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如果沒有東洋 便不會有西洋的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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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經日本橋下的水與泰晤士河相通；江戶漢子吸進去的空氣，有巴黎姑娘撥出來的氣息；柏林的問題，與朝鮮的‘三八線’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學術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歷史，那麼最終的關鍵似乎正藏匿在東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義，那麼，對東洋的理解則必不可少。”日本東洋史學界代表人物宮崎市定在《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的前言中開宗明義，提醒人們注意東洋史對於理解西洋史甚至世界史的重要意義。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在思考世界史的發展體系時，動輒以西洋為主體，把東洋視為附屬，這種立場必須從根本上加以糾正。“東洋，不應是透過西洋的眼睛眺望到的存在，而應該放在與西洋對等的位置上來看待。這個道理誰都明白，但一旦做起來卻極不容易。即使在那些純粹的研究中，這個道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拋之腦後……西洋史研究者如果無法克服西洋史的視角，東洋史研究者如果僅抱著東洋史不放，那麼，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是無法產生的。”

以美人做比，宮崎市定說道，如果將金髮碧眼看成是西洋美人的重要標準之一的話，那麼，用同樣的標準在東洋尋找美人，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根本找不到這樣的美人。東洋並不是沒有美人，這裡有的是烏髮黑瞳的美人。所以，“我們在重視具體現象的同時，也必須去追尋共通的要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短一千餘字的前言中，宮崎還提到了過去歷史學研究中缺失的重要一環——對量的評價。都市國家也好，古代帝國也好，封建諸侯也好，階級構造、社會組織也好，如果單純從這些理論去探索歷史的話，有很多現象其實是沒有辦法說清楚的，所以對於量的觀察必不可少。他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獨特的文化傳統，正是量的威力在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中國文化，不管怎麼說是鄉村文化。在這種文化中，面對世界這座華麗的舞臺，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轟動世界併成為世界通則的。儘管是鄉村，中國文化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進步與發展，而支撐這一文化持續發展的根本因素，不用說就是量的威力。”他接著寫道，“只是，這種量上的威力也不時地給中國帶來不幸，也就是冥頑的保守主義與固陋的尚古主義。”

《清明上河園》中發達的宋代商業

循此思路，宮崎市定相當全面地列舉和闡述了從宋代到清代的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徵——大規模的都市、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係、科舉制度產生的影響歐美的文官體系、龐大的僱傭軍——以全面解讀宋代的近代性。他在世界史中重新定位宋朝，尋找並分析中國先於歐洲的“文藝復興”。經出版社授權，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東洋的近世》一書中節選了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從其中我們不僅能瞭解宮崎的歷史發現，更可見他對於東洋史與世界史的研究態度與研究方法。

《東洋的近世與西洋的近世》（節選）

文 | 宮崎市定 譯 | 張學鋒 等

1、東洋和西洋並非風馬牛不相及

人類古代歷史的發展，以走向大統一為代表。這種大統一通常以征服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要征服大片的領土並維持其統治，必須具備各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先決條件。其中，除人類科學知識的發達、技術的進步、書寫計數的技能和資本的蓄積等條件外，還必須同時具備大統一的理念。人類的進步，同時也為割據勢力提供了機遇，但在古代歷史的發展上，具有統一理念的向心力戰勝了離心力，其結果就是統一局面的形成。自蘇美爾諸國以來，如果沒有巴比倫、亞述、敘利亞的文化，古代波斯的大統一不會發生；如果沒有希臘文化、腓尼基文化的長期積累，羅馬的大統一恐怕也難以實現。東洋也一樣，如果沒有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文化的快速發展，秦漢的統一時代也不會來臨。

作為人類古代文化總決算的大統一，最終在內外矛盾的交困中趨於崩潰，古代歷史的發展到這裡宣告結束，歷史的發展進入了中世紀的割據時代。在這個割據的世界裡，處身地方的人們對地方的政治、文化、社會擁有最多的發言權。過於強大的古代向心的統一力量，必須要有中世紀的割據勢力來進行糾正。而糾正的方法，究竟應該是像歐洲那樣的封建制度，還是像中國那樣傾向於豪族式的貴族地方自治，其實並不是大問題。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割據畢竟意味著精力的分散。與古代相比，中世紀的文化發展出現停滯，缺少光輝燦爛的一面，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結果。但是，從地方實力的培養上來說，這又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時代。生活在中世紀的人們，對時代由古代向中世紀轉型這一現象幾乎沒有自覺，他們以為自己仍然生活在古代社會的延續之中。

宮崎市定與《東洋的近世》

不過，在中世紀曆史發展停滯的背後，依然有一種動力在推動著中世紀曆史向前發展。當這種發展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時，便會出現文藝復興的現象。中世紀後期的人們，自覺到自己生活的時代是與古代不同的中世紀，從而產生了否定現世、憧憬古代的意識，這就是文藝復興運動的原動力。文藝復興是對人類歷史的反省，說得更詳細一點的話，那就是對中世紀的自覺，對古代的重新發現，同時還是對近世的創造。由於文藝復興是人類最早的歷史自覺，因此，作為人類社會文化發展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家把文藝復興以後的歷史發展階段視作近世，在這一個認識上幾乎沒有異議，理由也正在這裡。

如果說歐洲的近世大致始於公元十三、十四世紀，而東洋的近世則開始於十、十一世紀的宋代，那麼，東洋在一段時期內所具有的先進性和領導性就不容否定。

這裡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東洋和西洋這兩個世界的歷史發展中呈現出來的這種現象，究竟是單純的平行，還是有著內在的關聯。在以往的史觀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將東洋和西洋視為彼此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完全孤立的世界。在後來的歷史研究中，雖然逐漸認識到這兩個世界自古以來就有著密切的交往，但尚未認識到有一種力量在左右著這兩個世界的歷史發展趨勢。在這裡，我們遇到了比實證史學更為重大的問題。歷史時期所出現的交往，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到底又給對方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針對這樣的問題，當今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卻無法加以說明。因為這已經不是實證的問題，而是如何評價的問題。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來做這樣的評價呢？除了歷史學家再無他人。今後的歷史學研究不應該再以實證為能事，必須大膽地對歷史現象進行評價。

2、東洋文藝復興更早，西洋科學性勝出數籌

說到東洋的文藝復興要比西洋的文藝復興早三個世紀，自然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即東洋的文藝復興是否對西洋的文藝復興產生過啟發和影響。東洋和西洋在地理上遠隔萬里，但是，在東洋的文藝復興發生後不久，蒙古大帝國橫空出世，這一特殊的歷史現象，使得東洋和西洋之間的聯絡空前緊密。介於東洋和西洋兩者之間的伊斯蘭勢力，在蒙古時期一時趨於崩潰，東西之間的交通障礙得以清除，東西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暢通。當時旅行到達東洋最東端的西洋人並不止馬可·波羅一個人。考慮到當時的世界形勢，我們無法低估交通的重大作用，進而想象東洋的文藝復興對西洋的文藝復興產生了某種影響。這種影響在繪畫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

由於蒙古帝國的征服，中國的繪畫傳到了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在佔有波斯的蒙古伊兒汗國，密畫美術呈現出空前的發達。伊斯蘭教原本極度排斥偶像崇拜，因此，在西亞，不僅是人物，甚至連動物類的繪畫和雕刻也為人們所忌憚。然而，蒙古的征服讓這些地區一時間擺脫了伊斯蘭教的重壓，以此為契機，中國畫的技法傳入了西亞，因此而產生的色彩豔麗的密畫，作為一種裝飾出現在波斯的文學書籍之中。由於長期受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人們在壁畫或鏡框畫這樣的大幅繪畫面前猶豫躊躇，而通常不會展示在大庭廣眾之下的插圖或袖珍畫（miniature）因此興起。這種新的美術形式，在後來的伊斯蘭教復興中也得到了默許，成為西亞、印度伊斯蘭文化圈內的一種特殊藝術，並長期繁榮。

15世紀中亞細密畫代表藝術家Kamālud DīnBehzād的袖珍畫

在伊兒汗國的密畫藝術達到鼎盛後不久，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繪畫進入了第一期。接著，在西亞帖木兒王朝的密畫藝術達到鼎盛後不久，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繪畫進入素有黃金時期之稱的第二期。由此看來，我們無法否定西亞美術和義大利繪畫之間有著文化波動上的因果關係。在各種藝術門類中，繪畫是最尊重個性的，要想在題材或者筆法這些方面證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但從西洋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中，我們不難發現人物的服裝上有不少來自西亞的因素，從諸如此類的現象上推測，可以想象兩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而西亞的繪畫又是在東洋的影響下出現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西洋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是東洋繪畫向西方傳播過程中的一波。

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後出現的種種科學技術中，羅盤、火藥、印刷術等等，大多沒有一個明確的起源，而這些科學技術最早的歷史記載，基本上都在東洋或非歐洲文化圈中。從當時大的世界形勢來看，這些新的科學技術以及美術等，都是以非常之勢從東方流向西方的。可見，世界絕不是分成東方和西方這兩個互不接觸的地域，人們也絕不是生活在彼此自閉的社會之中的。

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否定的是，在西洋的文藝復興中，有著各種東洋所不具有的進步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洋的科學性，這要比東洋勝出數籌。朱子知道大地是球形的，但他卻沒有意識到要用學理去證明它，以為天是圍繞著地在旋轉。在這些問題上，他的想法遠不及伽利略的地動說準確。這樣，具有進步意義的歐洲文藝復興，很快便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引導社會邁向了下一個發展階段，即工業革命。

3、沒有與東洋的交通，工業革命難以發生

十八世紀後半葉發生在西洋的工業革命，和以法國為中心的政治革命，使世界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東洋也好西亞也好，雖然都產生了文藝復興，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社會改革（reform），但無論是工業上還是政治上，都沒有發生革命（revolution）。經過了革命的西洋文化，遠遠地將其他世界拋在了身後，獨自向前突飛猛進。

歐洲的工業革命絕不可能是歐洲獨自的歷史，工業革命也不單是機器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其背後需要有資產階級的興起，需要有與東洋的貿易，從中實現資本的積累。機器要轉動，單有動力也不行，還必須有作為原料的棉花，更需要銷售產品的市場，而提供原料和市場的實際是東洋。沒有與東洋的交通，工業革命是難以發生的。

歐洲工業革命

法國革命的背景也不止在歐洲。成為革命原動力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的興起也得力於來自荷蘭的、透過東洋貿易積蓄起來的資本。不僅如此，在革命中具有指導意義的人道主義思想中，也有來自東洋思想的影響。革命思想家思考的烏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是否真的存在於現實中的東洋社會，這一點並不重要，而新航路的發現，新大陸的發現，尤其是透過與中國社會的接觸，給歐洲人思想上的巨大轉變帶來的影響，則是難以估量的。歐洲歷史的發展，一直以來是以其基督教思想與西亞伊斯蘭教思想的對立為契機的。與基督教世界對立的是伊斯蘭世界，兩者持久的對立似乎已成為一種宿命。不是同夥便是敵人，不是真神便是惡魔，在這樣的對立世界中，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產生，當然是非常困難的。然而，當歐洲人開闢了直接通向東洋的新航路後，在這裡發現了第三個世界。歐洲人發現，這個世界的人們，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屬伊斯蘭教，既不是同夥，也不是敵人；他們不是因為野蠻而中立的，而是有著高度發達的文明，而且是一個既沒有基督教也沒有伊斯蘭教的中立世界。被這個世界的人們崇尚的儒家世界觀，令因宗教原因而長期苦惱無法解脫的歐洲人羨慕不已。於是，東洋儒家式的世界觀被空想化，被理想化、在鼓吹革命、打破現狀的征途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並非不可思議的。當認識到了三個世界以後，一種新的人性意識開始出現。兩個人是形成不了社會的，有了三個人才能形成社會，這一原理，在這個場合下如實地反映了出來。法國革命不單是政治上的變革，也是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運動的結果，這也是沒有與東洋的交通便無法成功的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

……

交通在歷史上的意義，本來就不止於把兩者聯絡結合在一起。交通不是一種儀式，不是將二見浦的夫婦石用七五三繩連起來就可以實現的，而是兩個用皮帶連線在一起的齒輪，一邊轉動，另一邊也會同時轉動。把世界上的人類看成是同一種有機的生物，這樣或許更加恰當。這種生物在世界各處都能紮根，在一處吸收到的養分，可以馬上迴圈到別的地方。在東洋所吸取的養分，結集到了歐洲，在這裡成為推動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動力。用長遠的歷史眼光去看，這個養分一定會再度成為新的活力，滲透到整個世界，這個日子一定會來臨。

對歷史的思考，是人類的本能，不管是什麼人，都不能不思考歷史。對歷史的思考，絕不是歷史學家這一特殊群體的權利或義務。然而，在思考歷史時，我們往往會不知不覺地被一個個框架所束縛。這一個個框架，往往並沒有什麼學問上的依據，但卻被人們不明就裡地視為真理，被看成是無須再透過事實加以證明的公理。事實上，只要它是一個公理，就等於已經告訴人們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設。然而，人們卻往往會覺得歷史上的公理獨此一家。由於歷史研究的物件可以無限擴充套件，覆蓋整個地球，研究的題目也數不勝數，因此，被稱為歷史學家的人，可以身處這個框架內，埋頭追求那些微細的因果關係，但卻無法跳出這個框架，對框架本身做出反省。然而，歷史學家真正的責任，或許更應該檢討那些支配著人們的歷史意識、給人們造成諸多先入為主看法的各種條條框框。交通是歷史研究中公認的一種框架，在這裡，我以交通在歷史發展中的意義為中心，嘗試著對人類歷史上近世史的發展做出論述。不必諱言，這也是以一種公理為前提的學術體系，但我相信，如果上述我們對交通的思考是錯誤的話，那麼，我們也就無法指望今後還能建構出什麼樣的世界史體系來，構建出來的任何體系也都永遠難免支離破碎。

《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

［日］宮崎市定 著 ［日］礪波護 編 張學鋒 等譯

中信出版集團·楚塵文化 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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