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獻疑》與龔斌先生商榷

先生於2013公開發表《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獻疑》論文，筆者當時沒有涉入到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領域，只是在最近五年才開始對陶淵明“始家宜豐”進行深入地探索。因此，把先生的這篇文章與陶淵明“始家宜豐”有關的文章一併納入了研究範圍。先生在文中提出許多對陶淵明“始家宜豐”考證的疑問，筆者相當重視，不敢懈怠，求索於與陶淵明相關的歷史典籍中並加以印證。最近，在與同鄉陶淵明研究會成員探討陶淵明“始家宜豐”時，聽聞先生於2018年出版了《陶淵明年譜考辯》著作，於是購得先生此著作加以研讀，現有幾個問題與先生商榷。

首先，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到宜豐與九江相距一千里，可見先生沒來過宜豐，對宜豐的地理位置不知曉。其實宜豐與九江直線距離僅為180公里，如沿錦江到贛江再到鄱陽湖，輾轉也才250公里。另外發現先生文章觀點僅依據2004年出版《陶淵明始家宜豐資料集》得出，是不是太片面了呢？筆者認為《陶淵明始家宜豐資料集》存在問題較多，並不能全面和準確地反映出陶淵明“始家宜豐”的史實，最好的辦法就是去查閱原始史料。先生在《陶淵明年譜考辯》提到：“關於淵明「始家宜豐」問題，本書不作詳細考辯，可參見拙作《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獻疑》。”由此說來，先生個人已將《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獻疑》一文當作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的蓋棺定論了。為此，就文章中的幾個問題來共同商榷。

由於正史沒有記載，僅有《太平寰宇記》的“圖經”一說，故先生指出“我們不相信沈約，也不相信蕭統，卻相信不知作者也難知年代的《圖經》，是否有些捨本逐末、輕重倒置？”可以說這個觀點代表了目前陶學界對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的普遍認知。《太平寰宇記》所引的《圖經》早已散佚，故才會眾說紛紜：一是《圖經》可信度不高；二是《圖經》乃是南宋的《新昌圖經》，屬於時任新昌（今宜豐，以下均同）知縣趙綸踵事增華；三是乾脆就認為《太平寰宇記》沒有所謂的《圖經》，乃是後世竄入，可謂百口莫辯。先生又提到：“面對匱乏以及不可靠的文獻資料，我們應該從《陶集》中發現蛛絲馬跡，作綜合的理性的思考和推斷。因為《陶集》是最真實的證據，一般而言，內證比那些晚出的文獻資料更可靠。”可問題是能做到嗎？世人都知道中國文字博大精深，不僅存在多音字，而且詞義泛寬，需要結合上下文字來判斷其本意。特別是惜字如金陶淵明詩文，在缺乏上下文字來判斷的情況下，就只能靠發揮想象了，而這個想象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意識和態度，因此一些對陶淵明詩文的解讀同樣是不可靠的。

一、《圖經》問題

《太平寰宇記》中有“〈圖經〉雲：「淵明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原文是沒有斷句的，透過不同方式的斷句就會決定不同的考證觀點。

一是，如果斷句為：《圖經》雲：“淵明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則《圖經》應是出自宋代初期，《太平寰宇記》是引的全文。按《太平寰宇記》記載，新昌縣置於北宋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太平寰宇記》一般公認為最晚成書於北宋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故才有關新昌縣的記載，符合史料記載。從而可得出《太平寰宇記》所引的《圖經》，從編纂到付梓僅花費兩年多時間。在古代，利用兩年多時間來付梓方誌是有案例的，如南宋熊良輔《宋寶慶新昌圖經序中》有：“又二年，功成。”又如清康熙年間新昌知縣黃運啟於康熙壬寅（公元1662年）到任，在康熙乙巳（公元1665年）就付梓《新昌縣誌》，同樣也是兩年多的時間。

何況在南宋之前存在《圖經》是不爭的事實。南宋熊良輔的《宋寶慶新昌圖經序》中就可給於答案：“邑舊有圖經，兼舉而並載之宜也。”又“建炎中，邑燬於兵，官府與典章因循簡陋。有如舊令尹之告新令尹，則所謂圖經者，取具臨時謄寫以相授。其文字偽舛寖多，中間嘗加是正，且鋟諸木。僅可少振前陋，而門目登載，猶失刊潤。”也就是說在宋建炎年（公元1127年）之前，新昌縣就存在《圖經》。另從《太平寰宇記》引文慣例看，樂史幾乎沒有在引文基礎上再加註說明的現象。所以，如果按“《圖經》雲：「淵明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來斷句，《太平寰宇記》引用的是宋北宋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前編纂的宋初《圖經》。

二是，如果斷句為：《圖經》雲：“淵明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則《太平寰宇記》可能引用的是北宋之前的《圖經》，所以用“宜豐，今新昌也”這句來交待地名的變遷。查宜豐地名沿革，清康熙乙巳《新昌縣誌》載：“梁初復置宜豐，隋開皇九年並宜豐、康樂、望蔡入建城。”又：“（唐高祖武德五年）又置望蔡、華陽、宜豐、陽樂四縣。”又：“（唐高祖武德八年）華陽、望蔡、宜豐、陽樂入高安。”此段時期，宜豐變遷過程是：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廢宜豐，到了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置宜豐，旋於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又廢。宜豐學人考慮到唐武德年間宜豐建縣僅三年就廢，故有《圖經》產生於梁陳的說法。宋置新昌與宜豐最後被廢相距356年，期間經過唐至五代的多次戰亂，如果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之前，但違背了《太平寰宇記》引文的慣例。

儘管宜豐被廢，但地名還存留民間，這塊區域仍在稱宜豐。這種現象在近代也存在，新昌自公元1914年改名宜豐，儘管距今有106年，但新昌之名仍經常使用，如新昌鎮、新昌古城等等。因此，無論怎樣斷句，“淵明始家宜豐”之說的源頭肯定早於北宋，最近可追溯到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與陶淵明去世時相差198年。

吳國富先生在其2012年公開發表的《略論陶淵明始家宜豐起源於南宋「圖經」》一文中認為《太平寰宇記》所引《圖經》是南宋的《新昌圖經》，故認為《圖經》一說非《太平寰宇記》原文，而是後世故意竄入。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對宜豐歷史的變遷和《新昌圖經》產生的原由不清楚導致。

先生文中提到：“王象之《輿地紀勝》、傅實之《涥熙四年重修陶靖節祠堂記》、《明一統志》、胡思敬《鹽乘》，皆襲《太平寰宇記》所引《圖經》之說，綿延千年不絕。”然而，透過仔細閱讀上述記載原文，且不說《輿地紀勝》引的是“古《圖經》”，內容又與《太平寰宇記》不同，單《涥熙四年重修陶靖節祠堂記》就沒有《圖經》說的影子，就連胡思敬《鹽乘》在其“陶潛列傳”中只述道：“王謨「豫章十代文宣略」雲：考通志，淵明故里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東二十五里。圖經雲：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可見胡思敬言論是出自王謨《豫章十代文宣略》，而且僅僅是作為佐證來出現。先生把“原罪”全歸咎於《太平寰宇記》，無非認為《太平寰宇記》是陶淵明“始家宜豐”的孤證，而事實上根本不是。

那麼，王象之《輿地紀勝》中的“古《圖經》”又是怎麼回事呢？《輿地紀勝》成書於宋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剛好比《新昌圖經》晚一年成書，倒是“陶淵明讀書堂”引《新昌圖經》中全文的可能性最大，並非先生認為的是在《太平寰宇記》基礎上踵事增華。而《新昌圖經》又是從宋初的《圖經》賡續而來，故“古《圖經》”同樣是指宋初的《圖經》。想必先生沒讀過《宋寶慶新昌圖經序》，故才會有這樣的判斷。另《新昌縣誌》的“形勝”中也有“山環若城，水繞如帶”的描述，並註明出自“古《圖經》”，道理與上面所述一樣。先生的觀點讓人認為《太平寰宇記》僅一條記載“淵明始家宜豐”，後世都是在這條的基礎上繼武賡續，這有可能嗎？

二、《陶集》

先生認為“因為《陶集》是最真實的證據，一般而言，內證比那些晚出的文獻資料更可靠”，故《陶淵明年譜考辯》中大量的篇幅是透過《陶集》來考證，可見先生對《陶集》頃注大量的心血來研究，按理應不會放過《陶集》中的每個人物，但偏偏對《陶集》中出現的“家叔”和“從父夔”隻字不提。在《陶集》中，陶淵明連自己父親的名號都不願提，卻列出“從父夔”，可見陶夔在陶淵明心目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超過其父親。“從父夔”出現在《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君府君傳》中，對一個能破解陶淵明身世的重要線索棄之不理，可見所謂“內證”還是有選擇性的，“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做法有失公允。《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君府君傳》不但透露出陶淵明與陶侃的關係，而且也表明了陶淵明與陶夔的關係。文章中陶淵明直呼“長沙恆公陶侃第十女”，完全不顧忌避諱，反而對孟嘉和陶夔兩人均遵循避諱，僅憑這兩點則足以對《宋傳》和《蕭傳》提出質疑。先生在《陶淵明年譜考辯》中提到：“各地民間的陶氏宗譜，多載陶淵明之父陶敏。惟宜豐《秀溪譜》稱淵明父為陶回。”可見宜豐《秀溪譜》是眾多陶氏宗譜中的異類，反之也是向世人展示其特殊的價值。

歷史上關於陶夔資料非常少，但仍可知其大概。陶夔乃丹楊人，晉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任江州晉安郡太守，期間作《閩中記》。陶夔生年不詳，但卒年可查，據《魏書僣晉司馬叡》載： “尚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沉浚，死者十餘人”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夔死於迎接德宗時的意外事故。陶夔是陶基之後。陶基生二子，一為陶璜，二為陶抗。陶抗子為陶回。陶淵明尊稱陶夔為從父，則與陶基這支存在關係。可見宜豐《秀溪譜》稱淵明父為陶回並非空穴來風。現秀溪陶氏集居地乃是東晉時期康樂縣管轄之地，《晉書》載：“與陶侃、溫嶠等併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晉咸和四年（公元329年）陶回功封康樂伯。吳國富先生在《陶淵明尋陽覓蹤》中對陶回、陶夔與陶淵明的關係作過論述，他的結論是：“桓玄輔政，事在晉安帝元興元年（402年），故劉耽追贈左光祿大夫以及陶夔任太常卿也在此時。陶淵明在文章中提到陶夔，並稱為從父，可見他應該就在跟隨桓玄時認識陶夔，攀上這門親戚。”其主要依據是：“（陶淵明）四十一歲才得到陶夔的幫助，謀任彭澤令。如果他與陶夔一直有密切關係，則早在太元末也就是三十二歲前就應該得到晉安郡太守陶夔的幫助。”很顯然吳國富先生是根據《陶集》中的《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君府君傳》來判斷的，並沒有更多的依據，但忽略了《歸去來兮辭》中有“親故多勸餘為長吏”這句，即存在“陶夔有心幫助，而陶淵明無心做官”的可能。這其中有兩個問題：一是陶淵明在其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兩次出現陶夔，可見陶夔在陶淵明的心目中份量很重。如果陶淵明與陶夔是攀附關係，則陶淵明將陶夔寫進其作品則是刻意的，這與他一貫的處世態度絕然不同。二是不能認為陶淵明作品中沒有出現陶夔之前，就輕易地下兩人不相識的定論。相反，陶淵明“始家宜豐”說則可以解釋這種非攀附性質的“從父關係”。

吳國富先生在《陶淵明尋陽覓蹤》中根據目前有記載的史料列出陶回、陶夔、陶淵明各自存在的世系，推斷出“從父關係”。這是目前筆者第一次看到將陶回、陶夔、陶淵明世系同時對比的案例，對理解“從父關係”非常有益，有助於從中探索其他“從父關係”關係的可能。

陶回：①陶敦-②不詳-③陶謙-④從子陶基-⑤陶抗—⑥陶回

陶夔：①陶敦-②不詳-③陶謙-④從子陶基-⑤陶璜—⑥不詳-⑦陶夔（淵明從父）

陶潛：①陶敦-②不詳-③陶同-④陶丹-⑤陶侃—⑥陶茂-⑦不詳-⑧陶潛

而筆者認為，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的出現，則向世人提出存在另一種“淵明從父”關係的可能：

陶潛：①陶敦-②不詳-③陶謙-④從子陶基-⑤陶抗—⑥陶回-⑦不詳-⑧陶潛

陶夔：①陶敦-②不詳-③陶謙-④從子陶基-⑤陶璜—⑥不詳-⑦陶夔（淵明從父）

可惜的是，因《秀溪譜》，這種關係從一開始就被扼殺在襁褓之中。儘管宜豐《秀溪譜》稱淵明父為陶回與“公認”的史料相悖，且年齡上也存在巨大差距，但秀溪陶氏尊陶回為祖，這是不爭的事實。不應稱淵明父為陶回，就遭全盤否認。先生認為：“至於《秀溪陶氏宗譜》，對淵明故里、淵明父名等記載不一，非常混亂。總的看來史料價值不高”，可見先生並沒有看出這一點。

千年來，人們耗費大量精力來研究陶淵明身世，這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現象。陶淵明的身世之所以成為公案，就是從《宋傳》和《蕭傳》開始，把人們的思維和研究方向給固定住了，進而在裡面不斷地填充內容。筆者人為，到目前為止，事實上沒有任何突破，反而質疑聲更此起彼伏，“陶淵明公案”一直懸而未決。

先生在文中最後提到：“筆者雖懷疑淵明「始家宜豐」說，但宜豐陶氏後裔綿綿不絕，與淵明有關的遺蹟甚多，袁行霈先生稱此現象為「察無實際，事出有因」。如果有因，因在何處？值得追問。這是令古今學者困惑不已的問題。筆者以為《秀溪譜》、康熙《新昌縣誌》既誤以為陶回為淵明父，而又曾封康樂伯，那麼，淵明「始家宜豐」說，是否與陶回有關？且以訛傳訛呢？”這是先生是在等待一個答覆吧。最後以唐代顏真卿的一首《詠陶淵明》詩贈之：

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

狙擊不肯就，捨生悲縉紳。

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

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

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興逐孤雲外，心隨還鳥泯。

其中“自以公相後”一句，願與先生共揣摩。

壬寅立秋 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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