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明朝藩王存在著的“罪惡”，便知藩王制推動了明朝的滅亡

明朝末年，天災不斷，苛捐雜稅不減，各地百姓被迫流離失所，而朱明皇室卻不恤百姓，依舊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公元1641年（明崇禎十四年）正月，橫掃北方的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就藩於洛陽的福王

朱常洵

倉皇出逃，藏匿在西郊迎恩寺。朱常洵乞求老天開眼，能讓他逃過此劫難，但對他恨之入骨的百姓可不會饒過他，有人向起義軍告密，起義軍順線索將朱常洵抓獲，當場處死。

被處死的明朝藩王不止福王一個，在明末時期，貪官汙吏之外，各地藩王最為百姓所痛恨，而藉著起義軍的衝擊滌盪，百姓必欲除藩王而後快。

明朝的藩王是什麼來頭？又做了哪些事情，令百姓如此痛恨於他們呢？

明朝分封藩王的由來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隨著元朝勢力的北去，長城以內再無外敵威脅，但邊境仍然不太平，為防止北元捲土重來，亦為防止功臣功高震主，明太祖朱元璋重拾分封制，大封同姓諸王，先後分封24個兒子為王，他們的封地大多在全國的名城重鎮。

洪武年間，諸王不但擁有較大的軍事權力（

明制：皇子封親王，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明史.諸王》

），還能對地方行政長官進行節制，權力相當大。

隨著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成功後，為防止再有藩王有能力效仿自己，明成祖朱棣便接過建文帝的“削藩”大棒，繼續削弱諸藩王，透過遷封、削減王府護衛、解除諸王軍事指揮權等方式，削奪諸王軍事權力，經過朝廷的削藩和日加嚴苛的藩禁政策，藩王基本上失去了政治上的實權，作為利益交換，潘王的經濟特權日益增強，逐漸引發了社會問題。

藩王制帶來的危害

祿米的供給，加深了明朝的財政負擔

明初，朝廷賜予各地藩王大量祿田，洪武二十四年，收回祿田改為

“祿米”

，每年都按制賜予藩王祿米。

本來祿米制，是朱元璋減少藩王與民爭地的利民舉措，但時代的變遷，這項措施卻變了味道。

洪武年間，老朱家擁有親王、郡王、將軍等爵位（職位）的人，共有49位。經過繁衍，二百年後，隆慶帝時代，發展到28924人，增長數百倍。而整個皇族人口，在正德年間（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總計10萬人，七十多年後，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衍生為15。7萬人，光宗時代（公元1620年），又突破60萬人。（《神宗實錄》）

人活著就要吃飯，隨著皇族人口增加，每年朝廷撥付的祿米也隨之呈幾何倍增加，尤其是藩王分佈較集中的省份，如河南、山東、山西等省份，明中後期藩王祿米總數比明初增加數十倍。明初，山西藩王祿米總數為萬石，嘉靖初年為87萬石，嘉靖末年增加到312萬石。而當時該省存米只有152萬石，不足王府祿米一半。河南、山東的情況也很糟糕。（《世宗實錄》）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上書：

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歲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五百四萬石。即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愈加蕃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明史。諸王》

藩王歲供祿米數量的激增，給明朝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朝廷已經無法如數按期供給，但又不能不給，於是便向農民攤派，增加農民的糧米上繳額，從農民本已所剩無幾的口糧與種糧中，再刮些出來，進一步將農民們推向死亡的邊緣。

土地的兼併，導致流民問題日益嚴重

眾所周知，明代土地兼併十分嚴重，皇帝帶頭兼併土地，設定有大量皇莊。上行下效，隨著皇莊的發展，藩王莊田也日益增多。

而王莊土地來源，主要是皇帝的賜地。據《明實錄》記載，從明太祖朱元璋起，歷代皇帝基本上都進行過大規模賜地，土地少則百頃，多者數萬頃。

王田另一個來源是

佔奪和投獻

。佔奪就是搶佔農民土地，投獻有兩種形式，一是將自己的土地獻給藩王，以求庇護，一是由權貴的豪奴或地方惡霸妄指民田為官田、荒地，將其進奉王府，結交藩王，獲得重獎。

例如：《陝西通志》記載，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屬有莊田8900頃以上，還佔有483處，桑園3處。楚王、韓王、肅王等佔有莊田均有數萬頃，僅佃戶就有數萬人。河南的土地被周王、趙王、鄭王、唐王、潞王等佔據大半，農民流離失所，明神宗還不斷賜給自己寵愛的福王朱常洵土地，曾一次性賜地就達四萬頃（本來想賜四萬頃，受到朝中大臣的強烈反對，而減半）。

“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丶湖廣田益之”。——《明史。諸王五》。

天啟年間，明熹宗又賜給予惠王、瑞王、桂王湖廣、陝西莊田各三萬頃。但地方官實在刮不出這麼多土地，熹宗竟強令攤派給四川、山西、河南共同“協濟”。

經過長時間的和平發展，戰亂減少，人口自然增殖，而由於生產方式的落後，封建王朝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開墾過多的荒地，如此一來，便產生了人口與土地的矛盾，也就是人口多，耕地少。遇到天災人禍，農民們為了討口飯吃，活下去，只得將土地轉給官僚、地主，以求活命，對農民來說，耕地是越來越少。在這種耕地嚴重不足的情形之下，明朝的藩王們還大肆圈佔土地，將廣大農民更加推向深淵，“官逼民反”，致命的明末大起義最終爆發。

商業的參與，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明代，中國商品經濟空前發展，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皇室貴族們也拋棄“重農抑商”傳統，爭相參與到商業活動中去。

雖然明初，太祖朱元璋曾規定“官員之家，不能於所部內買賣”，“凡公侯內外文武官員，不得放債”，但藩王們還是不顧祖制，爭先恐後地參與商業活動。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廣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私往交趾境內買賣，交通外夷”。天順年間，江西寧王“佔沿江地方，起豎倉敖，停商取利”，更為經商，而造私舡千艘之多，經營規模之大，令人震撼。

正德年間，湖廣的榮王，內結宦官劉瑾，“佔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肆千餘間”，巡撫韓重等官員堅持不給，劉瑾悉罷之。陝西的韓王“兼併山田市肆”，景王派官校將商業繁華之地“強收為業”，湖廣地區楚王“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

經商太容易發財，使得明朝後期“無官不賈”，藩王利用自身優勢地位，經商更為普遍：

潞王在未就藩之前，“與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比之藩，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潞王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者。”（《明史。諸王五》）

而福王朱常洵經商，牟取暴利，更是聞名。他以經商為名，到處橫徵暴斂。其人未就藩前，於京師設有官店二百餘間，“兜攬客貨，且停且發”。後來福王“獨將各項客商雜貨，俱入官店出賣，不許附近私店擅行停宿”。就藩後，“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尾市”，同時強令百姓改食淮鹽，不許再食河東鹽，引起騷動。（《明史。諸王五》）

藩王們經商主要倚仗特權進行，如將國家專賣的物資大幅度加價出售，或轉手倒賣，充當倒爺（當然，他們不會親自出馬，而是派手下去辦差），走私偷稅漏稅等。藩王貴戚們以權經商，大搞權錢交易，甚至進行敲詐勒索，公開搶奪之事。

“沿街搶奪復業人民蔬菜、柴行等物，騷擾地方，民不堪命。”——《明史。諸王五》

他們在經商過程中，仗勢欺人，為所欲為，擾亂社會秩序，壟斷貨物，控制市場，使普通商人不能正常開展商業活動，獲利之後，藩王們從不用來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拿來揮霍，或是置地，或是放高利貸，這些行為都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

結論

明朝藩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皇室血脈的繁盛，為朱氏江山的傳續提供了接班人（明景泰帝、嘉靖帝、崇禎帝皆以親王入嗣），但藩王制度也給王朝帶來了巨大的弊端：無盡的供應，成為王朝揹負的沉重包袱；土地的兼併，使本來日益嚴重的流民問題，更加雪上加霜；利用特權經商現象，使原本能為國家，為朝廷提供源源稅賦的商業，變成了少數貴族、官僚（依附於藩王的官員）牟利的工具，不但阻礙了商業的繁榮發展，更使明王朝失去了可靠的稅源。

寄生蟲般的明代藩王，過著醉生夢死的奢糜生活，全然不顧王朝的衰亡，更不顧百姓的死活，不但令普天之下的百姓痛恨之，就連平定起義的官兵也對他們憤恨不已。當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即將打到洛陽時，前來救援的官兵就曾說：“府福王坐擁金山銀山，一毛不拔，卻讓我們去替他賣命送死，豈有此理！”

布衣皇帝朱元璋當初設計這套藩王制度時，看到了它的不足，但肯定沒有想到，百餘年後，它對王朝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危害，藩王制讓大明王朝更加衰敗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