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購買量的改變，並不能引起貨幣的“邊際效用”顯著改變？

總體而言，所有曾由馬歇爾加以區別的條件，都直接涉及人們對於不同商品的慾望的本質。此外還存在著另一個條件，它取決於這樣一種事實，即對於任何商品的源自於對它的慾望表的需求表，在形式上與該慾望表相同，只有當用於該種商品的開支占人們收入的比例非常之小，以至於人們購買量的改變不能引起人們貨幣的“邊際效用”顯著改變的時候才會如此。當這個條件未被滿足時，如下考慮變得很重要。

假設世界上僅有一種商品，而且無法儲藏貨幣，則不論人們對於該種商品的慾望表為何，他們的需求表一定是，不管一定的商品量是多少，人們用於該種商品的開支的總量都相同。換言之，相對於所有可能的消費量來說，需求彈性都必然等於1。由此，我們不妨總結如下：對於任何商品的慾望的彈性一定，人們的收入中通常用於這種商品的開支所佔的比例越大，人們對於該種商品的需求彈性與慾望彈性相背離的程度也就越大，並且越來越趨近於1。因此，對於耗用人們收入大部分的商品的需求來說，與對於耗用人們收入小部分的商品的需求相比，既不可能具有很大的非彈性，也不可能具有很大的彈性。

以上分析說明了為什麼經常可以發現一些充分運用壟斷力的控制單位，儘管它們的形成既不包含結構方面的經濟性，也不包含廣告宣傳方面的經濟性。正是為了挑戰在競爭的銷售者之間達成協議的困難與成本，才形成了這種局面。這種困難與成本取決於如下的基本狀況。第一，與銷售者數量多相比，數量越少則聯合越容易。因為數量少不僅簡化了協商的實際過程，並且減少了某些成員將來違背協議的機率。

根據利夫曼（Liefmann）的報告，1883年組建德國鐘錶業卡特爾的努力宣告失敗，因為需要協商的獨立的生產者不少於245人。第二，當不同的生產者彼此相距很近，便於聚集在一起，則與相處位置分散相比，更容易形成聯合。在德國煤炭行業的聯合非常流行，而在英國卻不是這樣。部分原因就是德國的煤炭生產集中於少數幾個地區而不像在英國那樣分佈甚廣。基於同樣的理由也可以廣泛地說明，為什麼一般來說銷售者形成聯盟似乎比購買者形成聯盟更為多見。

因為可以看到，在拍賣過程中即使由於購買者聚集在一起，但他們之間的聯盟亦並非罕見。第三，當不同企業的產品是簡單的、質量劃一的、不以個人喜好而加以調整的，並因此可以被理智地帶有或多或少的精確性予以識別的話，則較易於形成聯合。馬歇爾寫道：“幾乎不可能為地毯和窗簾製品制定一份統一的價目表，其中羊毛的質量不同，棉、麻和其他材料所佔的比例各異，面料及式樣也在不斷翻新。像餅乾和印度草帽一樣，對於這類物品，沒有形成卡特爾的餘地，它們的多樣性以及高質量，正是影響需求的決定因素。”

一位學者認為，英國企業聯合程度低於外國企業的原因就在於，英國企業習慣上認為自己生產的都是具有高專業化水平、高質量的商品，而非“大批次商品”；同樣，這也說明為什麼在德國形成焦炭卡特爾要比形成煤炭卡特爾更為容易，因為一般來說焦炭的質量更為劃一。第四，當一個國家的傳統和習慣更樂於聯合行動時，與不樂於這樣做的情況相比，聯合更容易形成。

如果僱主們具有在商會中就折扣、回扣以及與工會談判等問題進行討論以達成一致意見的習慣，則為簽訂價格協議需要解決的矛盾，將比為此目的他們首次聚會協商所要解決的矛盾少得多。因此，“商會——諸如紐約商會——的確沒有壟斷力，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對社會產生影響，並具有形成更強有力的組織的導向作用，如聯合或合併等等”。同樣，《紐西蘭仲裁法》“要求僱主加入公會，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此法案下實現自我保護，這自然促使限制競爭的機構的發展”。此外，無須懷疑，各種形式的聯合行動，例如大戰期間英國機械企業被迫所做的那樣，都將會為未來的聯合鋪平道路。如果所涉及的生產者是公司而非私人企業，則相互之間的衝突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會小些。因為在私人企業的運營中，個人的重要性更為突出。

暗中假定，當因聯合而獲得的利得超過涉及的成本和麻煩時，聯合實際上就會形成。然而，這一假設並不充分。因為即使存在著對所有成員都有利的合作的機會，也不必然得出合作實際上將會形成的結論。理由是，相互之間的嫉妒可能造成A和B放棄尚未切開的共同利得這個西瓜，以免對方獲得他自認為比自己大得多的份額。“參與性”是與若干聯合企業的能力，或者與它們近年來的平均產量，或者與它們在工廠和商譽方面已經做出的投資的額度，或者與某些其他的數量成比例的嗎？“一位製造商擁有專利和特殊裝置，這些造成了他的很大的成本開支，也使他持有很多存貨。他將不會加入擬議中的聯合體，除非他的這些成本得以補償。

另一位製造商擁有雄厚的生產能力，例如50臺製釘機器，他很可能難於找到一個市場，哪怕只吸納他的機器所能生產的一半的產量。但是在聯合體中，他堅信自己的全部能力都有用武之地，於是他堅持應以生產能力作為托拉斯分配份額的基礎。第三位製造商，仰仗他精良的裝置和得力的方法，使其裝置得以滿負荷運作。不過，儘管他生產能力較大，但由於其所處地理位置較差，且下屬也比較無能，因此使他僅能以一半的時間進行經營。這位成功的製造商堅持，應該以平均銷售量作為分配的基礎”。如果試圖在不同的企業之間進行直接的談判，則這些方面的爭論很可能妨礙達成一項協議。然而，應該注意到的是，這些爭論絕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並因此可以減少聯合的困難。

當一項聯合是透過漸進的吸納過程（如英國銀行間的例子）予以運作時，或者當公司發起人對若干競爭對手採取贖買或者兼併的方法，分別與每一家談判聯合的條件，而無須捲入與其他各家的爭論時，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認為聯合能夠節省旅行推銷員的數量和質量等等方面的開支的這種看法，並未被某些聯合體在形成以後旅行推銷員的年度工資總額反而增加這一事實所推翻。因為這種增加很可能是由於聯合體企圖將其市場擴充套件到聯合前任何組織成員均未正式進入的領域，或者將其經營滲透到任何單獨的企業均不值得派遣推銷員進入的領域所造成的。

以下摘自克拉克先生《間接成本經濟學》的段落，對此討論很有意義：“聯合的經濟性有多大？目前，隨著橫向聯合的發展，杜文關於三十五家聯合體的研究為此提供了確切的定量的佐證，每個聯合體均至少由五個當初處於競爭狀態的實體構成，到1914年之前已有十年的歷史，由於戰爭的干擾才無法對其作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他發現，這些聯合體的發起人都曾預言，充分的節省將會增加他們的淨收益，平均來看，會超過他們原先水平的43％。這一平均水平是嚴格估算出的結果，並不包括不切實際地想象所形成的顯著誇大的成分。然而，結果卻是另一回事，合併後第一年的淨收益的平均水平比成員企業原來的收益約低15％，而合併後十年的結果更為糟糕，比成員企業原來的收益約低18％，而且尚未考慮在這十年期間，大量新資本投入這一事實。” 如果x代表購買量，而φ（x）代表每單位的需求價格，則需求彈性為φ （x）/xφ‘（x）。

如果對於所有x之值，此式均等於1，則需求曲線為等軸雙曲線。文字的定義，就是對上述專業性的定義所作的近似的說明，只要充分強調其中包含的“小的”一詞即可。但是，如果需求彈性等於1，價格50％的下降當然會使消費增加100％。當然，必須理解的是，當談論壟斷在需求彈性方面所獲利得的時候，實際上是約定俗成地根據以上彈性的定義，在討論需求曲線相關區段上彼此的偏差不是很大的若干點的情況。

多爾頓先生建議，當任何事物的價格增加任何確定的百分數時，應該用其去除相應的數量變化的百分數，並稱之為“弧彈性”。但是，由於從某一起點開始，價格不同程度的變化，一般來說，必將產生不同的弧彈性的結果，因此，從不宜操作的角度來看，這一新概念很容易造成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