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認識清末那個朝廷，必須認識翁同龢

這是一篇有自己獨到觀點的文章。本文提出了兩個新的論點：一、翁非維新派，二、翁被開缺是皇帝所為。

1898年6月15日早上，大清重臣翁同龢與往常一樣趕到朝房辦公，並等待皇上的召見。沒想到他等來的卻是一道將其“開缺回籍”的上諭。恭讀上諭，翁同龢驚愕萬分，但面對“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的嚴厲苛責，他也只有“感激涕零”，並“自省罪狀”了。捱到第二天皇上駕出時，他趕忙趨前磕頭謝恩。路過的皇上扭頭望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翁同龢神情黯然，隨之離去，回家收撿行裝，半個月後便回老家常熟去了。

對於翁同龢的被開缺，多年來學界普遍認為是慈禧太后逼光緒所為，並非光緒的本意。作為歷史教科書的《中國近代史》是這樣說的：“明定國是詔頒佈後４天，即６月１５日，慈禧就迫使光緒下令免去翁同龢的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驅逐回籍，藉以孤立光緒。翁被罷斥是慈禧反撲新政的訊號，對光緒和維新派都是沉重打擊。”一些談論戊戌變法的書，或是為光緒、慈禧以及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人作傳的書，在談到戊戌變法一節時，也都是眾口一詞，說翁同龢的被開缺是慈禧太后精心策劃的陰謀，是頑固派對維新派實施的第一次打擊，等等。本人過去也一直認同上述觀點，但近來研讀了《翁同龢日記》和一些相關資料後，始發現翁的被開缺完全是光緒皇帝的本意，並非所謂慈禧的反撲，只不過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而已。

翁同龢並非維新派

不少論者認為在變法一開始就將翁同龢開缺，是慈禧有意削弱維新派的實力，是對維新派提出警告，這顯然是將翁同龢視為維新派和光緒帝所倚重的改革派大臣了。認為翁是維新派，其根據是早在1895年翁就面見了維新派的頭面人物康有為，並向光緒帝彙報了他同康交談的情況，對康頗為賞識。這之後，翁與康有為還有過接觸，康等在北京成立“強學會”，翁不僅帶頭加入，而且還捐款支援。翁的行動對維新派的壯大，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不能就此就認定翁是維新派。翁出身於帝師之家，自幼接受的是封建倫常教育，尊崇的是程朱理學。他先後擔任同治、光緒兩任皇帝的授讀師傅，之後又擔任了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協辦大學士等職，一生官運亨通。他

向

以傳統原則為標準論政行事，思想趨於保守。翁接近維新派這股力量，並不一定接受維新派的變法思想。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新知識分子集團，受西學影響很深，其思想具有非正統因素，他們力主變法已有多年，不僅有完整的變法理念，而且還有具體的實施方案。他們試圖將貴族專制政體轉變為立憲政體，對舊政權來一次大的手術，變法主張是相當大膽的。我們沒有看到翁同龢贊同或者接受這一變法主張的資料，也沒有看到翁自己提出過什麼變法的主張。在這一點上，翁是無法同張之洞相比的。面對危機，張之洞有變法的緊迫感，他一開始也很賞識康、梁等維新派人士，也和他們有過密切交往，後因變法方式的激進與緩進之別而走向分裂。但張之洞有自己的一套變法理念，《勸學篇》就是他變法思想的完整體現。在戊戌變法時，《勸學篇》在短時間內刊行了100多萬冊，在當時的知識界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儘管一直以來學界對《勸學篇》批評不斷，但不能不承認它對推動晚清的變法運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翁同龢雖一度也有危機感，也同維新派人士有過交往，但他在整個維新變法活動中並沒有什麼作為，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前面談到，翁自幼接受的是傳統的君臣教育，他很少接受西學，對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近代發展根本不瞭解。作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對西方事務幾乎一無所知。首任駐美公使、且同在總理衙門任職的張蔭桓就曾說

翁

“對外國事務矇昧無知”。我們沒有看到有關翁倡導和支援新事務的記載，相反，他反對新事務的記述倒有不少。1887年黃河決口，為解決治黃費用，有人主張借外債，翁堅決反對，認為借外債有害無利；同年，李鴻章決定同美國人合夥開辦銀行，以緩解國家財政困難的現狀，翁大為驚恐，不僅強烈反對，還聯絡一班滿族權貴設定障礙，使李的計劃破產；1888年李鴻章奏請修津通鐵路，翁又同一班守舊官僚出面反對，認為鐵路建成通車有利外敵入侵，有礙國家安全，等等。對一切突破舊傳統的做法他都持反對意見，就連光緒皇帝想就接見外國使臣的禮儀進行一些必要的改變，他也一次次表示反對，惹得光緒大為光火，乾脆繞開他而按自己的意願辦。像這樣一個傳統守舊之人，你很難相信他會接受維新派的那些激進的變法主張，而真正同維新派站在一起。

事實證明，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開展，因觀念的不同，翁同龢與維新派的關係已漸行漸遠。有論者說，翁於1898年初向光緒帝“密薦”康有為，為慈禧太后所忌。而史料記載的卻不是這樣。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與榮祿、李鴻章、廖壽恆、張蔭桓等五大臣奉光緒之命召見康有為，聽其談變法主張。翁同龢在其日記中記下了這次召見，“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燈後歸，憤甚憊甚”。從這則日記內容看，至遲到1898年初，翁對康有為的看法已徹底改變，“高談時局”，顯然是對康的諷刺挖苦；“狂甚”，是對康的評價；而“憤甚”必然由“狂甚”而引起，可以肯定翁對這次召見的結果相當不滿，對康的印象相當不好。既如此，他又如何會在光緒面前說康的好話，“密薦”一說有何根據？ 從這則日記可以斷定，至遲在1898年戊戌變法之前，翁同龢同維新派已經決裂，因此將其視為維新派是沒有根據的。

確係光緒開缺了翁同龢

結合史料認真分析一下開缺翁同龢的上諭，就會發現其中所說的“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等等，均有根有據，並非欲加之罪。先來看“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一說。我們不必將時間向前延多少，只看上諭釋出前幾個月的時間裡翁某辦事的情況就能說明問題。在這幾個月中，身兼軍機大臣等多項要職的翁同龢，辦的要務之一是籌措《馬關條約》所定的償付日本的戰爭賠款。條約所定中國須向日本支付2萬萬兩白銀的賠款，分六期支付。條約簽訂後已支付過兩次，現第三筆還款日期臨近，為儘快解除鉅額賠款帶來的沉重負擔，翁同龢提出借外債將剩餘款項一次付清的建議，得到皇上的批准。得知中國借款的訊息，英、俄、法、德等列強都爭著要借錢給中國。翁同龢等知道這些列強沒有一家是真心幫忙，借款的背後都有苛刻的條件，因此十分謹慎。為爭得借款給中國的機會，列強之間勾心鬥角，耍盡手段，並或公開或暗中向中方發出威脅，如不向其借款將如何如何。日本人也從中搗亂，一面催中國到期還款，“不展期”，一面又威脅中國不得向某國借款。考慮到與各方的利害關係，盡力減少列強借貸款之名對中方的盤剝，翁同龢等在定借款物件上頗費周折。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裡，翁的精力大都耗在了籌借款一事上。與列強談判一波三折，而自己人內部的意見往往又不能統一，弄得他焦頭爛額。翻看翁的日記，那段時間裡他多次發出“可惱事甚多”、“皆可惱事”的嘆息，便可知行事的艱難。一個借款事遲遲沒能辦妥，在朝廷看來自然是辦事不力。經過幾個月的周折，最後總算敲定向英、德借了一筆款了事，但一次性付清戰爭賠款的願望最終沒能實現，且傳出了辦理借款事宜的官員收受賄賂的醜聞。雖說以翁某的人品操守他不可能接受洋人的賄賂，但抨擊他的人在參折中將與他“朋謀納賄”的官員和數額都開列了出來，這就不能不讓人對他這個主管財政的戶部尚書的清白表示懷疑了。

除籌借款一事外，翁同時還擔負了同德國人交涉山東問題的差事。1897年底，德國以兩名傳教士被殺為由，出兵侵佔膠州灣，提出賠款和租借港口的要求，翁同龢奉召與德國人交涉。德國駐華公使海靖是個傲慢且不拘禮儀的人，而翁同龢偏就不吃他那一套，因此談判中兩人時有衝撞。一次按約定在德國使館談判，幾句話不合，海靖抽身去了後室，翁同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且自此再不願同海靖見面。中德交涉遲遲不決，其他列強則趁火打劫，俄國人藉口調停派軍進佔旅大，英國人則乘機出兵進駐煙臺、大連。很顯然，中德交涉拖的時間越久，對中方越不利。光緒為此十分焦急，幾次催翁同龢應約同海靖見面會談，而翁竟意氣用事，不顧大局，“未敢奉詔”、“頓首力辭”，幾次都當廷拒絕。這種即使不是抗旨也是不遵旨的行為，令當朝的眾大臣都感到驚訝，皇上的不高興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來的對德談判是由李鴻章、張蔭桓擔當的，經過一番周折，中德雙方於1898年3月6日簽訂《膠澳租界條約》。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朝廷非要翁同龢代表中方簽字畫押。翁很不樂意，堅辭不允，但自知將“負罪千古”，背上罵名，他也莫可奈何了。

罵名接著就來了。上述兩件要務剛辦完，就有安徽藩司于蔭霖、御史王鵬運等相繼上書參劾翁同龢“誤國無狀”，“朋謀納賄”，歷數他在辦理對外借款和辦理膠州案等內外事務上的嚴重失誤，要求朝廷懲辦他。負有監察職責的官員高夑曾，則對戶部照準海關增加經費的請求一事，痛斥張蔭桓“不知是何肺腸”，而矛頭所指也是翁同龢。這些來自地方官和京官們的接連抨擊，足以證明開缺翁的上諭中關於“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劾”的說詞，並非憑空捏造。儘管翁在其日記中對這些斥責表現得挺寬容，但其內心的不平靜顯而易見，“臣惟引咎”、“不敢辯也”，等等，他似乎預感到了自己前景的不妙。

倘若翁同龢僅是辦理內外事務不力，“以致眾論不服”，免去他的幾個重要職位以示懲罰也就是了，此前對李鴻章就是這樣處理的。《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遭到舉國上下一致聲討，要說所犯罪行和“眾論不服”的程度，李鴻章不在翁同龢之下。但面對強大的壓力，朝廷也只是免去了李的幾個重要職位，保留了他的大學士頭銜，並仍讓他留住京城，享受高官待遇。而翁某現在一切官職被褫奪不說，連京城都不讓呆，相比之下，這處罰要重得多。

翁所以

會落得這樣的下場，我認為這除了朝廷對他辦事不力相當不滿外，還有其他可以說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即上諭中所說的“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形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一段話了。認真讀一讀《翁同龢日記》，就不難發現這些說詞並非無中生有。這裡僅舉正式變法前兩個月的時間裡翁在日記中記述的同光緒當廷發生衝突的幾件事，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1898年4月3日，光緒召見大臣議事，其中一個話題是德國親王亨利即將進見之事。光緒一直想對接見外國使臣的禮儀進行一些改變，但每每都遭到一班守舊大臣的反對。這天他剛說了此次亨利進見準其乘轎入東華門並在東配殿設宴招待的意見，翁同龢就當廷表示反對，且一口氣說了五條反對理由，這也“有窒礙”，那也“萬不能”，完全是一副教訓皇上的架勢。光緒不由大怒，不僅一條條駁斥了他的論調，還捎帶著把腦袋僵化的剛毅給斥責了一通。自此，光緒在接見外國使臣的問題上，不再同這位總理衙門大臣商議，將他晾在了一邊。

5月26日，光緒向翁同龢索要康有為所著的變法書籍，翁說他同康不往來，光緒問其原因，他回答說康這個人居心叵測，光緒又問他此前何以不說，他說是近日讀了康的《孔子改制考》一書才知道的。光緒沒有再說什麼。康有為是正受到光緒重用的改革派新人，翁卻說他是居心叵測之徒，顯然令光緒感到不快。原以為事情過去了，不料第二天光緒又向他提起此事，翁仍如

頭天

一樣回答，光緒不由大怒，將翁狠狠斥責了一通，並表示非要康的書不可，翁說那就讓總署出面叫康有為進呈吧，光緒不答應，非要他親自出面去叫張蔭桓傳知，翁說張某天天都要見到的，何不當面對他說？光緒說我就要你親自去辦！翁沒轍了，只好親自去找張蔭桓作交代。從這場本不是什麼大事所引起的衝突，至少可以得出這樣兩個結論，一是對康等維新派的評價，光緒與翁同龢存在嚴重分歧；二是翁同龢在光緒面前根本就沒擺正自己做臣下的位置，確實有些“狂悖”。

6月12日，在朝堂上，光緒提出準備在宮內接見外使，翁又當即表示反對，說“不可以”，遭到光緒的嚴厲詰責。接下來圍繞保舉張蔭桓的問題，兩人又發生爭執。張系任職戶部和總理衙門的維新派官員，光緒有意獎勵擢升他，指名要翁出面保舉，翁竟一口回絕，聲言“不敢阿附”皇上的意見，態度相當堅決。翁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此事時寫道“語特長，不悉記，三刻退”等，可見兩人爭論時間之長，程度之激烈。

6月13日，光緒“升殿傳臚”——宣佈登第進士的名次，這是一項重要的典禮活動，翁以要看摺子為藉口而沒出席。摺子天天有看的，而“升殿傳臚”卻難得有一次，翁竟以看摺子而不參加皇上親自主持的活動，很難說不是因為頭天遭到皇上斥責而心頭不快的負氣行為。可以想見，當坐在龍椅上的光緒眼見百官中唯不見翁的身影，心頭會怎麼想。

6月14日，早朝上該議的都議了，談到關於獎賞張蔭桓等人寶星一事，翁再次表示“不敢代請”，光緒沒有理睬他，當廷宣佈張蔭桓可賞一等第三寶星。這無疑又給了翁某一個不痛快。

兩人的衝突不斷，關係越來越僵，講緣由，最根本的還是兩人在一系列涉及變革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光緒年輕氣盛，面對日益加深的危機，變法求治心切，而翁同龢思想守舊，且時時以成法掣肘皇上，成了皇上求變的阻力。變法已經開始，光緒不能容忍這樣一位守舊老臣在身邊妨礙自己的手腳，再是師傅也得讓他走人了，於是在6月14日早朝後便去了頤和園，將決定開缺翁的意見報告了西太后，得到了西太后的批准。第二天一大早就釋出了開缺翁的上諭。

如果說對開缺翁同龢是否是光緒的本意還有疑問的話，那我們不妨再用翁在被開缺十幾天後所寫的一則日記給疑問者一個回答。1898年6月26日的《翁同龢日記》有這樣一段記述：“樵野來，告初六與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折示之，仍斥得賄260萬與餘平分……”這裡的樵野即張蔭桓，他登門看望即將離京的翁同龢，告訴他24日皇上還拿著胡某人的參折給大臣們看，斥責翁夥同他張某平分鉅額賄賂一事。事情已經很明白，假如開缺翁是光緒被逼迫的無奈之舉，那他何以會有翁被開缺多日之後的“仍斥”之舉？人都被“開缺回籍”了，還要在眾大臣面前斥責他，可見光緒對翁的不滿有多深。這也足以證明開缺翁同龢確係光緒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