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千年石窟的文化印記 每一頁都在述說著千年故事

感受千年石窟的文化印記

須彌山石窟，地處寧夏固原市須彌山南麓，距今已有1500年的歷史，擁有一百多座洞窟，被譽為“寧夏敦煌”。

站在須彌山上，一眼望去，石窟、佛像、寺院、古樹、丹霞和奇石融為一體，迥異別緻、秀麗旖旎。誰又能想到，幾十年前這裡還是一片鮮為人知的荒山野嶺，如今已成為著名的歷史文化景區。

這個變化，與考古人數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息息相關。

近日，在浙江大學，《須彌山石窟考古報告·圓光寺區》釋出。這部歷時8年而成的豐碩成果，是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和須彌山石窟文物研究所共同編著的，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它記載了須彌山石窟考古調查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提供了我國西北部一座重要石窟群的全新、全面的資訊，將千年不朽的石窟文化展示於眾。

與名震中外的敦煌、雲岡石窟齊名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須彌山石窟考古，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考察，其間還進行了無數次不同形式的考古研究活動。這是一個極為艱辛的過程，櫛風沐雨，篳路藍縷，凝聚了新中國考古人的心血。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宿白是須彌山石窟考古活動的推動者和領導者。從1984年到2000年，他曾4次前往須彌山石窟考察。

“儘快把須彌山石窟的寶藏發掘出來，是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幾代考古人的共同夙願。”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說。

“除了須彌山石窟考古團隊的全體人員外，這部報告也吸納了雲岡、龍門、克孜爾、麥積山、大足等石窟田野考古一線專家的貢獻，還得到了考古界諸位學者和地方博物館專家的指導。”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主持須彌山考古專案的負責人之一李志榮說。

我國是世界上石窟寺數量最多、歷史跨度最大的國家，截至2020年，石窟寺就有2000多座。

在如此眾多的石窟文化遺產中，我國幾代考古人為什麼對須彌山石窟情有獨鍾、傾心竭力？

據專家介紹，須彌山石窟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自古以來就是中原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樞紐和戰略要地。絲綢之路開通後，這裡又成為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必經之地。通達便利的地理條件，使這裡得以形成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佛寺群，在我國石窟文化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須彌山石窟藝術寶庫現存石窟160多個，造像1000餘尊，錯落有致地分佈在連綿兩公里的八座山峰上，形成了數峰並舉、山形變幻、曲徑通幽、對景叢生的奇特佈局，甚為壯觀。

雖然地貌沒有三山五嶽那麼高大險峻，但這裡的一尊尊石像不僅造型千姿百態，而且以其獨特精美的石雕藝術取勝。這使須彌山石窟成為中國古代十大石窟之一，與名震中外的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大同、克孜爾、榆林等石窟齊名，堪稱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瑰寶。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位於須彌山入口處的彌勒大坐佛。這座佛像俗稱大佛樓，開鑿於唐宣宗大中三年，是須彌山造像最大的石窟，高達20。6米，成為須彌山的標誌。它雕鑿在一個馬蹄形石窟內，比例勻稱，身披袈裟，臉如滿月，雙耳垂肩，神情莊重，十分宏偉。

這座大佛，比雲岡石窟中最大的第19窟坐佛和龍門石窟的奉先寺盧舍那佛還高，是全國最大的造像之一。

這裡的“一佛二菩薩”造像，是北周造像雕塑精品，實屬世間罕見。

每一頁都在述說著千年故事

考古報告，歷來都是考古學研究與文物保護的重點和難點。

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石窟專業委員會主任孫英民說：“考古學，是一門多學科融合的開放性學科，石窟寺考古與研究，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建築史學、哲學、宗教史、藝術史、古文字學等諸多領域，需要各方面通力協作。”

對於這次考察研究的預期成果，學者們設定了這樣一個目標：“出版客觀、忠實、完整地記錄須彌山石窟全面資訊的考古報告，為學術界提供包括海量數字化資訊在內的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建立須彌山石窟資料庫。”

據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介紹，圓光寺區只是須彌山石窟整體的五分之一，剩下的五分之四採集工作都已做完，下一步是編撰報告。

這部莊重大氣的考古報告令人讚歎不已，每一頁都在述說著千年故事。

據報告記載，圓光寺是須彌山第三峰，位於須彌山的山腰之間，最高海拔1811。05米。圓光寺區，現共有洞窟14個，第45窟和第46窟位於正殿的二層，是圓光寺最為華麗宏偉的石窟，也是須彌山現存造像最多的石窟。尤其是第45窟，佔據了《須彌山石窟考古報告·圓光寺區》的近一半篇幅，可見它的重要地位。

第45窟，規模宏大，整體進深6米，頂高4。1米，是一座平面方形、四坡頂塔廟窟，其內矗立一座邊寬3米的中心塔柱，直接塔頂。雖然經歷了千年的風蝕，但第45窟完整保留了1。8米至2。5米的造像40餘尊。這些造像是研究北朝造像的珍貴藝術品。

在報告中，像這樣的藝術精品琳琅滿目，無一不是石窟開鑿以來的原作，十分珍貴。

“石窟寺考古調查、發掘及其報告的編撰，不僅僅是石窟寺研究的基礎，同時也為不同領域的研究注入豐富的資訊。”孫英民說。

這是一部記載圓光寺石窟考古遺址過去和現狀的百科全書，也是一部全景展現圓光寺石窟高超雕刻藝術的精美畫卷，更是一部可為研究者和參觀者提供詳盡無遺的圓光寺石窟資料的導覽書。

石窟考古與計算機，不是簡單1 1

充分應用數字化技術，是須彌山石窟考古和這部報告的最大特點。

“這部石窟寺考古報告自始至終堅持運用考古學研究方法，特別是巧妙運用數字化測量和測繪技術，極大提高了石窟考古的測繪能力和精確度，並且對歷次修繕和修護都一一做了詳細記錄。”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評價道。

當年梁思成考察雲岡石窟後曾感嘆說：“從雕塑的體態、衣著，可以直觀地感受到中外文明交融的印記。”

在須彌山考察中，能不能把石窟考古與計算機技術交叉融合起來，做到不去現場也能身臨其境？

須彌山考古團隊做了積極探索。“石窟考古與計算機，絕對不是簡單1 1。在考古研究中，計算機怎麼有針對性地去研發、改進、適應？這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浙江大學計算機系主任、主持須彌山考古專案的負責人之一許端清說。

為支援須彌山考察，浙江大學專門組建了一個文物數字化團隊。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刁常宇介紹：“先是採用攝影測量技術，然後一點點升級完善，再嘗試把鐳射掃描與攝影測量相結合，在形狀的細節、文理記錄等方面，不斷做到更高的精度。”

2020年，他們又邁進一大步，開始進入構建和運用大型計算平臺的新階段。

“這些變化，都來自須彌山石窟考古對於我們的技術需求牽引，這是一直以來引導著技術往前走的真正原因。”刁常宇說。

李志榮認為，“我們真正的工作，始終在田野之中。新技術是幫助我們工作的手與腳，是增加我們力量的工具”。

(本報記者 計亞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