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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2022-12-30由 澎湃新聞 發表于 漁業

硃砂魚產子前怎樣觀察

在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影響下,教父們發展了一套理解物質世界的程式,在之後的一千年間,左右了歐洲哲學。聖奧古斯丁(354-430)認為,上帝創造的世界充滿了各樣符號,只要解釋得當,都能透露蘊蓄著的高一層的要義,指向宗教的真理。關鍵在於如何理解聖書的比喻,破譯有形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新約”同“舊約”間的類比。神創的有形世界,是一複雜的象徵系統,或達到宗教真理的手段;知識的一個用處,就是發現並解釋兩者的類比。他舉蛇的幾項正面價值為例,依次說明

(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4)

知識的缺陷,可使[經文的]比喻顯得含混不清,如果我們不瞭解動植物、礦物或任何事物的本性;而這些,在《聖經》裡常作類比。眾所周知,蛇受到攻擊,寧可藏起頭而把身子留在外面。這其實再清楚不過,提示了主的意思:他要我們“務必機警似蛇”(太10:16)。故我們應當將身體,而不是頭,即基督,暴露給迫害者(弗4:15)。如此,基督的信仰,[比作]我們的頭,就不會橫遭殺戮。假如我們藏起身軀,露出腦袋,豈不等於拒絕了上帝!還有,人們說,蛇會用力鑽小洞,讓自己蛻皮,更新力量。這跟我們學習蛇的智慧,脫去“舊人”,恰是一個意思(弗4:22)。誠如使徒所言,要更新,首先得脫去“舊人”,走窄路。因為主說了:“你們要進窄門”(太7:13)。所以,通曉了蛇的本性,就能理解大自然在那動物身上展現的許多類比。

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聖奧古斯丁

《聖經》裡但凡提到龍的地方,都能用類比詮釋。加之《啟示錄》將龍等同於惡魔,更成全了一大便利。這種思維模式的典型,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約780-856)可算一個。他曾按字母順序編了一部《聖經》名喻指南(Allegoriae in Sacram Scripturam),其中“龍”的條目是這樣開題的:“龍,即魔鬼,如《啟示錄》所言”接著,由聖書中別的表述推論,把龍定義為現世的陰謀、敵基督(Anti-christ);複數的龍,則是魑魅魍魎、猶太人、異教徒。拉巴努斯還寫了一部《宇宙論》(

De Universo libri XXII

),是古代知識和基督教神學的百科。他循羅馬自然史家的舊例,將龍、蛇歸於一類,解釋說,龍就是魔鬼及其走卒、迫害教會者;並以《詩篇》74:13-14(見前文)作一範例,即採用聖奧古斯丁的解經法,取一段經文比附發揮,闡明宗教的真理:

《詩篇》的作者說:“是你,運大力分開汪洋,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腦袋”。因為[上帝]分開了紅海,命波濤退卻,露出一條幹路,穿越海底。“打碎怪物的腦袋”:這奇蹟最好解釋,渡海乃是聖洗禮之預象;[類比的]一邊,是海怪的頭,那穢物的靈[碎了]化為烏有;另一邊,是洗禮盤,即濯淨罪人被玷汙了的靈。接著的一句,“是你,砸扁海龍的頭顱”:這兒,“頭顱”用的是複數,意謂各種精神上的惡;而“海龍”卻是單數,喻指撒旦……它的頭被“砸扁”了,扔出天外,因它的驕傲而不得保留它原本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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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努斯(左)

精緻的神學解釋,物件是有教養的寺院僧侶,做他們研習《聖經》的輔導。簡單的象徵,如龍做惡魔的化身,則常見於大眾閱讀

[或聆聽]

的聖徒傳記。聖徒傳裡常有屠龍故事,象徵聖徒與惡的搏鬥。但如果聖徒是傳教士,龍又可代表異教“迷信”。某些情況下,搏龍也隱喻聖徒內心為堅持信仰,抗拒色慾、塵世的學問或享樂等,而展開的鬥爭

(Merkelbach, cols。 247-250; Le Goff, pp。 159-88)

有一段聖徒傳裡對龍的素描,值得全文錄下,因為從中不難體會到龍的形象可以刺激出多大的想象力

(Wrmonoc, p。447)

只見那大蛇並無腿爪,卻靠一排排肋骨跟一層層鱗甲,對稱地從頭頸一直到小腹支撐起身軀,彷彿鱗甲就是爪,肋骨便是腿。它又不像蟲,靠伸曲柔軟的脊背朝前運動。這爬蟲的走法十分奇特,它一左一右扭擺起來,讓肋骨始終與脊椎相對;邊走,邊將鱗甲刺進土裡,肋骨卻直立在那兒。這麼左右兩側輪番快速向前,登險坡如履平地,只留下兩行肋骨的印子在地上。無論投槍刀劍都傷不著它。那可怕的鱗甲,如同一堵用盾牌連環鎖起的斜牆,武器投去,鐺一聲便奇蹟般彈在一旁,那大蛇的皮肉絲毫未損。它一路又咬又踩而來,甚至口噴毒氣,傷害的人無計其數。這怪物聽見有人接近,便兀地脹了脖子,掀開血盆大口,鼓起雙目,閃出灼灼兇光,那隻瘟神般的頭,抬得比磨坊的風車還高,下身則盤作一團:整個身軀從腦袋到尾巴尖,總共一百二十英尺不止。

有趣的是,這幅活靈活現的龍肖像,並非全部出自作者的想象。事實上,這段文字主要取材於羅馬晚期作家奧羅修(Paulus Orosius,約383-418?),只作了少許改動,以配合語境。這就為我們指出了中世紀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尤其是說到龍傳統),即希臘/羅馬文化的傳承。公元77年,老普林尼完成了他的三十七卷《自然史》。這是一部知識與傳聞雜糅相間的百科,由作者從希臘典籍,特別是向亞里士多德收集薈萃,外加自己的觀察研究而成。書中論及宇宙和地理,人與動植物,礦物、醫藥同建築。後世學者如蘇利弩(Gaius Julius Solinus,活躍於三世紀)和塞維爾主教以西多(Isidore of Seville,約560-636),都從中取材或編過簡本。中世紀學者正是透過這些人的著作,瞭解古代的自然知識,包括龍的習性。那時候的人做學問,有一個如今難得的便利,就是可以放心增刪古人、旁人的作品而不必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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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老普林尼認為,龍(draco)是一種大蛇,跟一般的蛇有別,但無毒。他記載了龍的種種特異功效:龍頭埋在門檻下,可以給家人帶來好運;龍眼睛風乾,做成油膏,跟蜜和勻了揉進面板,可以防止夜晚受鬼魅驚嚇。他還講述了龍和印度象之間永恆的爭鬥——龍捲住象腿,奮力扼殺大象,卻被倒下的巨獸壓死

(Pliny, 8。11-12, 29。20)

。蘇利弩重複了這個故事,但解釋說,龍因為性熱,需要喝大象的“涼”血,所以才成了宿敵。他把龍的主要產地定在衣索比亞,並對龍的性狀添了一個說法:龍的威力主要在尾巴,不在牙齒

(Solinus, 25。10, 30。15-16)

。以西多則更進一步,稱龍不但比蛇大,而且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它頭上有冠,住洞穴,能飛;不僅在衣索比亞,在印度也有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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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多的Etymologiae

以西多是糅合《聖經》跟希臘/羅馬典籍中有關龍、蛇的論述的第一人。他指出,蛇性最為機敏,因為《創世記》3:1說了:“蛇,是上帝所造的野獸中最聰明的。”

(callidior,兼指狡猾;Etymologiae, 12。3-4)

觀念上,中世紀的龍是聖書名喻同古代自然史結合的產物;古典傳統為闡發基督教倫理提供了素材。例如,奈坎(Alexander Neckham, 1157-1217)著百科全書《物性論》,上自三位一體,下至芸芸萬物,為整個宇宙編織倫理註釋。他也論及龍象之爭,但補充一點:為躲避龍的圈套,母象從此就站在水中央生產。由此,引申出一個清晰的神學觀點:人是為了跳出那“古蛇”或惡魔的埋伏,而接受洗禮的

(De Naturis Rerum, chap。 145)

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奈坎的《物性論》

也不是唯有龍和別的神怪,才夠格作此發揮。中世紀家喻戶曉的,有所謂動物寓言集(bestiary),無論真實的抑或想象中的動物,都可以做基督教倫理的例證。寓言集的文字,由於不斷傳抄而一代代變化,其影響許多世紀以來,波及社會各個階層。但主旨永遠是:上帝的目的彰顯在世界的每一細節,動物和怪物的習性給我們提供了尋求救恩的線索。在寓言故事裡,龍代表魔鬼,是確定無疑的

(White, pp。165-7)

Draco,龍,蛇中之巨,事實上也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希臘人稱之為drakōn[大蛇,目光兇惡故。詞根同動詞drakein, derkesthai,掃視,或名詞drakos,目],所以拉丁語叫draco。龍爬出洞來,常舉足騰雲,令身體四周的空氣發光。有冠,小嘴,窄喉,從中吐納空氣,伸出舌頭。又,其力量不在牙齒而在尾巴,不靠刺擊,而靠甩打,所以並無毒汁為害。它不需毒汁殺傷對手,是因為它可以纏殺任何動物,即使大象那麼碩壯也不能倖免。龍埋伏在象遊蕩經過處,用尾巴圈住象腿,將象絞殺……而魔鬼,那條最大的爬蟲,很像這龍。它從老巢飛將出來,空氣也會放光。因為惡魔自下界升起時,會把自己變成光明天使的模樣,用虛假的希望、榮耀、塵世的幸福迷惑笨人。據說,它也有冠,即王冠,因它是驕傲之王。它的魔力也不在牙齒而在尾巴,為的是誘騙那些失了警惕心,不由自主追隨它的人。那魔王躲在人常走的路上——他們去天上的路,已經被自己的罪結成的那張網擋住了——也伺機欲將他們扼死。任何人叫罪惡纏上了,都是死路一條,只有下地獄的份。

這一段生動的寫照,細節均出自以西多;作者依照《啟示錄》以龍喻惡魔的程式,把龍的每一個特徵都譯作了神學類比。

十二、十三世紀希臘和阿拉伯科學在西歐的復興,大大增加了人們對自然界的瞭解。但是,動物寓言供奉著的通俗龍傳統,還暢行無阻,禁錮著人的思想。其時,消化吸收了亞里士多德學說的學者中間,只有一人用亞氏的眼光研究了龍,他就是阿爾伯圖(Albertus Magnus)。阿爾伯圖的鉅著《動物論》作於1262至1280年間,其中第二十五卷論蛇,龍被視為蛇類一亞種。該書除了廣徵博引老普林尼、蘇利弩、以西多等拉丁作家,還添上波斯和阿拉伯哲人如阿維先(Avicenna, 980-1037)、賽麥隆(Semeryon)的論述,並取了他們關於龍靠牙咬而非噴毒,致敵於死命的說法。龍有大小之別,從五到三十五腕尺(約7-45英尺)不等。凡是不可信的傳說,他便用邏輯反駁。比如,龍會不會騰雲駕霧?他指出,倘若龍是短胖身材或有可能,但大蛇細頸長尾,它怎樣鼓翅,升上雲端?凡此種種,都斥為無稽之談,包括人看見龍翔夜空、口吐火焰的報道——他認為,那其實是一顆流星

(De Animalibus, 25。27)

。顯然,他對神學觀點不感興趣。

然而,阿爾伯圖謹慎的懷疑主義,只在大學圈子裡有所影響,進不了通俗文化。重要的是,他的著作表明,即使在中世紀,也沒有一套人人接受而不存異議的關於龍的信條。博學的哲人和民間藝人共享一個由《聖經》、教父和古典文獻融匯而成的大傳統,但主觀上,對於龍,他們又各有各的體會。尤其豐富多彩的,是視覺藝術中龍的形象;龍給了中世紀藝人一個發揮聰明才智和想象力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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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伯圖《動物論》

長期以來,蛇(無翅無腿的爬行動物)與龍的界限是不清的,模樣和大小,傳統上也沒有定規。但是自十世紀起,普遍地,龍有了翅、角、須,以及猛獸的爪,姿態也變得格外兇惡。從此,這形象在西方藝術傳統中紮了根。拜占庭帝國跟中、東歐信希臘東正教的各族,龍的造像則稍稍不同,突出了爬行動物的體徵。表達上最具戲劇性的,大概要算《啟示錄》的七首戾龍:或是六隻小頭簇擁一個大頭(如德國邦堡的“啟示錄”),或是七根脖子並排長在肩上(如法國安茹的十三世紀掛毯“啟示錄”)。也許,《啟示錄》的龍的最有名的形象,屬於丟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創作的一系列木版插圖。每一片圖版都繪製精巧,充滿了傳統的象徵。在十五世紀,七首龍又是七宗罪的名喻(驕傲、吝嗇、貪吃、忌妒、懶惰、好色、忿怒),七個腦袋各以其不同特徵指其中一罪。丟勒的畫,便是這一程式的典範。至於龍的身材盈縮,我們可以這樣比較:小的一端,法國阿爾比大教堂有一座十三世紀的聖約翰塑像,描繪他從聖餐杯中驅除一隻貓仔大小的龍;大的一端,龍的火焰熊熊的胃,常畫作地獄,用來恐嚇世人。

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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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勒創作的七首龍

中世紀的龍,是上帝的宇宙的一個組成部分;儘管形態差異懸殊,其象徵功能卻始終如一。

然而,龍不僅是一個神學象徵;人們相信龍的存在。直到十六世紀,編年史裡還不乏人看見龍的記載。龍血,更是中世紀常見的藥物,可以從硃砂中提取,據說這種礦石凝結了垂死的龍的鮮血。據稱,龍血治腎結石和失明,療效最佳

(Hogarth, p。124)

。另據奈坎記載,龍肉價高,生意興旺,尤以衣索比亞為甚。在那兒,赤日炎炎之下,龍肉是難得的消暑珍品

(Neckham, chap。 147)

。中世紀的龍,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裡繁殖起來的;養育它的,是《聖經》意象、古典遺產、民間傳說和旅行家的故事,加上基督教的象徵思維的通力合作。

人普遍相信世上有龍,這個不難理解。須知龍不過是棲息在中世紀的眾多怪獸中的一員。鷹頭獅身獸(griffins),半人半馬的海妖塞壬(sirens),人魚(mermaids),蛇怪(basilisks),獨角神馬(unicorns),諸如此類,絕不比龍來得稀少,且各有各的神學象徵和人們熟悉的藝術形象。一如常見的鳥獸魚蟲,怪物在神創的秩序中也佔著一席之地。

同樣重要的,還有傳說中的怪人。老普林尼

[的讀者]

把希臘人筆下地中海以東遙遠國度的各色畸形奇人,輸送到中世紀來了。於是人們知道,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外面,生活著一種狗頭人(cynocephali),而利比亞沙漠有“刑天”樣的胸麵人(blemmiae),非洲腹地有侏儒族(pygmies),印度則有獨腳快人(sciopods);後者躺在太陽底下,舉起一條奇大無比的飛毛腿當陽傘。一俟旅行家帶回那些民族的奇聞軼事,傳教士便出發,去感化他們——他們存在於這神創世界的目的,得到了教會的認可。怪人同怪獸一樣,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那超出已知世界的存在,將人對未知世界的恐懼戲劇化、擬人化了(Friedman)。

歐洲人在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和地理發現以前,對世界只有非常零碎、片面的知識,對其演變也極少理解:認知的起點,永遠劃在上帝創造的奇蹟那邊。如此氛圍,怪物怪人

[的存在]

就不會比家禽家畜更令人費解。不管是龍,還是胸麵人,其在神創論裡的位置、目的、性質,一經確定,即可用來對付那個可怕的無法控制的未知世界,將它轉譯成人們熟悉的基督教世界觀的語彙。

由此可見,要對龍的存在發生疑問,須有一個條件,即詮釋自然界的模型不再把全能的造物主作為認知的起點,不再依賴古典傳統,把它當作理解自然現象的知識源泉。雖然對鳥獸的直接觀察和如實描述,是中世紀後期藝術的一大特點,有關歐洲動植物的經驗知識,也早有獵人、農夫、藥劑師及別的實用行業的積累;然而,中世紀以大學為基地的經院派學說根深蒂固,就連伴隨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而來的歐洲思想的大轉向,也觸動不了

(Raven, chaps。 1-2)

。毋寧說,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學者一頭鑽進了古典傳統的故紙堆裡,一心一意剔除中世紀的附會和誤解。他們對觀察自然界不感興趣,只喜歡編訂可信的版本(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和百科式的手冊,收集考據古代作者的知識。這方面的佼佼者,是格士納(Conrad Gesner, 1516-1565)和阿德羅萬蒂(Ulysse Aldrovandi, 1522-1605)。格氏頗有影響的五卷《動物史》,出版於1551至1621年間,收錄了古今作者描述的各種動物(還特意從中挑出一頭兩足龍,作插圖)。阿氏著作等身,死後有兩卷《龍蛇史》問世

(參閱Thorndike, vol。 6, chap。 38)

。上卷論蛇,就詞源、形狀、產地、象徵、象形文字等一一考證;下卷用同樣方式研究龍,滔滔不絕,一百多對開頁的記述,都是他從通讀了的古典作家跟《聖經》註釋中鉤沉所得。編者在書裡附了插圖,其中一幅,畫的是1572年發生在波倫亞(Bologna)附近的“真實故事”:一匹兩足龍被農民的大車撞到了。這龍的遺體,後來就儲存在當地博物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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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史》中龍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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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蛇史》插圖

阿德羅萬蒂代表了十六世紀歐洲人對知識積累和編纂的渴望。如同當時的一般自然史著作,他的書在方法論上,囿於古典文字的考證,完全缺失對直接觀察的興趣

(參見Debus, chap。 2)

。他又代表了那個時代的風氣,熱衷於奇蹟、怪物和畸形。不過,這一切已經不再充當神意的符號,而是做了好奇心的研究物件。它們成了君王蒐集的珍稀,由學者錄入史書或編進《怪物志》(如Lykosthenes)。在自然史領域,直到十八世紀,阿氏還被人當作權威引用。對頑固的傳統自然觀的挑戰,並非來自文藝復興時期學術的主流。

十六、十七世紀的地理發現,大大擴充了歐洲人關於遠方大陸和動植物的知識。但人們對怪物和奇蹟的傳統迷信遠未絕跡。旅行家仍沿用中世紀的思維模式,解釋他們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所見所聞,傳說中的怪人就住在這片已知世界奇異的邊陲。故而阿德羅萬蒂相信,義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發現了史書上早有記載的怪人之一,食人番(anthropophagi;

Aldrovandi, p。 359

)。古人關於印度產龍的說法,也得到了證實。各種珍禽異獸同怪物的收集,一時蔚成風氣,尤以嚴肅的科學家圈子為甚,包括1662年成立於倫敦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見Thorndike, vol。 8, chap。 30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西方十七世紀對自然界的理解可以這麼總結:“珍奇怪誕與正常、自然、科學之混合。”

(同上,vol。 8, p。 13)

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對歐洲

[思想]

最深遠而直接的影響,是伽利略開創的關於宇宙本質的數學與機械論模型;他的學說把直接觀察和連貫的邏輯解釋,置於首要地位。但是,由此而起的天文學和物理學的進步,沒有立刻觸動自然史的研究。在伽利略與教會的《聖經》創世說一刀兩斷之時,不少博物學家還在用老眼光看問題,把由新發明的望遠鏡帶來的新發現,當作造物主的神聖目的之彰顯。他們的著作仍在重複:越是瞭解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就越能領會神意的安排

(Raven, chap。 18; Hankins, chap。 5)

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T。 L。 Hankins,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漸漸地,直接觀察和連貫的邏輯解釋才開始進入動植物研究。直到古典遺產殘存的權威被最後推翻,嚴格的、祛除了怪人與龍的生物學——生物分類法才有可能創立。這裡,沒有相當於伽利略給物理學帶來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是慢慢地脫離植根於亞里士多德學說的舊分類法。新分類法的關鍵是“種”(species)這一概念。探索始於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先是植物研究,然後(十八世紀中葉)又拓展至動物研究。只有當“種”作為獨立繁殖的類群被認知,所有生物用同一原則系統分類的方法,才成為可能

(Hankins, chap。 5; Mayr, chap。 4)

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E。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因此,十七世紀的博物學家尚未掌握使他能夠質疑龍的存在的概念性工具。接踵而來的,是對直接觀察的日益重視,及對《聖經》和古典作家權威的挑戰與否定。人們認識到,動物一般只跟同類交配繁育,生命週期自有其內在規律。可是,要證明龍的不存在,卻非易事。有一個人大膽嘗試了,那就是邦多醫生(Jean-Baptiste Panthot, 1640-1707)。他批判了老蛇像蠶變蛾子那樣,成精化龍的傳說,卻駁不倒龍自成一種,即“龍生龍”的理論。末了,只好引述別人的遊記,指出作者並沒有在印度或埃及親眼見到真龍。結論是,龍無非是撒謊、害怕、輕信的產兒

(Traité, p。 30)

以上例子說明,人們很容易道聽途說,就把種種碩大而危險的野獸的行狀,集中到龍身上,說它如何兇惡如何食人;其實根本沒人見過,甚至尋找過龍。應該在此意義上理解《聖經》裡多次提及的龍,因為經文從未給出任何具體環境,供我們判斷,說那些龍跟我們現在聽說的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邦多無法證明自己的論點。他不得不承認,假如真有人見過自然界的龍,則龍一定是由兩種不同的動物,例如蛇跟蜥蜴,雜交而生。他的最後一記“殺手鐧”,卻是訴諸人性:如果有龍,那麼人必然有辦法捕獲它,就像獵取獅子、大象,因為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人類追求榮譽和利潤。

邦多代表了人們珍惜的傳統信念跟理性常識間的衝突和混亂,這一十七世紀末自然史研究中的突出現象。他的論著清楚地表明,正是實踐觀察加上物種概念,促成了龍在歐洲思想中的衰亡。無巧不成書,給龍的最精彩的一擊,輪到了偉大的瑞典植物學家,現代生物分類法的創始人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1734年,德國漢堡一家商號聲稱購得一條七首龍,請林奈前去鑑定。林奈看後大為佩服——不過他佩服的是匠人們別具匠心,將不同種屬動物的肢體縫補成“龍”的高超技藝。把戲戳穿之後,商人們曾威脅起訴,告林奈誹謗罪

(Hogarth,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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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

正是啟蒙運動在科學上的進步,讓人拋棄了龍。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不再需要龍來扮演毀壞力和惡的化身,也不用它象徵未知世界。大寫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成了解釋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基準。

從一開始,它出現在古代近東宗教的時候起,龍就跟諸如神意、罪惡、毀壞力這樣的觀念息息相關。作為創世神話及隨之而來的宗教儀式的主角,龍又被猶太/基督教的末日論所吸收,代表惡的最終失敗。在中世紀,龍和所有動物一樣,充當了象徵上帝的創世宏圖與基督教教義的類比線索。而後,它又被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學家漸次降到珍禽異獸的水平,失去了崇高的神學意義。當現代科學對自然界的理解,在十七、十八世紀奠基之後,龍終於淡出了歐洲思想的格局。

本文的探討,是嘗試把龍看作從神話、神學名喻,到現代實驗科學興起之時,各式世界觀的一個範例。就思維方式而言,龍屬於直覺與想象,不靠邏輯和觀察。狄德羅在啟蒙科學的豐碑,他的《百科全書》中總結了這一點,將龍定義為想象的產物,“傳說中的動物”(animal fabuleux)。他認為,龍在不同時代指涉各種不同的奇異、罕見、可畏或巨大的動物,如巨蜥、鱷魚等

(Encyclopédie, vol。 5, p。 104, “dragon”)

。這一解釋本質上至今有效:古代和中世紀的龍,是非真實的神話動物,它代表了一切非科學而無序的事物。

朱麗婭·史密斯︱從混沌到啟蒙——歐洲龍的自然史(下)

狄德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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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

進入二十世紀,龍已經離開玄學而出沒於小說、幻想和童話。它是不是還起著投射我們危險的毀壞力,或人的本性的作用呢

(Bettelheim, pp。 75-6)

?假如持這一觀點的心理學家沒有說錯,那麼,龍依然住在我們心裡,正如它第一次出現在Tiamat和Marduk的時代。

一九八八年三月,原載《九州學刊》2:4, 1988。

朱麗婭·史密斯(Julia M。H。 Smith),時任美國三一學院歷史學助理教授,現任牛津大學萬靈學院中世紀史講席教授。

作者尾註:我要特別感謝Michael Lestz說服我寫這篇文章。David Ganz鼓勵探索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犄角旮旯,Gary Reger幫助解讀Wrmonoc聖徒傳的艱澀的拉丁語,謹此一併致謝。

譯文略有訂正和潤色,個別註文(腳註)併入了正文。方括號內是譯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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