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音樂起源觀念辨析

音樂在中國古代是神學與哲學的重要命題。自西周晚期至戰國，音樂被當成是哲學本體論的隱喻形式，如老子的

“大音希聲”、莊子的“天籟之音”之論等，《呂氏春秋》創立了更為清晰、系統的論述。它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使用“音樂”一詞的著作，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明確論述了音樂起源的著作。敏澤對此評價道，“有一部分論述藝術起源的文字，是諸子百家中很少涉及的，頗具有重要的文獻意義”。

自《漢書

·藝文志》以來，《呂氏春秋》被列為雜家，東漢高誘推崇其為“大出諸子之右”，《史記·呂不韋列傳》稱其為“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其雜家之謂，並不是說雜亂無章，不成一家之言。當代學者們趨於認同《呂氏春秋》是先秦音樂理論的集大成者，在對各家音樂思想的取捨上有著自身的邏輯性，其中主要接受了儒家和道家思想。迄今，學者們對於《呂氏春秋》中音樂起源於何處，音樂的起源與道家、儒家思想的關係等問題的研究，言人人殊，尚存在著較大分歧。其主要觀點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自然派，認為音樂起源於自然，近同道家

“天道自然觀”。例如李澤厚、劉綱紀認為《呂氏春秋》“把音樂的產生同宇宙萬物的產生直接聯絡起來，提出了音樂‘生於度量，本於太一’的看法，……《呂氏春秋》企圖藉助道家以及陰陽家的學說，從自然中去尋找音樂的起源”。李耀建也認為《呂氏春秋》在音樂起源問題上是將其置於宇宙萬物起源的發生論背景下來考察的，強調的是音樂產生的物質基礎和形成的客觀過程，不同於《禮記·樂記》強調的是人的主觀作用，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第二類為人心派，認為《呂氏春秋》在音樂起源觀上與《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的思想相同。薛永武研究指出，“《呂氏春秋》中《大樂》《古樂》《音初》篇都談及音樂的發生問題”，在論證中以《音初》篇為依據，論證了“樂產乎於人心”，得出“從音樂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呂氏春秋》與《樂記》都認為樂是由人心產生”的結論。

第三類為融合派，認為音樂既源於自然又源於人心。但在音樂起源是否實現儒道思想的互通這一點上，還是顯出鮮明爭議和分歧。例如蔡仲德指出：

“《音初》篇所說‘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音樂與人心、與人心所感的關係問題，這也涉及音樂的本源。惜乎文字過於簡略，沒有展開，也未能解決樂‘本於太一’與音‘產乎人心’二者的關係問題。”韓偉研究指出：“《呂氏春秋》中存在兩種音樂創生理論，即在樂由心聲還是樂由道生問題上存在交叉甚至牴牾之處。”

而劉成紀則認為《呂氏春秋》

“在音樂的自然起源和心性起源上打通了一條順暢的通道，使儒道在自然和心性之間製造的對立得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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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學界有關音樂起源觀的研究，大多隻是拘囿於對《呂氏春秋·大樂》篇中“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或《音初》篇中“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等少量區域性文獻的分析，亟待調整改變。

本文將在儒道思想融合的視域下，在堅持整體觀照《呂氏春秋》音樂美學思想的前提下，對學界存在的分歧爭議予以再辨析，以推進學界對《呂氏春秋》音樂起源觀問題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