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西奇：他們出生，他們受苦，他們死亡

本文是在《何草不黃：〈漢書〉斷章解義》出版後，為了回答讀者提出的一些問題，於 2015 年 9 月中旬，應澎湃新聞編輯之約而寫的訪談體文章。

問

：您說到了人，似乎有些抽象但卻又是活生生的人。在《漢書》講義中，您實際上講了幾種人，從皇帝（漢武帝與王莽）、官僚（循吏、酷吏與能吏），到遊俠儒生與編戶齊民。您強調自己試圖把晚年的漢武帝看作一個落寞的老人，在豐功偉業的盛宴 之後，如何去反省自己。顯然，您在試圖揭示作為皇帝的漢武帝的“人性”。您在分析酷吏、循吏以及遊俠儒生時，也同樣著意於分析其人格的缺陷或魅力。

更為重要的是，您在《漢書》之外，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講漢代普通的百姓，那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您綜合使用傳世與出土文獻的材料，努力復原他們的家庭、生計、身份、負擔及其相互間、與官府間的關係。您利用居延的材料，說到居住在昭武鄉萬歲裡的孫時一家；孫時，槖佗延壽燧的燧長，20多歲；妻子孫第卿，21歲，身份是大女；女兒叫王女，3歲；妹妹叫耳，9歲。王女和耳的膚色都比較黑。一個西北邊地軍人家庭的形象就顯現在我們眼前。結合您其他著作中的論述，我猜想，您在試圖把人（當然包括有身份的人）當作歷史敘述的主體，去想象並構建“人為主體”的歷史敘述和歷史闡釋。您可以談談在這方面的思考嗎？

答

：我們這一代人，至少中間的一部分，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逐步走出“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敘述、闡釋與分析框架。當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們開始進入學術領域、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時，基本上是以王朝國家或民族國家作為歷史主體的，自然而然地，大多采取了斷代史的模式。

就我自己來說，大約在2001年前後，開始對這種研究理路產生了疑問。最初的疑問來自田野的經驗。那時我在做地理考察，雖然關注的重心是地理因素，但不可避免的，會與人打交道。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步認識到：國家，無論是王朝國家還是民族國家，對於地方民眾的生活來說，很可能是一種“外部力量”。在很多時候，我能夠明顯地感覺到民眾與國家的疏離或對抗。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歷史。我開始想：我學習與研究（還以之為職業）的歷史究竟是誰的歷史？誰需要這樣的歷史呢？一句話：我在做什麼？

帶著這樣的問題，我開始關注以科大衛、蕭鳳霞、劉志偉、鄭振滿、陳春聲等先生為代表的華南學者的研究以及人類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我才大致弄明白華南研究的基本理路。我理解華南研究的目標，不在於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官府）與社會（地方或地域社會、民間）的二元或多元體系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及其文化表達，而更在於破除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去探尋歷史過程的人，如何經營自己的生活，如何與他人交往，因此形成不同的社會；在形成社會的過程中，歷史過程中的各種人，如何把國家機制及其文化引入到自己的生活當中，並利用它為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服務。

劉志偉老師說：如果我們的歷史認知是從人出發的，那麼，國家、官府與社會、民間，都不過是由人的行為在人的交往過程中形構出來的組織化、制度化單元，這些制度化的組織，當然影響並規定著人的行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來說都是人的歷史活動的產物和工具。而如果歷史的主體是人，那麼我們就可以相對自由地由人的行為去建構起一個“人”的歷史學。

受到這些啟發，我逐步認識到：所謂“中國歷史”，應當是發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歷史，是千百年來生活於其間的“人” 為了生存與發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斷“適應”並“改造”其所處的環境、摸索並建立適合自身生存與發展需求的社會組織與制度、創造並不斷“改進”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歷史，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的歷史，更不僅是王朝國家或民族國家的歷史，也不僅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才是人的歷史，中國人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學，就應當是敘述、分析、闡釋這樣的歷史過程的學問。

沿著這些思路，結合自己的研究，我慢慢地去思考， 把人作為歷史的主體、以人的行為與思想為核心線索去敘述、分析、解釋歷史過程的可能性，以及實施路徑。我摸索的重心，是怎樣把這些理念落實到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去。

第一個問題，是哪些人、什麼樣的人，以及如何找到這些人？歷史過程中的人，是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怎樣落實它呢？我們知道，進入歷史學家視野或者說在歷史文獻中得到記載的“人”，絕大部分是從國家（王朝國家或民族國家）的立場予以界定並描述的，所以，我們必然要從其“國家身份” 入手。

我們分析漢高祖、武帝的“人”的一面，當然要先看他們皇帝的一面。剝掉其皇帝的外衣，才能看到他們的軀體；透過其威權的勢場，才能洞察其心理、情感與思想。

但即便剝掉他的皇袍與光環，他也還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因為他的“人性”被“皇帝性”所覆蓋了。我會說：皇帝不是人。雖然有些極端，但意思是明白的。同樣的，官僚和準官僚也不是人，因為其行事與思想的根本原則，是官場規則或政治理性，而不是人性。

《漢書》講義中的編戶齊民，也主要或首先是“民”，而不是“人”。我們現在要從這些“人”的國家身份——皇帝、官僚、俠客、儒士以及 編戶齊民——入手，將他們“還原”為“人”。

當我看到漢武帝發愁（雖然是為怎樣做皇帝發愁）、後悔、怕死，我相信（沒有充足證據地相信）他這個時候是人，不全是皇帝。同樣，那位告別妻子、挾劍而去的俠客也是人，嘮嘮叨叨地讓百姓種菜養雞的龔遂也是人（不全是渤海太守了）。至於膚色較黑的王女、耳和孫時、第卿，就更是人了。

更具體地說，在研究過程中，我試圖首先弄清楚歷史過程中的一些人或人群，他們的國家身份是如何獲取的，具有怎樣的意義，然後去窺視其在國家身份的背後作為“人”的真實狀況。而最好的辦法，顯然是看他們在獲得特定的國家身份之前的“自然人”（一個不合適的表達，但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表達方式）的狀態。

在《釋“蠻”》（刊《文史》2008 年第 3 期）、《“越”與“百越”：歷史敘述中的中國南方“古族”》（刊《東吳歷史學報》第 32 期）《中古時代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刊《歷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楚秦漢之際的“楚人”》（刊《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8 卷第 1 期）等論文中，我一直嘗試用不同路徑，去觀察那些未進入或尚未被全部納入國家控制體系中的各種人及人群，看他們的本初或自然狀態。至於我所看到的和描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們的本初或自然狀態，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除了國家力量所未及、逃亡等可能的形式使歷史過程中的人可能未獲得、脫離或暫時脫離“國家身份”之外，還有一種脫離方式，那就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人基本上是平等的，而死亡使人程度不同地得以脫離其國家身份。關於死亡的構想以及死亡的處理方式，可能使我們能夠觀察人的部分本來狀態。在關於買地券的研究中，我注意到這種可能性。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敘述、分析並解釋人的歷史，亦即從哪些方面探討歷史過程中人的生存、生活、認識及其所組成的社會。

對於這個問題，這些年我想得比較多，在《人為本位 ：中國歷史學研究的一種可能路徑》做了一個初步總結。

我認為：生存、交往、控制與求知，可能是人最基本的四種欲求，也是人的歷史的基本出發點：因生存欲求而產生了生計方式，進而形成了經濟形態；因交往願望而產生了關係網路與組織，進而發展為“社會”；因控制而產生權力，由權力的分配與爭奪而形成政治、產生國家 ；因求知慾望而產生了學問，並進而形成系統的知識、技術與思想。同時，死亡與不從，作為生存與控制的對立面，也可以說是生存與控制的衍生物 ：生死相倚，控制與抗拒共存。因此，死亡與不從，也是人的歷史的基本要素。面對死亡的恐懼而形成的個人生命體驗與意識，處理死亡的儀式，對死後世界的想象，以及建基於其上的信仰和宗教，乃是人類歷史的重要方面；而不同形式的不從或抗拒，則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推動歷史前進，也是歷史程序的 重要環節。

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人”的立場上，從“人”出發，以歷 史上的“人”為中心，將歷史看作為人類群體生命的體現，敘述並分析其歷史過程，那麼，生存—生計—經濟、交往—關係—社會、 控制—權力—政治、求知—學術—思想、死亡—儀式—宗教以及 不從（抗拒）—革命或改良—進步等六個方面及其過程，就應當 是歷史敘述與分析的主要內容。

這樣，我就大致搭起了一個簡陋的框架，這個框架的背後，是慾望、需求、情感、夢想等“人性”的基本要素。十多年來，我的思考大致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的，並試圖逐步將之落實到 具體的研究實踐中。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建立以人為主體的歷史的架構，使之儘可能避開所謂“碎片化”的問題

。我們去講歷史過程中的人，無論是個人還是人群（群體的人），都只是歷史過程中人的一部分，極少的一部分，每個人或人群都有自己的特徵、利益訴求、行為方式，並因此而結合成不同的社會，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揭示這種多樣性固然極具魅力，由此而形成的歷史敘述雖然豐富卻不免枝蔓零碎；而建立在多樣性歷史敘述的基礎上，必然會提出多樣而多元的歷史分析與解釋，歷史解釋的多樣性與多元化則必然 會加劇這種研究的碎片化。那麼，我們怎樣塔建這種研究的架構，以使它不至於太過零碎呢？

我本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是姚大力老師的提問促使我去思考。我目前大致的想法，是想以出生、受苦、死亡三個環節，作為構想人的歷史的基本框架。他們出生，他們受苦，他們死亡，是句老套的話，卻正可以看作人的基本軌跡。每一個人，每一代人，每一群人，以及人類總體，都無法逃脫這句老話的桎梏。我相信逐步的研究會給這三個環節賦予越來越豐富的內涵，比如出生，不僅是指一個自然人的出生，他的政治與社會身份的獲取，都可以看作“出生”的過程。同樣，受苦與死亡的內涵就更為豐富了。如果我們根據人在這三個環節中的生命軌跡來敘述歷史過程，那是一種怎樣的歷史呢？有可能做到嗎？我還完全不知道，但這種可能的前景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本文摘選自

有關中國歷史的主體性、核心問題與研究路徑的對話與思考。

這部作品中充滿了歷史學者的自我考問——何為歷史？誰的歷史？歷史學是什麼？歷史可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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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運用“空間”的觀念與方法，思考“空間”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意義，分析中國歷史發展的程序及其空間結構，可稱為“空間維度下的歷史分析”。全書分為“區域多樣性”“核心與邊緣”“城市與村莊”三大部分，分別討論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五條區域性道路”，“王朝的‘核心區’及其變動”，“內地的邊緣”，“權力與城市空間”，“鄉村聚落形態的演變及其區域差異”等主題。作者以地理環境與人類活動的互動為視角，闡述幅員廣闊、多民族統一國家在形成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緣結構的形成與演進，以及此種地緣結構對地區開發程序、經濟格局之演變、文化區域的分合乃至國家政治結構等方面的影響，進而分析區域差異及多樣性與中國歷史總體發展之間的關係。

全書分五章，講述了漢書的成立及其本原、成功的天子與失意的皇帝、霸王道的治理實踐、俠客與儒生的世界、漢代農民的生活與社會。第一章，講歷史敘述的本原，探討當時的人對於歷史事實的認識。歷史事實是唯一的，也是客觀；歷史敘述則是主觀的、複數的。第二章，講皇帝，力圖通過歷史文獻和歷史敘述，將神秘的天子拉下神壇，還原為普通的人，進而探討皇帝的“人性”。第三章，主要講漢代的官僚，特別分析了循吏與酷吏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體現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現實，進而討論了漢代“霸王道雜之”的政治策略和意識。第四章，講俠士與儒生，“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仁與義均能在儒生與俠士身上看到，而一文一武作為某種勢力恰恰是皇權需要消滅或者馴化的。第五章，講普通百姓，“編戶齊民”，他們不僅僅是簿冊上的數字符號，更是活生生的人。有了人，才有國家，而不是相反。歷代史書上基本見不到普通百姓的存在，本書仍然努力爬梳史料，力圖描摹“民”的面貌。全書提供了我們理解歷史，特別是“閱讀”當下的一種框架或模式——供給讀者一種認識自身、認識所處社會時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