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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向胡適借書研究紅樓夢是把他當書童使喚?這些攻擊太惡毒

2022-06-25由 學智堂 發表于 漁業

怎麼把苗文翻中文

在紅學史上,佳話多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適與周汝昌的一段紅學交往。雖然他們的交往不過一年,書信不過數通,相晤不過一次。但因為一位是新紅學的開先河者,一位是當代紅學的集大成者,因此,他們的交往特別引人注目。

然而,苗懷明在《周汝昌胡適一段紅學公案》一文中對周汝昌先生進行了惡毒攻擊,說什麼“周汝昌在談及胡適時言語間明顯帶有不滿和怨氣”,“和胡適絕交”,“一名普通大學生(周汝昌)將大學校長、著名前輩學者(胡適)當‘書童’使喚”,“他(周汝昌)對胡適是懷有很深的成見的”,“往其(胡適)身上人為地抹上許多汙點,這種做法實在有失厚道”云云。這樣,原本是紅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在苗懷明的筆下就成了一段“公案”。實際真是如此嗎?

周汝昌向胡適借書研究紅樓夢是把他當書童使喚?這些攻擊太惡毒

苗文說:除向胡適本人借書之外,周汝昌更多的則是讓胡適幫其代借有關圖書資料,其中包括如下一些:

“清初集子我翻了不少,材料也多,只是還有些集子明知其中必有材料而只是尋不到的。先生如有藏書友好,亦乞介紹。”(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曹寅的集子我只見了《詩鈔》六卷,是最早刊本,先生舊曾借到詩文詞並別抄全集,這個我必須一看。先生還能從天津或北平替我代借一下嗎?”(1948年6月4日致胡適書)

“徐星署先生之八十回本,現無恙否?如果將來我要集勘時,先生能替我借用嗎?”(1948年7月11日致胡適書)在得到該抄本已經“迷失下落”的訊息後,他仍要求胡適:“務希先生設法輾轉一求此本之下落,諒未必不能發現也。翹企翹企!”(1948年7月15日致胡適書)

“我現在亟欲檢看永瑢的《九思堂詩鈔》和紫瓊的《花間堂集》、《紫瓊崖集》等,先生能替我搜借嗎?至企至幸?”(1948年9月11日致胡適書)

幾天後,他再次催促胡適:“我懇切祈求先生仍為我搜借:一、《楝亭全集》本;二、允禧之《紫瓊》、《花間堂》各詩集;三、永瑢之《九思堂詩》;四、永忠之《延芬室詩》(戊子初稿)。又先生當初說遍查過康、雍、乾三朝的妃子無曹姓者,先生所查何書?專門記載各皇帝妃嬪者有何書?先生說曹寅一女嫁蒙古王子,‘蒙古’二字何據?千祈一一詳告!”(1948年9月19日致胡適書)

“先生如到南京,千萬抽暇到聚寶山雨花崗上訪訪‘曹公祠’寅還有沒有,若有,有無碑版文獻?又江寧‘儒學’有名宦祠,璽、寅父子俱入祀,亦望一探,或有所獲。”(1948年9月11日致胡適書)

同樣,幾天後他又再次催促胡適:“我再提雨花崗上的曹公祠,先生千萬不要忽略他,最好能去一訪,意外收穫,是很難說定的。”(1948年9月19日致胡適書)

“兩個最基本的史料:《楝亭全集》本和故宮摺子,我全無由運用。先生還能在天津根尋當初的‘公園圖書館’的藏書和在北平故宮文獻館給我安排最大可能的便利嗎?李煦的全部摺子還在。此外還有織造衙門和內務府的文獻都是無盡寶藏,必須發掘的,人微言輕的學生,在社會上想作任何理想的事亦困難萬分,先生能替我想一個辦法,真是受惠無窮的。”(1948年10月23日致胡適書)

周汝昌向胡適借書研究紅樓夢是把他當書童使喚?這些攻擊太惡毒

苗文在引述了周汝昌上述向胡適求助的信函後,接著說:

儘管胡適對周汝昌願意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一切可能的幫助”,但上述這些連續不斷的要求顯然是比較“過分”的,即使胡適本人是個空閒時間較多的尋常之人,也很難完全滿足這些要求,何況他當時還是北京大學校長,名聞天下的著名學者,整天有大量的繁雜事務需要處理,而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學的一名普通大學生。

即使不講這些,僅從輩分上說,胡適也完全稱得上是周汝昌的前輩,事實上在書信中他一直稱胡適為“前輩先生”。這種一名普通大學生將大學校長、著名前輩學者當“書童”使喚的現象在中外學術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胡適平生做學問,無論是做《紅樓夢》及其他小說研究還是《水經注》研究,得力於友朋學生處不少,像這樣幫別人大量蒐集資料、借書、尋找研究線索的事情似乎也是平生僅有的。

但即使是這樣,胡適還是儘量去做,這可以從其書信中看出來,比如:

“你若沒有見到大字本,我可以借給你。”

“《四松堂集》現已尋出,也等候你來看。”

“《四松堂集》,你的長文,今早都託孫楷第(子書)教授帶給你。”

“故宮裡曹寅、李煦的密摺,都絕對無法借出,只可等將來你每日進去抄讀了。”

由周汝昌的上述要求也不難想見,如果沒有胡適的大力幫助,他的《紅樓夢》研究是否還能進行下去,其《紅樓夢新證》是否還能寫成。但令人遺憾的是,周汝昌到目前為止,除了說胡適出借幾本藏書給自己外,對胡適的其他幫助則一概不提。

讀了苗文的上述“書童”論,我真佩服這位“縱橫家”的“離間”本事。

關於周汝昌向胡適借書的由來,周在1948年6月4日給胡適的信中寫的清清楚楚:“自從去冬偶然為文談曹雪芹,蒙先生賜復起,興趣轉濃。半年以來,把課餘的一些閒工夫,都花費在蒐集曹家身世文獻上面,成績小有可觀,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冊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瞭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瞭《紅樓夢》,而邪說怪話才可以消滅無形了,這個工作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膽嘗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只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進,加以指導與幫助。”

接下來就是周汝昌去東廠衚衕一號拜訪胡適,胡適當即借給周汝昌甲戌本《石頭記》和《胡適論學近著》。這次會晤之後,胡適7月20日在給周汝昌的回信中表示:“我對於你最近的提議——‘集本校勘’——認為是最重要而應該做的。但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來無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

這就不難看,周汝昌向胡適借書,以及胡適借書給周汝昌是有明確目的的——這就是“草一小冊子”(《紅樓家世》即後來出版之《紅樓夢新證》)和“集本校勘”(即近年出版的《石頭記會真》)。

而要完成這兩項任務,周汝昌當年向胡適提出借閱的《楝亭全集》、《徐星署先生八十回本》(即庚辰本)、《四松堂集》以及“故宮裡曹寅、李煦的密摺”等等是不可或缺的。這些書今天都已影印出版,不難見到,但在當時,一般人包括“普通大學生”周汝昌要想見到它們,卻比登天還難,必須藉助胡適這樣的名人才有可能達到。

周汝昌向胡適借書研究紅樓夢是把他當書童使喚?這些攻擊太惡毒

事實上,胡適給了周汝昌“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對此,周汝昌對胡適充滿了感激之情:“在這一年之間,我從胡先生那裡獲益匪淺,又得他指示途徑,無所保留,誠意至深,傾‘囊’相贈——這仍然要歸屬於他那不自私的品格上去。這樣,人品就高尚,就令人尊敬懷思了。這一年中,我的‘紅學’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較為紮實的奠基工作成果。所以,1947年冬至1948年冬,是我走上‘紅’路的重要的、決定性的年頭。”

看了胡適與周汝昌的上述“對話”後,人們還能得出周汝昌向胡適借書有點“過分”的結論嗎?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苗文作者卻別有用意地說什麼:“一名普通大學生將大學校長、著名學者當‘書童’使喚”,其目的難道還不是為了詆譭周汝昌的人品和聲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