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1886年福建“藝新號”炮艦赴港緝捕海盜張阿知案

1886年福建兵勇越境赴港捕犯一事，除郭雙林教授在一篇論文中簡略提及外，國人幾乎一無所知。在中國，跨省捕人本屬尋常，前提是要向當地有關部門打招呼。福建官員這次開著炮艦帶著大隊人馬到香港，不知會港英當局，直接把海盜張阿知抓了。他們沒想到內地軍警在香港沒有執法權，或者故意裝作不知。

1886年，英國佔領香港已經45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25年，福建船政局創辦20週年，作為很早就與西方打交道的沿海省份，福建官員本應對香港情況有些瞭解。奇怪的是，閩浙總督楊昌濬對香港被割讓後的法律地位依然不清楚。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還說張阿知“逃往廣東香港”，不知道香港屬於廣東是1841年以前的事。

張阿知犯下12宗搶劫、殺人罪，罪行特別嚴重，絕對應該抓捕歸案。問題在於，割讓給英國之後，香港屬於另一個法域（jurisdiction）。清廷要從香港追捕逃犯，必須履行條約規定的手續，徵得港府同意，由香港警察執行拘留，交巡理府審判確定有罪後，由港督批准才能引渡到內地。清廷官員、兵勇在香港自己動手抓人是違法的。

“藝新”炮艇越境捕人

張阿知（亦作張知、張芝、張志），福建興化人，福建著名海盜，在福建沿海至少犯下12宗搶劫、殺人罪案，1885年秋，為逃避懲罰潛逃香港。張阿知在香港，繼承亡兄張結光的生意，擁有“金祥發”渡船，經營臺灣、香港之間的貿易。

1886年1月，閩浙總督楊昌濬手下的道員劉倬雲，派千總周泰和帶領“藝新號”炮艦前往香港抓捕張阿知。“藝新號”是福建船政局自行設計製造的木質炮艇，1884年馬江之戰時船舷中彈受傷，退往上游避險，1885年修復後重新投入使用。

福建“藝新號”炮艦1月22日上午8點，“藝新”號帶來的水手、兵勇8人，線上人指引下，來到香港皇后大道“興發”店，找到被福建省通緝已久的海盜張阿知。眾人一擁而上，把張阿知用鐵鏈鎖住，準備押送上船。“興發”店老闆阿國報警，結果來了大隊港警，把“藝新”號7名水手劉文天、森穩財、鄭文豹、吳學全、張成法、楊燦元、森慶雲一一扣留，另有1人漏網。

第二天，香港巡理府開庭審理此案，主控人為大狀師士督士，指控7名被告違反了1875年香港第二號法例第七條之規定，犯有毆打、非法拘禁罪。福建方面聘請的大律師高露雲雖竭力爭取保釋，奈何控方律師堅持這是重大案件，必須兩位大法官共同出庭才能決定，最終仍將7名水手還押監房。（1886年1月25日《迴圈日報》）

領隊的周泰和知道闖了大禍，急忙跑到廣州，向兩廣總督張之洞求助。張之洞致電閩浙總督楊昌濬：“劉道倬雲派‘藝新’輪船周太和到香港，密捕海盜張阿知，未經貴處知照港督，十八日逕行鎖拿，港官藉口侵其轄地之權，將水手並盜犯扣留，候貴處備文提拿，遲恐縱逸。敝處事後始接周稟報，緣未知犯案情節，礙難越俎。”（《廣州大典》總第342冊第468頁）此事對張之洞來說，實屬無妄之災。周泰和去香港之前不向廣東省通報，出事後卻要廣東來幫他們收拾殘局，令張之洞十分惱火。若福建方面事先通報，廣東方面一定會先諮詢香港律師，然後按照合法程式申請引渡。

後來大名鼎鼎的“文化怪傑”辜鴻銘，此時正在張之洞幕府默默無聞，被委派負責張阿知案在香港的聯絡工作。在8個月裡，辜鴻銘風塵僕僕，來往省港之間，聯絡香港律師，上法庭聽審並作詳細記錄，隨時將最新情況向張之洞報告，請示下一步進止。

辜鴻銘26日，張之洞覆電楊昌濬：已託英國駐廣州領事調停，領事答覆這不是廣東省事務，而且道員劉倬雲的文書也不能作為憑證，看起來有推託之意。張之洞依然堅請領事發電報給港督，盡力爭取，並建議楊昌濬透過英國駐福州領事向港督疏通。

28日，張之洞向總理衙門彙報：周泰和赴港抓捕張阿知，既不通知廣東省，也不知會港督，讓手下抓捕張阿知，港督大怒，認為侵犯了港府管轄權，拘捕福建省7名水手。廣東方面獲悉之後，請駐廣州領事發電給港督，承認周泰和不熟悉條約及交涉慣例，魯莽從事，同時通知福建當局，一定要將周泰和嚴加懲處，書面向港督道歉，然後請求釋放水手、引渡張阿知。

很快，總理衙門也向英國駐京公使交涉，終使港府同意釋放7名水手。這只是第一步。福建方面的最終目的是引渡張阿知，必須將事主、證人送到香港出庭指證。2月1日，張之洞致電楊昌濬，粵方會竭盡全力協助閩方申請引渡，已派首席洋務幕僚蔡錫勇赴港，聘請大律師出庭。（《廣州大典》第342冊第492-493頁）

引渡交涉用了8個月

蔡錫勇（1847-1898），福建龍溪縣人，早年畢業於廣州同文館（官辦的外語學校），1875年隨第一位駐美公使陳蘭彬出洋，擔任使館參贊、翻譯，1881年回國，入廣州實學館任教習，兼任廣東文報局工作。1884年張之洞到任，任蔡錫勇為首席洋務幕僚，一直到1898年英年早逝，他實際總攬張之洞各項洋務事業的管理工作，為晚清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蔡錫勇赴港後，決定聘請律師伊穎士（Mr。 Evens）代表中方出庭，留翻譯辜鴻銘、餘貞祥在港跟進。

蔡錫勇拙文《陳曉平：“郭嵩燾詭計”的得與失》談到，郭嵩燾將天平天國森王誣指為海盜欺騙港府，港府事後得知真相十分後悔，從此對清方的引渡要求總是百般挑剔，這在張阿知案上表現得十分明顯。福建方面解送到港的第一批受害人、證人，遭到被告律師嚴厲盤問，慌亂之中供詞自相矛盾，被認定無效。

不得已之下，張之洞通知閩方，從興化組織第二批、第三批證人到港。按英國法律，拘留疑犯有一定期限，不像清廷的衙門可以將疑犯無限期拘押；在法庭確定的拘留期內，若被告不能提供確切證供，必須無條件開釋疑犯。每次等待證人到港的“空窗期”，伊穎士大律師都要向法庭力爭，申請繼續扣押張阿知，延期開庭，手續繁瑣，律師費開支也甚大。

閩浙總督楊昌濬（1825-1897），字石泉，湖南婁底人，1852年以附生隨羅澤南辦理鄉勇，在兩湖、江西一帶參與鎮壓太平軍，1862年隨左宗棠入浙作戰，1869年署浙江巡撫，因“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被革職，1878-1883年一直在西北地區領兵作戰，中法戰爭事起，馳援福建，旋升任閩浙總督。楊昌濬作為左宗棠親信，長期在內地辦理軍務，對沿海省份的交涉事宜比較陌生，他在此案中的表現令人失望。

1月29日，他給總理衙門的電報充滿了謊言：“閩派師船周弁赴香港，密拿海盜張阿知一事，先經知會粵督，轉致港英總督。不意文尚未到，周弁遽動手獲盜……”（李育民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3冊，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98頁）張之洞明言未曾收到閩方通報，是事後才接到周泰和稟報，楊昌濬還要狡辯“先經知會粵督”。至於他派周泰和赴港“密拿海盜張阿知”，更是顯示出因小失大的愚昧。3月20日，他因香港提犯程式複雜，上奏朝廷，指責港府有意為難：

香港獲盜，由閩提事主、見證解港，經屜琇府訊明，判定張阿知有罪。候港督批，交犯。昨接粵督電稱：港督以供證參差，未能交解，商允押候。又請得上等律師，囑提另案事主、見證，赴港對質等語。查原、被皆華人，條約並無由港督提質明文。張阿知犯案雖多，證見在洋，散處難提，即再提解質，彼有意為難，未必不再挑剔，徒滋拖累。況洋船觸礁，動以搶劫索賠，今獲盜又不照約交辦，不解何意。（李育民等點校：《清季外交史料》第3冊第1336頁）

楊昌濬不瞭解，正是郭嵩燾當年刻意作假欺騙港府，迫使港府要求內地必須遣送證人到香港出庭作證；香港法院要求內地送事主、證人赴港對質，實屬無奈之舉。清廷政出多門，假公濟私、公報私仇十分普遍，若港府僅憑內地地方衙門一紙文書即隨便交人，居港華人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其管轄權即形同虛設。楊昌濬卻覺得港府是“有意為難”，甚至袒護盜匪，這是鄉曲之士對“他者”的惡意想象。對“他者”不瞭解，就把它妖魔化，把堅持原則認作惡意，不願意深入瞭解“程序正義”的精神實質，一味抱怨與詆譭。

閩浙總督楊昌濬對張阿知來說，際此生死關頭，傾家蕩產也要請最強大律師出庭辯護，最佳辯護策略則是對福建方面出庭的證人證詞進行挑剔，找到漏洞即可一招制勝。閩方證人缺乏出庭經驗，好幾個證人都被對方律師盤問出漏洞，不得不一再延期審判。4月10日，張之洞不耐煩，發電報給倫敦的中國駐英公使曾紀澤，擬透過外交途徑向港府施加壓力：“閩省到港提著名海盜張阿知，迭次抄案照領事轉致港督，並聘律師，訊多次，該犯殺人劫財拒捕，有案有證，巡理廳已判系罪犯，監候港督核定交否。聞初九、十日即定議。該犯所請狀師甚狡辯，恐釋放，請速商外部電港照約速交，萬勿放。”（《廣州大典》總第342冊第173頁）

外交歸外交，法律問題終歸是要用專業手段解決。張之洞察覺到，對方律師能力超強，前後幾個閩方證人都敗下陣來，必須換律師。這次請的還是第一次為7水手出庭的高露雲。

在張之洞悉心指導下，福建方面終於找到沉著鎮定、思維清晰的證人3人，5月17日由興化啟程赴港。好事多磨，當時在香港很難找到懂興化話的翻譯，經高露雲竭力爭取，巡理府同意押後開庭。這次到港的事主、被劫船主林禮舉，冷靜鎮定，供詞準確無誤，終於獲得法官接納。在多個輪次較量後，巡理府判決張阿知罪名成立，9月7日港督批准同意移交，9月13日將張阿知交給福建省赴港提犯委員押赴廣州，隨後搭乘招商局輪船回閩，10月17日在福建處決。一場曠日持久的交涉終於降下帷幕。

此案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解決，主要依靠張之洞、蔡錫勇、辜鴻銘以及香港律師高露雲的不懈努力。1904年劉倬雲去世後，署湖南巡撫陸元鼎奏請賜卹，厚顏無恥地把從香港引渡海盜的功勞歸於劉倬雲：“時著名海盜張阿知、張野橫行閩粵，人莫為何。該故道奉委捕拿二犯，挑入香港，外人庇護甚力，乃列積案，上書總所，援約章爭之，卒收兩犯置諸法。”（1905年1月8日《申報》）派軍警赴港的是劉倬雲，組織前幾批證人赴港作證失敗的也是劉倬雲，等別人把事情辦成了，劉倬雲卻把功勞歸於自己。由此，我們可以瞭解清廷官員各種“表功”文字，包括自我吹噓的和親朋吹噓的，都不可隨便相信，須知功則歸己、過則歸人、諱敗為勝、殺良冒功乃是清代官場慣技。

餘波

5月7日，張阿知案尚未了結，上海《申報》轉載署理港督孖沙（Mercer）告示，就周泰和越境捕人事件作出宣告：“照得香港久為藩屬，居此地者即為我大英統治之民，應如何保安之處，諒四方官民素所深知。詎意周泰和管駕‘藝新’炮船，由福建到港，擅自行權拿人。此等作為，不獨蔑視大英國體，抑且故違公法。本署部堂自不能任其躁妄，故即開釋被拏之人，並將此案各節，諮請署理駐京欽差大臣，轉諮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旋準迴文內開，該員妄為，殊深惋惜，已行令閩浙總督備文來港謝過，並函知各省督撫，嚴飭所屬，不得往香港拿人等因。隨又準楊制軍電開，業已將周泰和摘去頂戴，並撤銷札委矣，懇請寬其既往，各因。理合將此案曉示爾等民人等知悉。”（《申報》1886年5月7日）

港督模仿天朝口氣，稱香港為“藩屬”，猶如清朝稱呼朝鮮、越南。港督強烈譴責周泰和等人“蔑視大英國體”，違反國際公法；因下屬官員犯下越境捕人鑄成大錯，閩浙總督已正式向港府道歉；港督還表示，已發函通知各省督撫約束下屬，“不得往香港拿人”。這份告示，各省官員多會看到，不過依然難以阻止內地官員越境“執法”。

張之洞一直希望粵港之間能訂立交犯條例，一勞永逸地解決香港逃犯問題，反覆透過總理衙門、駐英公使向英方施壓，可惜這個願望未能實現。1889年，經駐英公使曾紀澤的不懈努力，香港立法局終於同意討論一個向內地移交逃犯的簡捷條例。按照曾紀澤、張之洞的要求，英國外交部授意給香港政府的法例草案，包含“以華官印文為憑”的交犯條款，但由於發生另一起越境捕犯案件，香港立法局在開會討論時又將此條款刪除。（《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8冊第386頁）這年夏天，廣東大鵬協副將手下兵勇偷偷潛入英界捕捉疑犯吳臨齋，事後詐稱在華界內執法，引起另一起中英嚴重交涉。功敗垂成，誰之咎歟？

清廷與香港交犯問題一直未能妥善解決，深刻反映了西方法律體系與“中華法系”的衝突。內地官員以權宜、變通為高明，香港則高度重視程式。張阿知、吳臨齋有罪，要按照法定程式把他繩之於法，而不是瞞過港英偷偷越境進行“綁架”。香港當時屬於中華法系之外的法域（jurisdiction），內地兵勇不顧程式擅自赴港“執法”，只能增加國際社會對清廷的疑慮，給以後的引渡交涉製造更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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