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體”概念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應用

“多元一體”是中國考古學從文化共同體角度解讀中華文明形成歷程的重要理論創新，不僅不會淡化我們對中華文明一體性的認同，而且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廣大地理空間內的多元互動中“大一統”式宏大政治理想的孕育和“文明型”國家的形成。

概念的提出

1989年，費孝通發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首先提出“多元一體”概念。“多元”指中國各民族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各成一“元”；“一體”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絡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共同體——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作為自覺的實體，是在近代以來與西方列強的抗爭中形成的；但作為“自在”的共同體，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與此同時，中國考古學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也進入掙脫“中原中心”模式束縛、強調各地區多元發展的新階段。費孝通關於“自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的討論，正是依據了當時最新的考古成果。

1977年，夏鼐發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七大區域，為多元發展的討論奠定了基礎。1981年，蘇秉琦和殷瑋璋發表《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型別問題》，指出：“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國的民族文化先從這裡發展起來，然後向四處擴充套件；其它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後，只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得以發展。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他們提出中國史前文化可分為六大區系，均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成為此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

1987年，嚴文明發表《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指出一些學者“過分強調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似乎只有中原地區的文化才是中國遠古文化的代表”的錯誤認識。文中明確提出“中國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個地區為一“元”，此即“多樣性”；又提出“中國早期文明不是在一個地區一次發生，而是在許多地區先後發生的，是這一廣大地區中的許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發的結果”。這樣的共同發展，即為“統一性”。周邊地區環繞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地區不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發展的引領者。這樣的向心結構保證了多樣性和統一性的結合，“奠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

1986年，張光直在《古代中國考古學》第四版中，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認同各地區多元發展，並透過密切交流，在無需中心引領的情況下，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稱“最初的中國”。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始實施，持續至今。在此項多機構協同、多學科結合的大型學術工程中，“多元一體”成為對中華文明形成歷程的標準敘述，也逐漸被學界廣泛使用。雖然尚無對此概念的專門討論，但因為其內涵簡單明瞭，在實際應用中，一般未產生過歧義：即各地區及其多樣文化傳統為“多元”，各地區互動形成的文化共同體為“一體”。

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質，源於既自成一體又多元複雜的地理環境。舊石器時代，中國南北方石器就有明顯差別，北方以石片石器或小石器為特徵，南方形成“礫石石器傳統”。距今約4萬年，明確的現代人在中國出現後，南北差異仍然存在。

舊石器時代遺物主要為石器，又涉及人類全球性的演化和遷徙。一般而言，關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程序，要從距今1萬多年的新舊石器過渡階段談起。在農業革命出現的這一關鍵時期，中國已經形成南稻北粟的差異。此後至距今約7000年，各地逐漸形成多元文化傳統。以主要炊器劃分，長江流域地區為釜文化圈，淮河流域和黃土高原為三足器文化圈，燕山南北地區為筒形罐文化圈。文化圈內的區域差異也很明顯。錢塘江以南，上山文化陶器精緻，白彩內涵豐富。長江中游的高廟文化，陶器刻畫影象繁縟複雜，表現天極宇宙觀的主題。淮河流域的賈湖文化，樂器發達，出現龜靈崇拜。西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玉器溫潤，出現對昆蟲蛻變羽化之力的崇拜。

距今7000—6000年間，多區系並立發展的態勢更加明確。西遼河流域為趙寶溝文化，黃土高原形成仰韶文化半坡型別，河南東部至河北北部形成了後崗一期文化，海岱地區為北辛文化，長江中游為湯家崗等文化，寧紹地區為河姆渡文化，環太湖地區為馬家浜諸文化。各地區陶器各具風格。聚落佈局方面，西遼河流域繼續房屋成排分佈傳統，半坡型別房屋成組圍繞中心廣場，河姆渡文化為長排幹欄式房屋。葬俗方面，半坡型別晚期盛行合葬，馬家浜文化密集聚族而葬。藝術和信仰方面，半坡彩陶主題由魚紋演變為魚鳥組合，河姆渡文化刻畫影象發達。雖然已經有各地間的交流，但遍及各地的一體化程序尚未開啟。

距今6000—5000年間，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燦爛時期。各地普遍發生跨越式社會發展，形成眾多“古國”政體，如滿天星斗，多元特色尤其凸顯。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社會和安徽凌家灘社會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內涵的玉器，宗教氣息濃郁，但紅山社會有以牛河梁遺址群為代表的與世俗隔絕的儀式活動中心。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高等級墓葬隨葬品奢華，但以表達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財富的精美陶器等為主。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和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社會與之相似。仰韶文化進入廟底溝時期，出現超大型墓葬、大型聚落和公共建築，但隨葬品很少。很明顯，各地區選擇的社會發展道路各具特色。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區在社會普遍發展的同時，相互交流也日趨密切。新湧現的社會上層為了獲取遠方珍稀物品和神聖知識、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形成連線各主要文化區的遠距離交流網。交流內容主要是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高階物品製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這樣的交流使各地區成為共享文化精粹的共同體，即張光直定義的“最初的中國”，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由此形成。此後，中華文明形成歷程中的重大事件均應以多元一體的視角解讀，每個成功的社會發展實踐都得益於多元互動，其影響也會遍及各地。

核心引領者

距今5000年左右，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蓬勃發展，成為“最初的中國”內第一個“熔合”式發展的燦爛成果。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古城、人工堆築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反山“王陵”、反映系統化宗教觀念的玉器、大面積稻田遺存、規模龐大的水利設施等考古證據表明，良渚文化已經完成了中華文明第一個早期國家的構建。如此成就，正是充分“熔合”此前凌家灘、紅山和崧澤社會發展經驗的結果。以宗教凝聚廣大區域的人群，更是延續了紅山文化開創的道路。與此同時，各地仍然呈現多元發展的態勢。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漢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延續注重世俗權力和禮儀的發展道路，黃土高原地帶發生大規模人群移動和社會整合，仰韶文化人群西進形成馬家窯文化，深入河西走廊，打開了溝通歐亞大陸腹心地帶的通道。

距今4300年前後，良渚文化衰落，但對後續500年間“龍山時代”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各地仍保持多元發展之勢。江漢地區的肖家屋脊文化和陝北的石峁文化，均繼承了以宗教權力為核心的發展道路。海岱地區龍山文化以及受到海岱和江漢地區文化洗禮的河南東部地區則以世俗權力為主，形成以中等規模城址為核心的“萬邦林立”政治格局。在與古史記載中帝堯的活動區域吻合的晉南地區，陶寺文化出現內有宮城的大規模城址、大型宮殿基址、天文觀測設施、高等級墓葬，標誌著早期國家政體的出現。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遺址表現出“熔合”四方的特徵。典型陶器具有山東、河南、江漢、西北和關中地區龍山時代文化因素。陶寺“王”級墓葬中，著意展示來自不同地區的儀式用品。可見，“熔合”四方禮儀已經成為陶寺社會上層著意展現的能力。這種超越良渚社會的“熔合”方略，表明陶寺的王者胸懷四方，並刻意彰顯自己在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已經心懷推進“最初的中國”一體化的政治藍圖。

距今3800年左右，各地多元文化因素在環嵩山地帶風雲際會。激盪的時勢，造就出融匯各地宗教、政治、經濟和軍事成果的英雄人物，施展陶寺王者已形成的政治宏圖，以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遺址為都邑，完成了中華文明第一個王朝的構建。二里頭文化最精彩的遺物，包括青銅器、綠松石鑲嵌器和玉器等，均與宗教儀式有關，與環嵩山龍山社會傳統迥異。二里頭遺址發現有來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鴨形壺和海貝，以及來自西北地區的青銅戰斧和環首刀、來自東方的酒器、江漢地區的玉器。高居二里頭宮殿中的王者正是以這樣的“熔合”四方的政治理想和實踐，為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鑄造出核心文化，以最強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個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範圍內施展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獲取資源、推廣禮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程序由此進入核心引領的新階段。

“一元”“主元”和“多元”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起源話語體系建設中的重要概念，自有清晰的內涵，也有牢固的實證。但對於這一概念的使用，學界仍存疑慮，主要是怕“多元”之說會淡化中華文明的一體性。有學者因此倡導“一元”說，即認為中國史前各區域在新石器時代之初就已經具有相同的宇宙觀、倫理觀等。但其主要證據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方面，被認定為“一元”的文化因素過於寬泛。如以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有土坑墓、放置隨葬品為依據，論證各地都有對祖先的敬仰，或“法祖”的傳統，其實這是世界範圍內都可以發現的文化現象。另一方面，將傳承和交流形成的文化共享解讀為各地“一元”。如高廟文化刻畫影象表現出的宇宙觀，在此後的紅山文化和凌家灘遺存中確實得到繼承，但這難以成為三個文化傳統為“一元”的證據。

如果以二里頭文化這一中華文明最初的核心文化為出發點，“一元”或“多元”的討論完全可以跳出隔靴搔癢的語義學爭辯，轉變為直截了當的問題，即二里頭文化經濟、政治、宗教和文化因素，是來自一個像傳說中黃帝一樣生而神靈的新石器早中期文化，還是蘇秉琦描述的各地區由自我“裂變”到“撞擊”互鑑再“熔合”發展的結果？上述對中國史前文化數千年的多元發展、一體化加強、核心文化形成的描述，已經清楚回答了這個問題。

此外，對“一體”形成和發展的方式也仍有不同認識。有學者強調中原地區史前文化的引領作用，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根系，在“多元”發展中需要有一個位居核心的“主元”，才能推動一體化程序。正如我們討論過的，考古學中包括關中盆地、晉南、整個河南的“中原”，只是一個各方文化匯聚的地理區域，並非單一優秀文化傳統發源和連續成長的文化區。“中原文化”“中原地區文明化程序”“中原崛起”都是似是而非的表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過程的不同階段，出現了良渚和陶寺等最成功的政治實踐者，可以稱作該時期的“主元”，但從未出現持續的引領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