖地和灌木叢？”

因為沒有間歇地長時間從事其中任何一種活動，都會使人十分疲勞。按照昆體良的觀點，同時做許多事情比長時間只做一件事情要容易得多。

他認為，沒有哪個年齡段的人比兒童更容易疲勞了，因此，學習應當遵循協調原則。如果昆體良認為沒有哪個年齡段的人願意接受疲勞，即人人需要變換，那他的觀點就更科學了。

對文法學校教育作了研究之後，昆體良開始考慮修辭學校的教育。他對這兩類學校教學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表示不滿。在他看來，這兩類學校最好是分別承擔相應的任務。

在為青年選擇修辭學校的時候，家長一定要首先考慮教師的特點，因為決定學校質量的關鍵不是物質環境而是教師。

昆體良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教師：“他對學生要有家長般的慈愛，是一個家長可以信賴的人。

他沒有任何道德瑕疵也不容忍道德瑕疵。他嚴格而不嚴厲，和藹可親而不放任，為的是防止前者產生仇恨，防止後者產生輕視。他經常給學生講述榮譽和善良，因為經常告誡會減少懲罰。他不輕易發脾氣，但不忽略需要糾正的錯誤。

教學時，他對學生不提過多的要求，提出的要求必須堅持到底而不輕易變動。他隨時準備回答學生的問題，並鼓勵那些不愛提問的學生提出問題。

他對學生背誦的表揚既不吝嗇也不過分，吝嗇會使學生對背誦感到厭倦，過分會使學生鬆懈。

糾正學生錯誤時，他絕不諷刺也不辱罵，因為令人厭惡的責備會使學生設法逃避學習。”修辭學校教師的教學資格中，高標準的道德修養也被認為是有必要的。正因為這些原因，《雄辯術原理》被認為是第一部細緻討論教師訓練的著作，儘管它沒有明確地點出這一議題。昆體良發現，一些家長在孩子到了上修辭學校的年齡時，竟然會認為沒有必要將孩子立即送到最著名的學校，而是允許孩子待在不太出名的學校裡。

昆體良認為，這些家長的看法糊塗，因為後來接任的教師將承受雙重負擔，他們在教授正確的東西的同時還要糾正學生以前所學的錯誤。

也許人們認為，著名的教師看不上這樣的教學或者不願屈尊教授基本的知識。

對此，昆體良反駁說，這樣的人不能算是教師，因為傑出人物是不可能忽略小事情的。他還補充說，最簡單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它所取得的成效會遠遠超過其他的方法。在討論學生應當就學的修辭學學校型別之後，昆體良接著考慮了教學的科目和方法。《雄辯術原理》的第3捲到第7卷主要討論的是修辭學技巧問題，對於學習教育的學生來說價值不大，學生也可能沒有興趣。

也許它有益於作者改變寫作風格，或許也有益於古典課程教師的教學，因為它包括除了材料和寫作風格原則的選擇和安排之外，還從雄辯家的視角審視了拉丁文學。

由於昆體良論述的是雄辯家的教育，因此他沒有涉及女子教育。但是，從他關於雄辯家的父母都應該有教養的主張來看，他可能期望女子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在羅馬有過男女合校的教育機構、但有跡象表明女孩學習的科目同男孩是一樣的。毫無疑問，女子的早婚使她們無緣高等修辭教育，但在昆體良看來，在修辭學方面，她們可以接受早期的教育，直至文法學校的教育結束為止。

教育思想的影響昆體良的《雄辯術原理》即使不是最系統的修辭學著作，那它也是迄今為止現存的最為全面論述修辭學的著作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它對羅馬教育產生的偉大影響太遲了一點：普林尼（Pliny)、朱文諾爾（Juvenal)和斯維都尼亞（Suetonius)提到昆體良時都非常敬重。

但是，他的著作是否被廣泛地閱讀過仍令人感到疑問。在羅馬時代即將結束時，曾經有一段閱讀像傑羅姆（Jerome）一類作家著作的復興時期，但只有這本殘缺不全的《雄辯術原理》的手稿到中世紀時還得以倖存。

1416年，波吉歐（Poggio）在聖高爾修道院（St Gall）⑧重新發現了它，這本書於是成為權威的教育專著。可以確證的是，伊拉斯謨（Erasmus）⑨曾（在1512年）為自己談論過教學方法和教學目的而道歉。

他說：“因為在這一方面，昆體良實際上已經把最後一句話也說完了。”

昆體良的理想人物是雄辯家，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人物是“廷臣”（courtier），英語對應的詞彙是“行政官”（governor）-行政官是指參加執法和立法活動的所有領取薪水或不領薪水的官員、皇家大臣、大使和法官，等等。

結語

無論是在羅馬時期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訓練的實用性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即都是為了公共生活。

艾利奧特在他的《行政官之書》中僅僅是扼要地重述了昆體良的思想。從這一高度來看，他的名望只是動了動嘴皮而已。不過，透過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家，昆體良的《雄辯術原理》才對整個歐洲一直到現代的教育訓練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