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紹不成衙”：為什麼紹興盛產師爺？

“師爺”也稱幕友、幕賓、幕客，是人們對於作幕之人的一種舊稱。當時師爺儘管是政府部門的輔助人員，但基本沒有官銜職稱，也沒有編制的。一般由幕主私下聘請，屬僱傭關係。幕主尊師爺為賓、友，師爺稱幕主為東翁、東家。源於周官幕人的師爺，到明代開始萌芽成為一種特殊的幕業形態，而活躍於有清一代，上自總督，下至州縣，都聘請師爺輔助政府事務。清朝徐珂《清稗類鈔》中雲：“蓋僕從之於官，稱老爺；於幕友稱師爺。刑名、錢穀二席均得此稱。”

師爺為幕主出謀劃策，參與機要；起草文稿，代擬奏疏；處理案卷，裁行批覆；奉命出使，聯絡官場，地位十分重要，分工也較細，有：刑名、錢穀、書啟、掛號、朱墨、賬房和摺奏等。其中，由於刑名和錢穀需要很高的知識、技術專業要求，必須經過專門培訓。“紹興師爺”主要從事這兩種行當。

“紹興師爺”最初是指紹興籍師爺，後來逐漸成為一般師爺的統稱。清朝官場有諺語云：“無紹不成衙。”即清代衙門中多為紹興籍的幕友和書吏，他們廣泛分佈於各地大小衙門，在中國封建官僚機構中活躍了三百餘年，並衍生出特有的師爺文化。

為什麼偏偏紹興盛產師爺呢？

第一，地理位置

清朝時期，紹興地處東南沿海，與杭州府同臨錢塘江灣，為浙東八府之一，河湖交織，水道縱橫，因此越人自古“水行而山處，以舟揖為車馬”（《越絕書》）。紹興自古就是士人輩出之地，南宋之後更是人文薈萃。

首先，在清代，浙江杭州、紹興、寧波三地的科舉最為興盛。

陳其元《乾隆浙江通志》雲：“杭州文風、科舉甲子一省，自嘉道而後，浙不如紹，至鹹、同之際，復不如寧。”科舉興盛，即“學而優則仕”的人數多，反之則失意之士也多。

其次，紹興計程車人們，讀書的價值取向也十分明確：為吏作幕。

雖然和經商的沒法比，但遠比商人儒雅，要知道，當時全社會都在追求一種悠閒高雅的價值觀。因此多數紹興士人“多走京師，圖為幕賓，為倉物、庫房、巡、驛、尉、簿之屬，歲以千計”（《蕭山縣誌稿》）。

再次，自明朝起，由於人口的增長，紹興變成一個地狹人稠的水鄉。

清代人口比明代還要多，多數紹興人不得不背井離鄉，或當官或做生意，也有一些人人當了師爺。

第二，政治體制

隨著科舉的發展完善，透過對參與科考人數、取中名額、考試次數的精心控制，清朝統治者有效地掌控著朝廷上士大夫的數量、規模以及分佈，還允許用銀子“捐官”，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官僚隊伍中士大伕力量過於膨脹。這樣一來，很少讀書人透過勤奮苦讀，參與科舉制度進入仕途。不能當官，只能進入私塾當教員或作師爺這樣兩條路。

從另一方面來講，當時國家的科舉考試內容都是代聖人言的八股文，與基層行政辦公聯絡並不密切。即使透過科舉得以錄取並被授予官職的官員，進到基層工作時，在律令執行、錢糧、徵納賦稅等方面，難以適應，那麼熟悉這些方面業務的師爺，成為官員的“座上客”也不足為奇了。清代幕學名著《佐治藥言》雲：“士人不得從身出仕，而佐人為治，勢非得已。”大部分師爺都是功名不就才轉而作師爺的。

首先，當時官員人數少而管的事情多，急需具有專業知識的人輔助，在這種情況下師爺應運而生。

明朝政府為了鞏固基層，加強中央集權，規範了官員聘用師爺制度，《欽定續文獻通考》雲：“凡內外大小官除授遷移，皆吏部主之。間有撫、按官以地方多事奏請改調升擢者，亦下吏部複議，再奏允行。”清朝延續了該制度。

實際上，自明清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基層官府所處理的事務越來越繁雜。尤其省一級的督撫官事權，除負責行政、司法屯田、監察外，還掌提督軍務、兼理河道、屯田、鹽政茶馬、糧餉等，即便專門的如鹽稅官，也由於職權交錯，不得不“事必躬親”。而清朝協助主官辦事的佐貳官人數更少了，不得不聘請師爺。

其次，師爺受過專業訓練且具備較高文化素養。

清朝順治年間出現了奏摺，這是為了鞏固皇權統治，統治者授權官員有權將一些秘密報告直接呈現於皇帝，由皇帝親自拆閱。康熙時期，奏摺開始廣泛使用，雍正帝更是對奏摺進一步改革，加強的應用和管理。奏摺的使用範圍從少數的告密文書變為廣大官員均可使用的正式官文書。

假如官員要上的奏摺非機要，皇帝容許師爺代筆，加上皇帝也透過奏摺來評價官員的政績，因此官員對奏摺十分重視。在書寫奏摺，往往要動用一個甚至幾個師爺輪番上陣。河東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李衛之所以成為雍正的“心腹”，據說就是他們分別聘用了鄔思道和魯錦這樣的師爺。徐珂《清稗類鈔》雲：“時世宗亦知鄔在田幕，請安折至，有時輒批：‘朕安，鄔先生安否？”而一些文化水平低的武官，雍正帝必延請師爺代筆，《雍正御批》雲：“覽。此奏謝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筆的？你識字通文與否？”

而且師爺多數出身社會底層，瞭解民間疾苦。清代汪瑔在潮州做師爺時，當地遇災，有司發庫銀二千兩賑濟，然而考慮與慣例不符，久久未敢上報。汪瑔以“稅契奇多積餘，非正賦，可以備非常時期之用”為由上報朝廷，朝廷果然不加問責。此後，各縣水旱災荒均依此例賑庫銀，以方便賑災救民。

第三，親情觀念

自明朝起，由於紹興出身的官吏和師爺就“盤踞”於中央六部以及全國省、府、州、縣的大小衙門裡，形成一個個網路，使得他們在從業競爭中處於優勢。近人曾將“紹興”二字附會為：“拗七拗八，一枝刀筆，一張利嘴；到處認同鄉，東也戳半個月，西也歌半個月，一言以蔽之曰：八百玲瓏剔透”暗指各地紹興師爺利用同鄉關係、拉幫結派。《清高宗實錄》雲：“各省上司幕友，多有包攬分肥。州、縣幕中，非其與拳，一切詳案多苛駁，州、縣官勢不能支，向上官察請薦舉，以圖照應，作奸行賄，勢不能免。”

加上紹興人的親情觀念較重，多數利用親人的關係教授與傳授幕學知識。幕學的授受一般都在親友故舊中進行，而親友故舊多是本地人。一個紹興籍幕師往往要教授多人，這些人學成以後，也是親友推薦出去的。因此，在清代全國各地的衙門中，處處都可見到紹興師爺的身影。

第四，用幕養學

前文提到，紹興一帶只要能溫飽的家庭都拼命供養孩子讀書趕考。我們知道，想透過考科舉進入仕途，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很多學子因為家境貧寒，無法多次供養兒子赴京趕考，只能先找份工作餬口。《汪泰巖家傳》雲：汪宗魯，字泰巖，號繼元，蕭山人。“十三能文，屢冠童子試，終無所遇，以家貧不能竟所學，年二十三遊京師，寄跡刑部令史，讀律令六年，學成歸。……後歷應福建州＿縣聘，佐刑名……。”

紹興著名的師爺汪輝祖，自幼父亡，貧困潦倒，《病榻夢痕錄》雲：“勵節食，貧紡織，晝、夜不少休息”，“往往炊煙不繼，至單衣御凍。”後來其岳父松江府金山縣知縣王坦仁，聘請他為師爺。《學治續說》雲：“仕而進，經也；不獲己而思退，權也。”此後汪輝祖一邊作幕一邊科考，最終官至七品縣令。做著師爺一職，退則無生計之虞，進則仍有科舉成功的希望。

總之，隨著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紹興計程車為了生存，選擇了入幕。這一選擇適應了官僚政治的“置幕佐官”與“增幕制吏”的要求，從而產生清代獨特的地緣性行政幕友群體--“紹興師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