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82回：颶風營救花旗大廈，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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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欺於死者，無負於生者，無愧於來者

第3382回：颶風營救花旗大廈，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4根35米高蹺撐起世界第7高樓。

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

在美國紐約有一座摩天大樓，可以完美詮釋這句話。因為它僅用4根柱子便撐起了59層大樓。

正直是告訴自己真相，而誠實是告訴別人真相。——斯賓塞·約翰遜

How one design flaw almost toppled a skyscraper。

Architects sometimes design imposible， but engineers can always make it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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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生髮現279米高的摩天大廈存在巨大的缺陷，當補救工程剛開始時，一股時速超過220公里每小時颶風正向這裡撲來。

若這座摩天大廈垮塌，將造成20萬人死亡，還會給附近10個街區帶來威脅。

花旗集團中心（Citicrop Center）是紐約市最雄偉的摩天大樓之一。它以279米的高度、獨特的45度屋頂，聳立於城市天際線。中心包含59層，三百萬平方英尺的辦公室。從大廈的頂部的45度角度意欲包含太陽能板提供能量，但這個構想已遭到放棄。

隨著越來越多的摩天大樓矗立在地球上，除了高度，設計師們對於建築的造型也是花樣百出。但任誰都知道，再好看的造型都必須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上，特別對於摩天大樓來說，如果由於設計上的失誤導致坍塌事故，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位於紐約的花旗集團中心便曾經遇到過類似的風險。花旗集團中心是紐約最雄偉的建築之一，建成於1977年。這棟高達279米的大樓，僅由4根35米的圓柱撐起。花旗集團中心大樓一共59層，有12萬平方米的辦公區域。這座大樓最獨特之處就在於它的懸空造型以及呈45度斜角的樓頂。這座大樓的建築難度相當高，所投入的資金數額巨大，花費了大約60億人民幣。

在建造之初，結構工程師準備了三個措施來保證這棟大樓的安全，首先是精心計算了支撐大廈的角柱位置；其次，他們在大廈中安裝了一個大型協調減震器——400噸的混凝土塊，用來抵消樓群風有可能對大廈造成的晃動（安置於大廈上面的諧調質量阻尼器（tuneddampermass）有助於大廈的穩定。這臺諧調質量阻尼器重400噸，體積255立方英尺（7立方米）。此裝置減少由風所造成的移動達50%。但這個阻尼器是依賴電源供電的，一旦颶風期間斷電，阻尼器就會失靈）。第三則是一個可調節的質量阻尼器，同樣是為了防止這種高層建築在大風中搖擺。

花旗集團中心是花旗集團的總部，是當今世界資產規模最大、利潤最多、全球連鎖性最高、業務門類最齊全的金融服務集團之一。它是由花旗公司與旅行者集團於1998年合併而成、並於同期換牌上市的。換牌上市後，花旗集團運用增發新股集資於股市收購、或定向股權置換等方式進行大規模股權運作與擴張，並對收購的企業進行花旗式戰略輸出和全球化業務整合，成為美國第一家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共同基金、證券交易等諸多金融服務業務於一身的金融集團。

花旗集團作為全球卓越的金融服務公司，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約為二億客戶服務，包括個人、機構、企業和政府部門，提供廣泛的金融產品服務從消費銀行服務及信貸、企業和投資銀行服務、以至經紀，保險和資產管理，非任何其它金融機構可以比擬。現彙集在花旗集團下的主要有花旗銀行、旅行者人壽和養老保險、美邦、Citi-financial、Banamex和Primerica。

花旗集團中心位於列剋星敦林蔭大道和53大街的交叉口。是美國紐約新一代摩天樓代表作之一，在功能上，該建築包括第一花旗銀行使用的高層辦公大樓，教堂，帶中庭的多層零售商店，餐館和一個綠化庭院廣場。在休閒等需要，還可盡情享受中庭的“共享空間”。

該中心極具特點的是，其基座是用四根抗風架構方柱體架起，使建築凌駕於街道平面上，形成了一個高碩開敞流動的城市型空間，富有創造性和現代感。首先，花旗集團中心獨特的建築外觀引起了人們對現代城市的興趣和認同。其次，花旗中心內部的設施和功能滿足了人們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需要，將這二者結合起來的關鍵是要準確把握人們的生活習慣，進而做出合理的功能組合設計。

花旗集團中心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紐約最成功的設計方案之一，它給曼哈頓市中心帶來了新的氣息，那裡以前都是常見卻非常大的路德教會教堂。它為人們創造了一個新型的室內廣場，在多層都建有商店、餐館和作秀場所。

紐約建築評論專家、帕森斯設計學校的校長保羅·高德伯格最近表達了他對這個建築的感受。他說：“上個世紀70年代紐約最重要的建築就是花旗中心，不僅是它一流的讓人難以忘懷的外形，更是因為它根本地與城市的結合。”如今花旗中心這個914英尺的摩天大樓的坡度樓頂已經成為紐約這個城市的地平線，高德伯格的評價可以說毫不誇張：“它像一條線，已經紡進了這個城市的經緯。”

1960年是美國的黃金年代。

依靠著二戰的紅利，美國進入國力最鼎盛的一段時間。在全球勢力的重新劃分中，美國取得了先機，帶動了自己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

花旗集團（Citicorp）亦受益於此股風潮。1960年初，其位於曼哈頓公園大道的總部，對於公司的持續增長和擴張而言顯得越發不相稱。花旗集團需要建造一棟全新的，顯眼的摩天大樓。

與此同時，萊剋星頓大道601號（Lexington Avenue 601）的聖彼得教會正為他們教堂的日漸老化所發愁。聖彼得教堂建於20世紀初，最初的目的僅是為教會的會眾提供一個禮拜的場所。

60年過去，教堂早已變得破敗不堪。而當時還是屬於郊區的萊剋星頓大道，也已經變成了紐約繁華的金融中心。教堂所在地變成了寸土寸金的金融中心，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為了對教堂進行認真的修復，教會開始考慮出售其在601號的寶貴財產。

就像是命中註定一般，花旗集團與聖彼得教會的接觸顯得那麼順理成章。與聖彼得教會的談判並不輕鬆。無論如何，教會都不願將教堂搬離。最終，花旗集團花了5年時間及4000萬美元，才與教會就601號土地售賣達成協議。

在協議中，聖彼得教會需要花旗集團接受兩個特別的條件，才同意出售土地：

第一是在原址上，為教會建造一座全新的教堂；

第二是新大樓不允許有任何結構穿過教堂。

第二個條件讓花旗集團犯了難。如果要做到這一點，意味著要犧牲寶貴的辦公空間。

同樣為第二個條件犯難的還有花旗新大樓的首席建築師休·斯塔賓斯和首席結構工程師勒梅雪，他們已經為新大樓的方案苦苦思考了數週。

大廈首席建築師休·斯塔賓斯是紐約頗有聲譽的建築師，他在學生時代就讀於佐治亞理工，並在哈佛獲得了碩士學位。在哈佛，他曾與包豪斯運動（Bauhaus Movement）的發起人之一Walter Gropius共同學習。

斯塔賓斯於1912年1月11日生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他在1931年從佐治亞理工學院畢業。在大學他是全國有名的田徑選手，但由於腿受傷未能參加奧運會。1935年他在哈佛大學獲得設計碩士學位。然後為一家設計“科德角風格”（CapeCod–style）住宅的建築公司工作（雖然他推進了現代主義）。

著名現代派建築大師瓦爾特·格羅佩斯（WalterGropius）邀請斯塔賓斯到哈佛講授城市規劃與設計，他在那裡呆了10年以上。在這一時期，斯塔賓斯最著名的作品是“柏林國會大廳”（BerlinCongressHall）。這幢建築物由於它的屋頂很像貝殼，獲得了“懷孕的牡蠣”的綽號。

在以後的50年中，斯塔賓斯的公司設計了800多幢建築物，它們有許多在當時屬於首創，並且是最優秀的。在所有的建築物中，“花旗總部”率先使用增加建築物穩定性的系統——“調質阻尼器”（tuned-mass damper）。

勒梅雪同樣是一名享有盛譽的結構工程師，他作為休·斯塔賓斯的搭檔一起完成了多項地標的設計。勒梅雪先是在哈佛就讀數學，隨後在麻省理工獲得了建築工程的碩士學位。

兩人為教堂與新大樓之間的關係曾考慮過多個方案，但受限於苛刻的第二個條件，對於如何最大化利用教堂位置的空間仍然沒有頭緒。

一天晚上，勒梅雪坐在劍橋的一家希臘餐館裡，又研究起這個困擾多時的專案。通常情況下，結構工程師會希望一座大樓的柱子會以一定間隔規則地均勻放置，這樣每一層的重量就會透過最簡單明晰的路徑往下傳遞，方便工程師對大樓受力及安全度進行清晰的分析。

然而，過多的柱子會對影響建築內部的空間劃分。如果希望大樓內部擁有開闊的空間，那就要減少柱子的佈置。最後，大樓可能會被最佳化為只剩下幾根大柱子支撐的結構。

在花旗新大樓的專案中，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如果按上述方案調整，左上角的柱子將會與教堂位置衝突。除非犧牲掉左上角的大廈空間，將柱位內縮以讓出教堂的位置。

突然之間，勒梅雪的靈感來了，隨手拿到桌上的餐巾紙將草圖畫了下來。在勒梅雪的方案中，原先佈置於大樓四周的柱子被移動到了中間，整座大樓以一種“踩高蹺”的形式坐落於地面。

這似乎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新的佈置既避免了與教堂的衝突，亦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大樓的空間。但是，柱子移往中間後，大廈每一層的兩端缺乏支撐，變成了不穩定的大懸臂。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藉助於樹的靈感，勒梅雪又設計出了大膽的V型桁架體系。如果說中間的柱子是樹幹，V型桁架就是樹枝，將樓層的重量安全穩定地傳遞給柱子。

這是振奮人心的一晚。不僅一掃數週的苦惱，如此大膽張揚的方案如果能實現，將毫無疑問會成為紐約的新地標。

1977年，大樓建成，被命名為花旗集團總部大廈（Citicorp Center）。那些巨大的V型桁架被勒梅雪認為是天才般的發明，他甚至試圖說服建築師好友休·斯塔賓斯將這些桁架佈置在大廈最顯眼的外部，不過沒有成功。

“我很自負，” 勒梅雪在一次採訪中說道，“我本來希望我的傑作在大樓外面展示，但休·斯塔賓斯不同意。最後，我告訴自己，我一點也不在乎——它就在那裡，上帝會看到的。”

聳立在紐約曼哈頓商業區的有斜背式屋頂的“花旗總部”（CiticorpCenter），將使人們永遠記得斯塔賓斯。這座細長的914英尺高的大廈，其設計目標如斯塔賓斯所說，是打破“排列在街道兩旁的新的、老套的厚片建築物”給人的厭倦感覺。

“花旗總部”於1978年建成，外表由交錯的帶形玻璃和鋁裝飾。上端是160英尺高的傾斜45度的屋頂。它的巨大的公共廣場，在地面水平為建造一個新的聖彼得路德教會教堂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並且，惟一的三層市場，使街景變得有生氣。

“花旗總部”被當作建築成就壽命的例子。教會售予花旗集團空中權，花旗集團中心建築在教會的上方。教會想保留在十字路口原址新的發展。新的大廈建築在5支35米的方柱上方，每支方柱位於大樓每一面的中央，

並將牆面以多個倒等腰三角形支撐，將力量傳導至4根周圍的樑柱，如此便允許倒流角落空間而大廈懸空在教會之上。但是藍圖在未經工程師同意的情況下被修改，原本是以焊接接合的倒三角巨柱，被修改為螺絲釘栓接，這個改變在建築期間導致了結構不可靠的完成品。但是當時洋洋得意的勒梅雪並沒有發現他的設計缺陷。

1978年6月一個溫暖的日子，勒梅雪在他位於麻省劍橋的辦公室接到了一名工科學生黛安·哈特利的電話。黛安哈特利說，她的教授讓她寫一篇關於花旗集團總部大廈的論文，作為本科畢業成果。

大廈一年前在曼哈頓竣工時，它已經成為當時世界第七高的建築。在準備論文時，黛安哈特利從勒梅雪公司一名助理工程師拿到了大廈的相關資料，並對大廈的結構工程進行復核。在複核過程中，她發現大廈在抗風效能上異於常規的建築物。

對於常規的建築物，由於四個角都有柱子，垂直於建築表面的風通常是最不利的受力情況。在常規建築物設計時，垂直於面的風通常是最不利工況，但是對於花旗集團總部大廈，黛安哈特利發現大廈在承受對角線風（此時風向與大樓的對角線平行）時，大廈的內力要明顯高於垂直面風的情況。

黛安哈特利在驗算後，認為大廈不足以抵抗對角線風引起的荷載。在提交論文後，她的老師回覆意見中也提到了同樣的質疑。因此，就有了開頭與勒梅雪通話的一幕。

黛安哈特利告訴勒梅雪，他把大廈的柱子佈置在錯誤的地方。勒梅雪聽後，並沒有感到任何驚詫，因為他對自己的傑作有足夠的信心。他僅將其視為一個有趣的插曲。

在當天晚些時候，勒梅雪對黛安哈特利提到的情況親自進行了分析。勒梅雪作為一名傑出工程師的同時，也是哈佛大學結構工程的客座教授。他覺得這個案例十分有趣，打算將其準備成一次課堂講座，以激發學生對結構工程的興趣。

大廈是由一系列V型桁架支撐的標準層組成的。在每個標準層中，大廈的四面被由4根大型桁架組成的三角形所包圍。

勒梅雪首先計算了風垂直於建築表面的工況。在不同方向的風荷載下，大廈的V型桁架構件呈現出受壓或受拉的力學響應。

隨後，勒梅雪驗算了對角風的情況。對角風可以按45°分解為兩個垂直於建築表面的分力，大小為兩個方向風力的70%。在通常情況下，構件引起的力學響應是小於垂直面風工況的。

然而，勒梅雪驚奇地發現，在他設計的V型桁架中，在受到對角風力的情況下，部分桁架的應力竟然比垂直面風工況高出40%。由於大廈特殊的結構佈置，在對角線風分解為兩個70%的小垂直面風時，部分構件的在兩個垂直面風的荷載下，受力是一致的。

所以當兩個小垂直面風荷載疊加時，部分桁架會出現雙重受壓或雙重受拉的力學響應。在疊加後，70%+70%等於140%，所以會比設計值高出了40%。

勒梅雪開始感到有些隱隱不安。他想起了一個月前的另一場會議。

一個月之前，勒梅雪在匹茲堡參加了兩棟摩天大樓的討論會。這兩棟樓也是他的老搭檔斯塔賓斯設計的，勒梅雪作為結構工程師，為這兩棟樓設計類似花旗新大樓的桁架支撐，透過焊接來固定構件。在會議上，有施工單位提出了用螺栓代替焊接來連線構件，因為焊接需要大量合格的焊工，成本高昂。該施工單位聲稱，如果匹茲堡這兩棟樓繼續使用焊接連線，他們可能不會參與後續的投標。

大多數情況下，螺栓連線雖然比焊接連線要弱一些，但安全度也是有保障的。勒梅雪想起了這次會議，他想確定花旗新大樓在施工時是否也遇到了相同的情況。如果大樓採用的是設計中的焊接連線，可以使勒梅雪安心一些。設計時預留的安全度可以覆蓋掉意料之外的40%內力。

勒梅雪打電話給他的合夥人戈爾茨坦確認此事。“哦，你不知道嗎？它們被改變了，” 戈爾茨坦說道，“它們從來沒有被焊接過，因為施工單位來找我們，說他們認為不需要這麼做。”

很不幸，花旗新大樓在施工時遭遇了同樣的事情——雖然焊接會更加牢固，但是成本太高。在勒梅雪不知情的情況下，大樓桁架的連線被變更為螺栓，並得到了他團隊成員戈爾茨坦的同意。

問題有些令人不安。勒梅雪想知道他們團隊將焊接變更為螺栓後，在螺栓設計時是否有考慮對角線風。如果大樓的桁架在對角線風工況下表現得如此敏感，那麼連線它們的螺栓則更是如此。“我並沒有因此陷入恐慌，” 勒梅雪說。“但我有一種預感，這事我最好調查一下。”

7月24日，他飛往紐約，在那裡他的預感很快得到證實：他的手下只考慮了垂直面風。除此之外，他還發現了另一個“微妙的概念錯誤”。勒梅雪的團隊在進行抗風計算時，V型桁架採用的計算模型並不恰當，直接導致每個連線點應該使用的螺栓數量減半，類似工程施工中的偷工減料。

連線的能力設計不足，再加上沒有考慮對角線風引起的40%額外載荷，一個非常現實的擔憂開始出現：大廈是否在某天會出現倒塌？

“那時候，”勒梅雪說，“我已經開始動搖了。”

勒梅雪後來將這一系列的內部調查命名為”SERENE計劃”，它是Special Engineering Review of Events Nobody Envisioned（無人發現事件之特別工程稽核）的首字母縮寫。計劃名稱聽起來既悲傷又貼切。這個事件誕生於一張餐巾紙上，並隨著一系列源於特定心態的誤判逐漸化為現實。

勒梅雪試圖從大樓的另一個設計元素中獲得安慰：安裝在建築頂部的大型阻尼器。它的本質上是一個410噸重的混凝土塊，附著在巨大的彈簧上。當大樓受到風力影響而左右搖晃時，阻尼器由於慣性會表現出抑制運動的傾向，從而減少大樓受風力的影響。

在對螺栓連線危險性做出最終判斷之前，勒梅雪在7月26日飛往了加拿大。在那裡，他與達文波特安排了一個會面，後者是西安大略大學風洞實驗室的主任，研究強風中建築物行為的世界權威。

兩天後，勒梅雪開車來到位於緬因州塞巴戈湖一個島嶼，他在島嶼上擁有一棟私人別墅。勒梅雪已經拿到了達文波特的分析結果，他準備整個週末都在他的別墅裡研究這些風洞資料。

勒梅雪發現，最薄弱的地方在大樓的第三十層；如果那一層出現倒塌，整個結構的災難性破壞就會隨之而來。接下來，他利用達文波特提供的紐約市天氣記錄，計算了一場足以撕裂大樓暴風雨出現的機率。資料告訴他，這種事件發生的機率統計為每16年一次——氣象學家稱之為16年一遇的風暴。

“那非常低，低得令人發畏，” 勒梅雪說，“換句話說，任何一年都有十六分之一的機會，包括今年。”當樓頂的大型阻尼器也被考慮在內時，機率減少到55分之一——55年一遇的風暴。但是阻尼器的執行需要電流，一旦大風暴來襲，電流可能會失靈。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且享有聲譽的工程師，勒梅蘇瑞爾自認為他可以解決大多數結構問題，包括花旗新大樓的問題。然而，為了避免災難，勒梅雪不得不揭發自己。這意味著可能會面臨曠日持久的訴訟、破產和職業恥辱的痛苦。這也意味著花旗集團的管理層和股東在得知耗資1。75億美元打造的新企業標誌面臨崩潰威脅時，感到震驚和沮喪。

在島上，勒梅雪考慮了他的選項。

第一是保持沉默。只有加拿大的達文波特知道他所發現的事情，他不會自己透露。如果勒梅雪不說，最終可能並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當時紐約市的建築規範並沒有要求計算對角線風的規定；

第二是自殺。如果勒梅雪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沿著緬因州公路行駛，並衝向橋臺，那就是自殺。

然而，勒梅雪選擇了第三個選項，拯救大樓。保持沉默需要賭上其他人的生命，而自殺則是懦夫的出路。一瞬間後，勒梅雪感到了一股令人眩暈的力量感。“我有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的資訊，”勒梅雪回憶道。“我手中有力量去實現只有我才能發起的非凡事件。”

1978年7月31日，星期一的早上，勒梅雪鼓起勇氣，試圖聯絡他的老搭檔斯塔賓斯坦白此事，但未能聯絡上。他只好打電話給斯塔賓斯的律師。隨後，勒梅雪按照律師的建議，在告訴其他人之前，先聯絡了他自己的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在第二天早上協助勒梅雪聯絡上了羅伯遜，一位曾擔任世貿中心結構顧問的工程師，他擁有豐富的高層設計和災害管理的經驗。

羅伯遜從一開始就讓勒梅雪感到不安。他記得，“羅伯遜向在場的每一個人預測，在花旗集團聽到這個訊息的幾個小時內，整個大樓將被疏散。我差點暈倒。我不想發生這種事。”

勒梅雪則認為沒有必要疏散。他認為，多虧了樓頂的阻尼器，除了最惡劣的天氣，這座建築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安全的。他堅持認為，安裝應急發電機可以確保阻尼器在暴風雨中的可靠性。

無論如何，所有人均同意的一點是，勒梅雪和斯塔賓斯需要儘快通知花旗集團。斯塔賓斯當天才從加州乘飛機回家，仍然不知道他的大樓有缺陷。在晚上，勒梅雪乘飛機去了波士頓，去了斯塔賓斯的家，並坦白。“我必須承認，他開始時退縮了——這可是他的傑作，” 勒梅雪說。“但他是一個極具韌性的人，一個非常成熟的人。非常幸運的是，我們有著終生的信任關係。”

8月2號，勒梅雪和斯塔賓斯飛往紐約，成功與花旗集團的執行副總裁瑞德會面。勒梅雪詳細地向瑞德描述結構缺陷以及他認為如何修復它。“我已經設想過，你可以在每一個關鍵連線點周圍建造一個小板房，讓焊工可以在裡面工作，而不會損壞租戶的空間。你可能不得不鋪上地毯，晚上工作，但這一切都可以做到。但我傳達給他的真正資訊是我需要你的幫助——現在。”

會議持續了半個小時，在會議結束時，瑞德禮貌地感謝了這兩個人，但是態度十分曖昧。瑞德告訴他們先回去，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是煎熬的。花旗集團總部大廈和他自己的職業生涯岌岌可危。在午飯結束不久後，勒梅雪和斯塔賓斯接到了來自瑞德的電話，花旗集團董事長瑞斯頓會和他會在辦公室等他們。

勒梅雪是幸運的。在會面結束後，除了搭檔斯塔賓斯，還得到了花旗集團的支援。瑞斯頓表態支援大樓的修復工作。

“瑞斯頓棒極了，” 勒梅雪說。“他說，‘我想我的工作是處理這件事的公共關係，所以我必須開始起草一份新聞稿。’”但他一時找不到紙，所以有人遞給他一個黃色的便箋。這讓他笑了。

“所有的戰爭，”瑞斯頓說，“都是將軍們寫在黃色便箋上贏得的。”花旗集團的將軍站在了他們的一邊。

1978年8月7日，勒梅雪的團隊釋出了修復工程的圖紙。然而，隨著圖紙的釋出，一種新的不確定性即將被引入到非常微妙的情況中。到目前為止，只有花旗集團、設計團隊成員、達文波特、羅伯遜、律師等內部人士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然而，在任何工作開始之前，圖紙必須提交給建築部門審查和批准，因此，知道事件的群體將大大擴散，如果不幸被洩漏出去，甚至會引起群體性恐慌。

同一天，花旗集團會見了美國紅十字會紐約大都會區災難服務主任，討論制定疏散計劃。據紅十字會的估計，如果建築物倒塌，可能會有20萬人死亡。

為了預防這種情況出現，花旗集團在8月8日釋出了一份平淡無奇、充滿公司行話的新聞稿，稱工程師們建議加強大樓支撐系統的某些連線，已提前稀釋可能引起的關注。《華爾街日報》援引花旗集團的話說，“工程師們已經向銀行保證，該建築沒有任何危險。這項工作僅是為了防範於未然。”

當天晚些時候，勒梅雪和團隊與施工單位一起會見了紐約市的官員，解釋了修復的原因和提交修復工程的圖紙。勒梅雪告訴市政府官員，他自己應對這一困境負責，但修復工作將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令一些人驚訝的是，市政府不但沒有責難勒梅雪，而且還欣然盡一份力量來協助這項工作。

市政府的反應令亞瑟努斯鮑姆感悟頗深，他是施工單位主持修復工作的專案經理。他說，“一開始，一個人站起來說‘我有一個問題，我製造了這個問題，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要殺一個像勒梅雪這樣的人，以後為什麼還會有人說話？”

勒梅雪的行為似乎贏得了所有參與者的尊重。

修復工作從8月份開始，包括將大量兩英寸厚、六英尺長的鋼板焊接到200多個螺栓連線上。在羅伯遜的幫助下，大樓還採取了其他幾個關鍵步驟來解決安全問題。

首先，他們安排阻尼器的製造商提供24小時服務，以確保阻尼器不會因為故障停止執行。

其次，他們在關鍵結構構件上放置了應變儀，以便小組能夠持續監測構件上的應力是否有超出範圍。

最後，還聘請了氣象專家和天氣預報員駐場，每天提供四次天氣預報。

焊工幾乎是立即開始工作，他們的火星在夜空中閃耀。因為擔心刺鼻的煙霧會引起租戶的恐慌，修復工作只能在下班後進行。電焊工從晚上8點一直焊接到凌晨4點，每週工作7天。

八月的大部分時間裡，天氣都十分良好，修復工作取得了穩步的進展。勒梅雪覺得有足夠的信心，與他的妻子桃樂茜去了緬因州度假過週末。週日晚上，當他們的返程航班在拉瓜地亞機場著陸時，他們往東眺望，看到曼哈頓天際線上，大廈猶如一根火柱。

“焊工們在大樓上上下下，修補接縫，” 勒梅雪回憶道。“這絕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對桃樂茜說，‘這不是很好嗎？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看到它照亮了天空。’“

好景不長。9月1日星期五拂曉前不久，天氣預報中心傳來了每個人都害怕的訊息——一場大風暴——颶風艾拉（Hurricane Ella），正在向紐約逼近。

颶風艾拉的風速達到了每小時125英里，最高時曾達到4級颶風的水平。（小建築的屋頂被完全摧毀。靠海附近地區大部分淹沒，內陸大範圍發洪水。）

颶風埃拉是有紀錄以來加拿大海域出現過的最強颶風，於1978年8月30日在百慕大南側形成，然後在向西北偏西移動期間迅速增強。9月1日，埃拉的風速已提升到每小時205公里，預計會在繁忙的勞動節期間從北卡羅萊納州外灘群島附近經過。

風暴接下來約24小時幾乎停止移動，然後轉向東北遠離海岸。9月4日，埃拉在新斯科舍近海達到薩菲爾-辛普森颶風等級下的四級颶風標準，然後逐漸減弱並從紐芬蘭島東南洋麵經過，最終被大規模溫帶氣旋吸收。

早上6：30，一個緊急計劃小組在羅伯遜辦公室的指揮中心召開會議。“沒有人敢說，‘我們可能會按下緊急按鈕，’”勒梅雪回憶道。緊急按鈕意味著超過20萬人可能需要疏散。“沒人敢這麼說。但是每個人心底都在流血。”

然而，就像眾人對勒梅雪的坦白和勇氣積極迴應一樣，颶風艾拉也對眾人的努力做出了積極迴應。它在接近紐約後，奇蹟般地改變了航向，出人意料地朝大海深處走去。

颶風艾拉奇蹟般的轉向是典型的”得道多助”案例。

隨著災難的避免，焊接繼續進行，最終在10月完成。這座建築現在是紐約市最安全的摩天大樓之一，在沒有阻尼器的幫助下，仍能夠抵擋700年一遇的風暴。

從普林斯頓工科學生黛安·哈特利的電話起，開創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事件，最終可能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這當然值得稱讚。但是，如果不是因為勒梅雪願意考慮別人的質疑，她的發現可能就此永遠石沉大海。勒梅雪傾聽一個不知名的大學工科學生的想法，求知慾和好奇的天性使他沒有無視學生的詢問。相反，勒梅雪考慮了來自學生的資訊，並以客觀和徹底的方式質疑了他自己公司的設計。

勒梅雪的行為突出了不斷質疑和根據新資訊或想法重新審視過去決定的重要性。設計專業人士必須對其他想法、觀點和批評持開放態度，同時避免陷入“對現有信仰的頑固依戀”。

花旗集團新大樓危機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在整個事件中，它產生了英雄，卻沒有惡棍；從花旗集團到該市建築部門的官員，與事件有關的每個人都表現得堪稱楷模。當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勒梅雪，他不僅毫髮無損，反而因此擴大了他的聲望。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勒梅雪一直在哈佛的課堂上對1978年的夏天津津樂道。正如他所說，這個故事是痛苦的、自貶的和戲劇化的——一個做了正確選擇的工程師。但這也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專業人士應該如何表現。

“你有社會義務。作為獲得工程牌照和被尊重的回報，你應該自我犧牲，超越自己和客戶的利益，放眼整個社會。我的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Jumbo Huang Notes， LeMessurier i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his role during the Citicorp Center engineering crisis， when he secretly reassessed his calculations on the Citicorp headquarters tower in New York City after the building had been finished in 1977。 In June 1978， Princeton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tudent 黛安·哈特利 contacted LeMessurier after she identified winds that could topple the building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fter assuaging her concerns，

he did his own analysis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contractor had replaced the required welded joints with lower-cost， and potentially weaker bolted joints， this weakness contributing to building collapse in ”quartering“ winds。 This realization triggered a hurried， clandestine retrofit which was described in a 1995 article in The New Yorker entitled ”The Fifty-Nine-Story Crisis“。［5］ The case is now an ethical case-study in architectural degree programs

1。 ”OEC – Addendum： The 黛安·哈特利 Case“。 Online Ethics Center。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ebruary 11， 2014。 Retrieved March 13， 2019。

2。 Vardaro， Michael。 ”Case Study： The Citicorp Center Design“。 AIA Trust。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20。

3。 Werner， Joel。 ”The Design Flaw That Almost Wiped Out an NYC Skyscraper“。 Slate。 Retrieved April 17， 2014。

4。 Joseph Morgenstern （1995）， ”The Fifty-Nine-Story Crisis“， The New Yorker， May 29， 1995。 Pages 45–53。

5。 Delatte， Norbert J。 （January 1， 2009）。 Beyond Failure： Forensic Case Studies for Civil Engineers。 ACSE Press。

6。 岩土沿途Geo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