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方洲，風口之下飛起來的小人物，釋放慾望的感覺比金錢還重要

在神州大地上，一個普通人的一生，往往是和其耐以生存的職業緊密相連的，而大多數普通人在一生中都只能擁有一個職業，扮演一個人生角色，這是大多數小人物的宿命。

但如果遇上了某個風口卻不一樣，俗話說“風口之下，豬都能飛起來”，而當這種風口是因為國家層面的政策引起的話，它給小人物的賦能可能就不只是“飛起來”那麼簡單了。

管方洲就是這樣一個在政策風口下飛得老高的小人物。他生活在明朝萬曆年間，那個時候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正在大刀闊斧的搞財政改革，實行賦稅和徭役折銀的政策。

通俗的講其實就是貨幣化改革，即政府的徵稅和徭役都用白銀來衡量，讓銀本位成為明朝經濟的基礎。銀本位政策推出之後，最先受益的自然是朝廷，收稅更方便、計算更簡便、最關鍵的是轉運成本低。其次受益的便是各類錢莊，朝廷鼓勵用白銀交易，市場上白銀的需求量自然也就會增加，作為金融流通的重要環節，錢莊獲益自然不小。而最後獲益的則是小人物銀匠。

中國古代的社會層次分佈從高到低分別為“士農工商”，即工匠的地位僅僅高於商人而已，而在有錢的商人面前，工匠的那點地位也顯得微不足道。

管方洲就是一位銀匠，生逢其時的他，在蘇州的官銀鑄造所裡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鐵飯碗的工作，但身處時代的風口之下，怎麼可能滿足於一份穩定的工作呢，作為一名銀匠，他只需要一點點手段，就可以以一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官銀吃官銀的方法，讓自己過上連許多蘇州公職人員都羨慕的生活。

實質上，管方洲確實如此，只不過和一般的銀匠相比，管方洲的胃口要大得多，他利用職務之便所攫取的可不是什麼碎絲渣銀，而是足以達到千兩之巨。

管方洲能有如此大的胃口，和他所處的蘇州這座城市有很大的關係。

蘇州雖然算不上是一個海港，但卻是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整個明朝陸海貿易的商業樞紐。批發商將大宗出口物資匯聚於此，再分批發往太倉、上海、嘉興等地的潮港，最終運往沿海各地，甚至遠銷日本。管方洲可能並不懂外貿生意，但是在這個地方，他見到了太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珍奇異物，它們被裝載在一艘艘海船上，這其中，經由菲律賓，從拉美而來的白銀，是管方洲最為關注的。

如果說官銀所裡的白銀已經多得讓人瞠目結舌了，那麼這些海船上的白銀，則多得讓人無法想象。身處如此環境的管方洲，此刻想的已經不僅僅是如何擁有如此多的白銀，而是在思考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這些滿載白銀的船從何而來？

伴隨著這些思考，管方洲更想看到，和體驗的是另一種階層的人的生活狀態，這是一種慾望，一種不再滿足於吃飽喝足，而渴望階層躍升的慾望。

因此他從官銀所裡拿走的官銀越來越多，直到這個窟窿變得越來越明顯，最終東窗事發，管方洲被羈押在了蘇州衛的鎮撫司監獄中。

如果是之前的小人物管方洲，他的人生多半也就到此為止了，按照《大明律·工律》第451條“冒破物料”的規定，應援據《大明律·刑律》第287條“監守自盜倉庫錢糧”論處，即盜官錢40貫者斬首。或者，應以第288條“常人盜倉庫錢糧”罪論處，如果這樣的話，盜竊得財80貫者絞刑。

即管方洲的最終結局只有斬首與絞刑的區別。

但風口之下飛起來的管方洲已經不是一個小人物了，他怎麼可能讓自己像砧板上的魚一樣呢？

在被羈押期間，蘇州衛的官員們在等待朝廷的最終判決結果，但管方洲卻過起了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的生活。

他在白天可以隨意出入這在外人看起來高度設防的監獄，晚上按時回去即可，這跟富裕起來後的管方洲結了一個在監獄當百戶的親家有關，最主要的還是跟管方洲的勾兌謀劃有關。

整個鎮撫司衙門，從兵卒到上官，幾乎都為管方洲開了後門。

但管方洲卻給他們這個後門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那就是在判決下達的前一天，和往常一樣外出溜達的管方洲，在旁晚時分卻並沒有如期回到監獄。

很明顯管方洲逃走了，鎮撫司出動了所有的兵卒也沒有找到管方洲的蹤跡，合理的解釋時，他上了某條船，去了廣袤無垠的大海，而必須要為這張傳票買單的就是他那個當百戶的親戚。

管方洲跑了，但管方洲的故事還沒完，他是如何上的船，市舶司的檢控人員竟然一點沒有察覺？這些都成為了疑問，而張居正所颳起的那場風卻依舊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還有更多的小人物等著起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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