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齊”，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暮秋時節，記者來到齊國故都淄博市臨淄區。

腳踏臨淄大地，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齊都鎮、晏嬰路、齊盛路、桓公路、雪宮路、太公湖……過去在書中讀到的人、物、地名等，會一下奔到你的眼前。

古臨淄作為“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一”的齊國都城歷時長達800餘年。《戰國策》中載：“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在春秋後期到戰國後期約300年間，臨淄城擁有30多萬人，時為世界第一大城。司馬遷在《史記》中言齊國之盛：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今天的山東區域大致和周朝時的齊國和魯國“地盤”重合，但如今山東簡稱為魯而不簡稱為齊，與魯國出了孔子不無關係，其實在西周和東周的春秋戰國，齊國的影響力要遠大於魯國。在齊國長時間待過的荀子曾說：齊國“南勝楚、西勝秦”，但強大的齊國最終未能一統天下，反而被秦國搶了先，這裡邊又隱藏著多少盛衰之理？

牛山的見證：“外鄉人”奔齊

10月30日，記者來到牛山。

牛山海拔只有174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自春秋戰國以來即負盛名，其名傳說得於姜太公。姜太公受封於齊地營丘，被牛引路而至此山，遂將此山命名為牛山，並決定建國都於此。

鄒國的孟子三至齊國，並在牛山寫下傳世名篇。《孟子·告子上》中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孟子由此悟出人的道德品性“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的道理。

牛山也是“中華第一相”管仲的墓地。唐代張守節所撰《史記正義》引《括地誌》記載：“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阿者，丘嶺之謂。

記者與嚮導沿牛山北坡拾級而上，到達管仲之墓。墓地是一個闊大的土丘，丘上雜樹蔥蘢，墓前碑上書曰：齊相管夷吾之墓——夷吾是管仲的名。

牛山位於淄河南岸，齊國古城位於淄河北岸，從牛山北望，臨淄城盡收眼底，牛山可謂齊國興衰的“見證者”。從位置和地勢上講，管仲歸葬於此，應是生前深思熟慮的結果。

管仲是管理天才，《史記》記載：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論語·憲問》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古代中原人崇尚右，衣服都是右衽；周邊少數民族衣襟左掩，稱為左衽。管仲是法家鼻祖，儒家創始人孔子能這樣評價管仲，極不尋常。

和孟子一樣，管仲也是“外鄉人”。管仲紀念館第一塊介紹牌上寫到：管仲，春秋時潁上人。潁上屬於安徽，2010年7月，臨淄舉辦“首屆中華管子後裔臨淄祭祖活動”，安徽省管子研究會秘書處和潁上縣政協文史工作觀摩團一行應邀來臨淄，為家鄉人管仲掃墓。

“外鄉人才爭相赴齊”是齊國強大的“密碼”。按時間來說，管子、鮑叔牙、孔子、荀子、孟子等“外鄉人”先後到齊國，對齊國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是什麼讓這些才華卓越的“外鄉人”奔赴齊國？

齊國興盛的三個時期三個原因

齊國（約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221年），作為周朝的諸侯國，在800餘年的歷史當中，興盛了700多年，這是很不平凡的。

任何國家的興衰，都不會是單一因素起作用，而是由各種各樣的要素決定，齊國也是如此，但人才是一個國家強盛的根本，能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因為齊國用人環境好，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史記》說：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司馬遷的這句話，既點出了齊國吸引力之所在，也概括出齊國強盛的原因。

山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逄振鎬，曾長期研究齊魯文化，他認為齊國之所以能夠長時間保持富強，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三個原因。

第一是西周時期，姜太公打下好的“根基”。齊國建國之始就因地制宜地確定了“重工厚商”的國策，《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姜太公還開創了“尊賢尚功”的用人傳統，彼時，以血源為紐帶、以等級為特點的宗法制度下，世卿世祿是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尊賢尚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一制度。經過幾百年的努力，“地潟鹵，人民寡”“少五穀”的貧窮齊國，一躍成為“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的富強之國，“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聯袂而往朝焉”“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第二是春秋時期，齊國善用管仲和晏子。春秋齊桓公之時，大膽地任用了政治家經濟家管仲為相。管仲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的管理全才，他“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四民分居定業”，“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使關市幾而不徵”，為來齊之“商賈立客舍”，“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等等，“齊人皆悅”，極大地促進了齊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第三是戰國田齊時期不斷改革創新。戰國時，雖然發生了田齊代姜，但從公元前672年田完至齊到公元前386年田和列為諸侯，演進了286年，最後基本是“眾望所歸”的結果，而且田齊順應社會發展，積極改革創新。齊威王（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20年）勵精圖治，重用鄒忌、田忌、孫臏等謀士，齊國再次崛起。在著名的《鄒忌諷齊王納諫》中，齊威王起用鄒忌進行改革，“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致使“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

但齊國的強盛，也在齊威王手裡走到了“轉折點”。公元前354年的桂陵之戰，齊國精彩演繹了“圍魏救趙”戰役；公元前343年，馬陵之戰又讓魏國從一流大國的神壇跌落。兩戰之後，齊威王開始飄飄然，他聽信鄒忌讒言，致名將田忌與謀士孫臏出逃，這是齊國一個非常重大的損失。接下來，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尊齊威王為王，引發楚國不滿，公元前333年，楚國兵出徐州，打得齊國連連敗退。此時，秦國正在商鞅的變法中，不聲不響地崛起，齊國雖仍是超級大國，但敗相已顯。

在對外策略上，齊國這時出現“昏招”。公元前314年，齊國出動10萬大軍，僅用50天就佔領了燕國，和燕國結仇。從燕國撤軍後，公元前286年，齊湣王消滅宋國。但好景不長，公元前284年，五國聯盟討伐齊國，攻入臨淄，連下七十三城，只剩莒和即墨兩座城池沒有被攻下。齊國雖擁有山海魚鹽之利，人口眾多，但五國伐齊讓齊國幾乎體無完膚，此後齊國雖艱難復國，但一蹶不振，再也無望爭霸。

“齊文化”的現代文明基因

在嘆息齊國在戰國末期“功虧一簣”的同時，國內許多學者專家深入研究齊國曆史，發現齊國文化中有很多現代文明基因。

首先是管子的經濟思想和今天的市場經濟能夠很好接軌，而且既注重市場，又強調政府調控。

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教授、山東省齊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王京龍的研究表明，管子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思想和舉措，就像一個“現代人”。

《管子》重視市場。《乘馬》篇中說：“市者，貨之準也”，意思是所有商品的價值都必須透過市場去衡量、檢驗；又說：“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也”，這是點明市場和民富的關係。在《揆度》篇中說：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意思是國家利用市場，控制物價漲落，經營鹽鐵錫金，可以分別獲得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

《管子》精通貿易。管仲提出了“關譏而不徵、市廛而不稅”的自由貿易和保稅的通商貿易舉措，其中“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是世界上最早的招商政策。

《管子》提出一套獨具特色的市場調控理論。《海王》：“官山海”，強調對於食鹽這種重要物資，產供銷均由國家統一控制，實施強有力的壟斷措施。《國蓄》中說：“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這說明管子認識到黃金是貨幣，是商品的一般等價物（通貨），可以透過控制貨幣量，調控流通來主宰人們生活必需的糧食，深得今天勞動價值論的精髓。

《管子》還發現了商品價值和價格的關係，《國蓄》中說：物多則賤，寡則貴。《輕重》中說：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又說：衡，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衡”是指市場供求關係平衡，管子在這裡明確指出了市場上商品的“量”對其價格的影響問題，貨物供求平衡是透過貨物價格高低的變化來實現的。這是用中國思維和中國語言表達那個時代人們對價值規律的認識及其運用，比亞當·斯密早了2400多年。

齊文化包羅永珍，除了在經濟思想上有重大建樹，在政治、社會、物質和精神關係領域，也有許多到今天也不過時的思想。

“人本”“民本”思想。現在人們工作生活中常用到的“以人為本”和“以民為本”這兩個詞，都可以溯源至齊文化。管仲最早提出“以人為本”思想，《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晏嬰最早提出“以民為本”思想，《晏子春秋》中，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輝，給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許多啟迪。

“義利並重”思想。儒家歷代“重義輕利”，為我國成為禮儀之邦作出了傑出貢獻，但另一方面，重義輕利也導致了國力衰弱。《管子》則主張義利並重，這就彌補了儒家文化的短處。《管子》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曰：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與之同時，齊文化像儒家那樣重視禮和義，把禮義廉恥看作治國的四維，強調“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晏子吸收了管子的“義利並重”思想，《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義厚而利多”“利過則為敗”。

齊文化體現出現代唯物主義觀點。《管子·牧民》開篇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較早地指出了物質文明決定精神文明的辯證關係，在國外，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才達到這一思想高度，並認為這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在社會管理上，《管子》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國”主張，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管子十分強調法治對於社會秩序的維護作用。《管子·形勢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法者，將用民能者也”“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

毫無疑問，齊文化很多思想走在了當時時代的前列，而且具有歷史的穿透力。以“改革、創新、開放、務實、包容””的齊文化，為當下的我們提供了豐厚而重要的文化滋養。

（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周學澤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