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屬制從西周到明清歷史悠遠，這種制度延續貫穿了整個古代華夏史

族群代興的歷史是指什麼階段

中國古代的歷史，有諸多脈絡，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了解，比如，政治史，王朝交替史，文化史等等。從民族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的歷史又是一箇中原農耕族群，和四周不同文化族群的交流、交往，文化交融的過程。

在中原族群與四周族群交往過程中，中原農耕族群建立了一個，以農耕文化為主體的華夏王朝政權，北方遊牧族群建立了一個，以遊牧文化為主體的、聯合北方各族群的、比較鬆散的聯盟政權，此二者的對峙與交流，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主要脈絡之一。

此外，在中國古代的南方，尚有其他族群，在歷史的洪流中，亦加入中國這個大家庭，與華夏族、北方遊牧族群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

中國上古的歷史撲朔迷離，神話與傳說構成了這段時期的歷史。三代過後，“中國”歸之於秦，中國整體才正式有了一個統一的國家之說。在秦之前，故有三代之說，然其政體格局較為鬆散。

從西周開始，至西漢武帝。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政治格局，發展的一個創造與變遷階段，西周最初建立“藩屬”政治格局，其含義僅為分封諸侯國，以屏衛宗周，對峙周邊的少數族群，是一個內部意義上的政治格局。

武帝之後，修正並重建了“藩屬”格局，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和周邊族群的交往模式，基本沿襲了武帝時期的策略，或有所變遷，但根源上則是武帝時期，對於前朝格局建構的修正與建構。

西周分封諸侯以為藩籬，構建了“藩”，用以對峙周邊少數族群，屏衛宗周。隨著歷史的發展，“藩”呈現出兩極化，部分諸侯坐大，與宗周分庭抗禮，部分諸侯勢力削減，淪為大諸侯之“屬國”。

秦設屬邦以置歸附的周邊族群，廢分封，性郡縣之制，其統一中國後，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郡縣之制，由此修正了西周以來的“藩屬”格局。

在與周邊族群的交流、交往上，秦對匈奴、百越予以驅逐，佔領關鍵、險要之地。秦亡之後，項羽重建分封之制，漢王劉邦聯合各諸侯擊敗項羽，在各諸侯的擁護下稱帝建制。

劉邦稱帝后致力於削減異姓諸侯王，設同姓諸侯王以制衡，然矯枉過正，同姓諸侯王勢力坐大，漢文、景、武三帝一以貫之削藩之策，在武帝時期徹底解決同姓諸侯王之患。西漢初年，周邊的族群政權基本接受西漢冊封，稱臣於漢。

北方遊牧族群政權匈奴則常南下侵擾，漢初國力有限，採和親之策，以利取和。武帝時，西漢國力強盛，始有大一統之志，司馬遷撰寫《史記》，書寫有些族群政權出於華夏，為漢武帝“漢為天下宗”建構了一層理論上的、政治血統上的基礎。

漢武帝之後，昭宣二帝堅持貫徹武帝之志，最終元帝時匈奴一度稱臣於漢。后王莽對於周邊族群採取過於激進的措施，使得周邊族群皆起而反抗，此禍延續到東漢，最終導致東漢政權間接亡於周邊族群。東漢之後，以周邊族群（南匈奴、烏桓等）為“藩屬”，對峙北匈奴遊牧族群政權，其兵力有所收縮。

北匈奴分裂後，“藩屬”坐大，或與中原王朝為敵，或繼續為中原王朝之 “藩屬”，在中原王朝分裂之時，作為地方諸侯得聯盟，逐漸轉變為中原王朝的繼承者。三國至於魏晉，則是“藩屬”轉變為“中國”的一個大的歷史過程，其間或有反轉，皆是在文化上認同與懷念過去之爭。最終北朝與南朝之爭，就是一種對於“中國”正統的爭奪。

值得注意的是，藩屬最先是為“中國”的一部分，是西周所分封之諸侯，為了對峙周邊族群而建立的，“藩屬”格局，最初為西周所建構的一個內部的政治格局。

至於漢武帝，“藩屬”格局得到了重新建構。漢武帝徹底解決了同姓諸侯之患後，引用歸附的部分族群，設屬國以置之，以抗匈奴，藩衛漢朝，是為以“敵”制“敵”，以夷制夷，方符合“藩屬”中“藩”之藩籬與“屬”之屬國結合之意。

“藩屬”代指周邊族群，則應由武帝之時始，東漢則是這種格局體系的典型，之後的中原王朝與周邊族群的交流、交往則在此體制下進行。所以，可以說漢武帝時確立了“藩屬”體制。

其間，對於中原王朝在中國古代史，族群交流、交往史中的主動性，不容忽視。魏晉之後，藩屬體制的修正與建構的主動權，則逐漸轉到周邊族群身上了。

“藩屬”體制，貫穿於整個中國古代歷史，至於清朝，“藩屬”的意義又有變遷，比之中國古代西周之建構，秦漢之修正，其意義以完全不同。中原王朝建構了“藩屬”體制，至於魏晉，中原王朝對於此格局體系處於主動修正。

魏晉以降，周邊族群逐漸掌握了修正，與重建此格局的主動權，至於隋唐，已經統合、重建的中原族群重新掌握了修正“藩屬”體制的主動權。

至於宋、遼、金、元，北方族群政權，遼、金、元積極爭取主動權，如此反覆。總體來說，中原族群與周邊族群的互動，西漢漢武帝后中原王朝，逐漸確立的“藩屬”體制，就是此二者相互交流、交往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