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興奮劑計劃：一段漫長又隱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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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熱內盧電 - 1983 年年底，就在蘇聯體育官員宣佈抵制洛杉磯奧運會的幾個月之前，他們向國家田徑隊領導下達了詳細說明指導。

他們表示，口服類固醇片劑還不夠，為了保證在奧運會上壓倒性的優勢，田徑隊應該對頂尖運動員注射其他三種代謝類固醇。

說明中提供了服用興奮劑的精確劑量和時間表，官員表示，他們在莫斯科體育文化與運動研究所擁有足夠多的違禁藥物，該研究所是政府體育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分支機構。

他們在說明中寫道，強效的藥物對於保持競賽狀態有關鍵作用。

《紐約時報》從前蘇聯田徑隊前首席醫生手中得到的這份材料，是由謝爾蓋·波圖加洛夫（Sergei Portugalov）醫生簽署的，謝爾蓋曾是蘇聯的一名運動隊醫，之後從事新型興奮劑研製並從中漁利。

這份保密資料顯示的日期是 1983 年 11 月 24 日，這天蘇聯體育運動委員會召開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針對所有田徑運動員的“個人特殊藥物製劑計劃”。官員寫道，如果沒有“代謝類固醇藥物注射”， 那麼蘇聯運動員在夏季奧運會上取得的巨大進步將會失去保障。

現在，30 多年已經過去了，波圖加洛夫醫生成為了俄羅斯目前興奮劑醜聞的中心人物。去年秋天，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認定他為俄羅斯違禁藥物的關鍵代理人，他在近年私自為一些運動員注射興奮劑，並且隱瞞這些違禁藥物的使用，以換取商業利益。

近期關於興奮劑事件的披露，讓國際相關機構不得不取消俄羅斯田徑代表隊參加里約奧運會的資格，反興奮劑機構的官員稱，這是至少近十年來奧運歷史中最嚴重的懲罰。

在本週的田徑專案中，沒有人代表俄羅斯出戰，而在以前，俄羅斯的運動員經常會站上田徑比賽的領獎臺。

1983 年的這份資料和前首席醫生格里高利·沃羅比耶夫（Grigory Vorobiev）的敘述，為俄羅斯自何時開始執行由國家資助的興奮劑計劃提供了新的證據。格里高利曾在前蘇聯田徑隊工作三十多年。

不為運動員注射代謝類固醇藥物只有一個原因，相關官員寫道：沒有明確資訊顯示這些藥物在多久之後會在藥檢中有所顯示。這個問題需要前蘇聯反興奮劑實驗室的主任來回答。

不擇手段也要贏

86 歲高齡的沃羅比耶夫身高仍有一米八。在聖彼得堡（當時的聖彼得堡還叫做列寧格勒）唸完醫學院後，1950 年代他曾效力於前蘇聯發展籃球隊，但他並沒有發展成一名專業的運動員，因為他覺得這種事業太不穩定。他不無自豪地說，當時訓練他的，就是日後在 1972 年奧運會上帶領前蘇聯戰勝美國隊的那個教練。

他在俄羅斯的運動藥品事業貫穿整個 1990 年代。因身體狀況急轉直下，沃羅比耶夫在五年前離開莫斯科來到芝加哥，他的兒子和孫子孫女都在芝加哥。

在兩天的採訪過程中，在他住的養老院的樓內，大廳裡滿是俄語報紙，沃羅比耶夫在回憶自己的運動生涯時，也穿著後背印有“CCCP”（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字樣的田徑服。他在兒子的鼓勵下開了口，兒子在最近幾週一直陪維羅多耶夫去醫院，他說，由於最近興奮劑事件的曝光，希望他父親的故事能夠被記錄下來。

前蘇聯田徑隊的首席醫生格里高利·維羅博耶夫已經在芝加哥住了五年。圖片版權：Alyssa Schukar/《紐約時報》

沃羅比耶夫講俄語，他的兒子為他翻譯，看到那些文章、檔案和運動員們運動時的黑白照片，激起了他從 1959 年那時起的回憶，當時他是蘇聯第一名全職的運動醫生，他的回憶比其他人更生動詳細。他專門負責幫助頂尖運動員增強協調性、力量以及靈活性，也是治療足部損傷的專家。

他不帶有任何情緒地講述了一個不擇手段去拿獎的體系，而不被發現才是至關重要的。他訴說了自己對國家的忠誠，但他也會在矛盾中鬥爭：作為一個田徑比賽醫學委員會全球監管機構的成員，他將反興奮劑列為一項國際性的鬥爭，但同時他又清楚，俄羅斯的很多頂尖運動員都在使用違禁藥物。

俄羅斯體育局和運動科學研究院沒有對電話和郵件問詢做出迴應。

沃羅比耶夫醫生說，他不確定 1983 年的興奮劑計劃是否真的實施過。不過在交流中，記者捕捉到了前蘇聯體育委員會以結果為導向的心態，而且沃羅比耶夫稱，隨著運動員們一門心思想服用藥物，這種心態也變得越來越嚴重。

官員們大致列出了一個管理類固醇藥物注射的計劃，注射的物件都是極少服用口服類固醇藥物、表現一直良好，並有望獲得奧運獎牌的選手。他們稱在 1984 年 2 月的最後一週和 3 月的前兩週進行了注射，在比賽開始前的 145 到 147 天前結束，並確保這些運動員保持“高強度或亞高強度”的訓練。（被認為可能注射了興奮劑的身材瘦高的運動員的名字都被塗黑了。）

他說，到 1970 年代時，在他工作中接觸到的幾百名運動員中，大多數人都要求過使用提高成績的藥物，特別是在參加了國際比賽之後。

他說，當運動員們在個人諮詢中徵求意見時，他會告訴他們“儘可能少服用興奮劑”，會提醒他們留意痙攣和聲音的變化，這些都是過量使用藥物的徵兆。最重要的，他會強調藥物並不能替代嚴格的訓練。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選擇使用違禁藥物，還辯解說並不是所有前蘇聯運動員都有過不光彩的經歷。他也無法估計究竟有多少運動員使用過藥物，因為在私人諮詢當中，很多出現明顯身體變化的運動員依然否認使用過興奮劑。

但沃羅比耶夫說，對於頂尖田徑運動員來說，口服類固醇類藥物並不是稀罕事，他強調，如果他勸告運動員們不要服用興奮劑，那麼他就要因比賽結果不理想受到牽連而立即被解僱。

東德在之後被發現曾實行過更激進的興奮劑專案，在 1976 年奧運會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當時東德獲得的金牌數量與蘇聯相當。

反興奮劑運動在當時還處於初級階段；體育界的藥物管理組織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 20 餘年後才得以成立。

體育官員意識到，在大型體育賽事中有必要與藥物使用作鬥爭。國際奧委會禁止使用代謝類固醇藥物，對這類藥物的檢測始於 1976 年的奧運會，因此蘇聯官員為洛杉磯奧運會策劃的興奮劑計劃破產了。

沃羅比耶夫稱，他一直反對注射類固醇類藥物——通常情況下都是在大腿或是臀部進行注射。他認為這種辦法強度過大，也有安全隱患。

1983 年寫給沃羅比耶夫的上司、前蘇聯田徑運動負責人的信件表明，將注射劑加入“特殊藥物清單”的主要目的是應對競爭，這份清單在 1983 年 11 月 24 日蘇聯體育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會議之後就已經制定出來供國家隊隊員使用。（這封信件是《紐約時報》直接從俄文原文獨立翻譯過來的。）

這三種新增的藥物為長效多樂寶靈、康力龍和康力龍注射液，它們都是類固醇癸酸諾龍和司坦唑醇的不同形式。他們說，官員們擁有足夠的長效多樂寶靈。

信中說道：“大量資料表明，在下屆奧運會中，蘇聯的主要競爭對手將會使用上述合成代謝類固醇注射液。”

這封信由波圖加洛夫簽署並儲存，上面還有他體育研究所的同事羅舍涅·謝富拉（Roshen D。 Seyfulla）的簽名。信上說，有機會贏得獎牌的優秀運動員是接受注射的主要人選。

信上建議要特別關注那些服用口服類固醇後表現良好的選手。信中說，體育研究所稱實驗室裡有足量的可注射類固醇。研究所的兩名官員羅舍涅·謝富拉和 R·D ·波圖加洛夫簽署了這封信件。根據這份檔案顯示，最近俄羅斯興奮劑醜聞中的關鍵人物波圖加洛夫起草了這封信件，將之存檔，並把所有的草稿都銷燬了。

官員們指示，讓那些運動員每人注射三到五瓶 50 毫克裝藥劑，在奧運會之前的 145 到 157 天進行最後一次注射。

根據這份檔案顯示，前蘇聯反興奮劑實驗室也被捲入了這場陰謀，為了應對奧運會藥物測試，官員們要靠實驗室的人員來確定這些有問題的類固醇在人體系統中會留存多久。

信件稱：“放棄注射形式只有一個根本原因：缺乏明確的資料表明到底需要多少時間，藥物才能在身體裡完全消失。”

信中繼續寫到：“我們將會在 1983 年 12 月 15 日之前出具正式的建議和結論。”這表明國家體育官員和反興奮劑當局也串通起來掩蓋興奮劑事件。

反興奮劑調查人員在上個月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就在去年，俄羅斯還發生過這種串通行為，並詳細地說明了國家藥物檢測實驗室怎樣幫助配製供俄羅斯運動員使用的特殊興奮劑藥劑、並根據國家體育部的命令掩蓋禁藥違規行為的。

1984 年 5 月，在這份概述了興奮劑計劃的檔案發出去大約五個月之後，前蘇聯退出了洛杉磯奧運會。它在一份宣告中稱，在這屆奧運會中，“美國當局和奧運會組織者的行為違背了奧運宗旨”，“沙文主義情緒和反蘇狂潮在美國甚囂塵上”。

沃羅比耶夫說，但利用違禁藥物擊敗競爭的狂熱念頭並沒有消退。他說國內縈繞著一種勝利大過一切的氛圍，以至於藥物取代了訓練、成為了首要的備戰方式，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波圖加洛夫的地位越來越高。

不同的哲學

幾十年來，俄羅斯以外的國家對波圖加洛夫基本一無所知。而根據沃羅比耶夫的說法，在俄羅斯國內，他是一個“十分博學並具有權威性的”人物，他總是厚顏無恥地宣傳自己能夠提供在最大程度上提升運動成績的藥物。

沃羅比耶夫自己關於培養優秀運動員的哲學和波圖加洛夫的不一樣，他將這份檔案儲存了好幾十年，因為他認為，這能證明波圖加洛夫是如何一手促成前蘇聯的“科學體育”計劃的。

2014 年，兩名俄羅斯人揭露說，在俄羅斯政府主導的興奮劑醜聞中，波圖加洛夫是關鍵的藥物派發者，至此他才開始為世界所知悉。

這兩位告密者是尤利婭·斯捷潘諾娃（Yuliya Stepanova）和維塔利·斯捷潘諾夫（Vitaly Stepanov）夫婦，斯捷潘諾娃是中長跑運動員，斯捷潘諾夫是俄羅斯反興奮劑局前僱員，他們告訴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波圖加洛夫曾經向斯捷潘諾娃提供過提升運動成績的藥物，並提出了分級支付系統，他會根據運動員的成績是贏得了金牌、銀牌還是銅牌來收取比率遞進的費用。

斯捷潘諾夫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採訪中說，波圖加洛夫博士“狂妄自大”，他更關心的是從中營利，而不是見證運動員的成功：“他向尤利婭吹噓，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他已經成就了無數個奧運會冠軍。”

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委託進行的調查證實了斯捷潘諾娃的說法，並得出結論說，波圖加洛夫的行動範圍還要更大。

反興奮劑機構緊接著在去年秋天發表的一份譴責性報告中表明，俄羅斯政府已經停止了波圖加洛夫在俄羅斯田徑機構和體育研究所中的職位。

《紐約時報》無法直接與波圖加洛夫取得聯絡。俄羅斯田聯和政府研究院都沒有迴應我們詢問他在職狀況或聯絡方式的電子郵件。這兩個機構的網站上也沒有再列出他的名字。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一位發言人說，俄羅斯體育部曾經跟他們說波圖加洛夫已經不再為政府工作了。與此同時，針對他工作的調查仍在繼續。上個月，全球游泳專案管理機構委任律師調查了波圖加洛夫向俄羅斯游泳選手提供藥物的指控。

反興奮劑機構前主席理查德·龐德（Richard W。 Pound）主持了去年田徑界興奮劑調查行動，他稱，1983 年的檔案表明，俄羅斯興奮劑計劃歷來已久，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

他說：“它展示了所有這些事件的根源所在。我們遇到的這個體系並不新鮮，它是前蘇聯時代的延續。”

俄羅斯對政府主導大規模性興奮劑醜聞指控的迴應交織著輕蔑和懺悔。弗拉基米爾·普金（Vladimir V。 Putin）總統指責說，對俄羅斯的審查是帶有政治目的的，但他也暫停了涉案官員的職位，並宣佈俄羅斯將進行廣泛努力，以改變國家對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態度。俄羅斯體育部長維塔利·穆特科（Vitaly Mutko）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採訪中表明，他在 2009 年曾經告訴過普京興奮劑事件是國家的定時炸彈，他說：“這是文化和教育的問題。”

穆特科說：“我們的目標是擁有一個健康的國家。我們正在拋棄前蘇聯的傳統。”

仍然支援俄羅斯

1990 年代中期，沃羅比耶夫被指控涉嫌為一位運動員提供違禁藥品，之後他在國家隊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他說，受到質疑的違禁用藥包括卡非多，這種藥物曾用於幫助俄羅斯宇航員和士兵抵抗疲勞。

他對自己 37 年的職業生涯就這麼結束了表現得很實在，他說：“這就是生活。”他對體育部表現出不變的忠誠，同時也譴責波圖加洛夫之流，他認為他們使運動墮落，並轉移了人們對經驗指導的注重。

提及他 1996 年的離開時他說：“20 年後，這一問題終於浮出水面，你問我對此感到高興嗎？那是當然的。”

沃羅比耶夫退休後仍然對討論競賽中身體準備的問題保持著強烈興趣，他會問問記者的鍛鍊安排。

關於興奮劑問題我們談論了四個小時，談話中他常常用揮拳和跺腳來強調重點，他說：“訓練比類固醇更重要，你同意嗎？”

沃羅比耶夫的一隻眼睛失明瞭，另一隻眼睛視力也不好。他很少看電視，電視就放在一個小櫃子上面，櫃子裡裝著捲成一團的運動襪。

但他還是準備看看這周里約奧運會的田徑賽，對最近突然發生的、引發俄羅斯隊禁賽的興奮劑醜聞，他既不譴責也不縱容。他對“奧林匹克運動”及決定誰能參加比賽的問題表達出了一種政客式的支援。

穿著前蘇聯隊制服的他聳聳肩，實事求是地說：“很明顯，如果俄羅斯參賽，比賽會更精彩。我希望這將是一個教訓，讓他們更加努力訓練。也許最終類固醇的使用量會越來越少。”

翻譯 熊貓譯社 孫一 曾丹

題圖來自 www。courant。com

2016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