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最近在讀許知遠的新書《青年變革者：梁啟超》。這本歷時三年完成的書，讓我感受到了身為一位知識分子的時代思考。

許知遠憑藉自己的智識和個人經驗，透過記錄一個時代變革者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脈絡，來呈現中華近代史這波瀾壯闊的一頁。

書中有個情節特別打動我：“譚嗣同八月七日進入公使館，隨身攜帶了著作與詩文、家書的稿本數冊，請求梁啟超儲存。他勸梁東渡日本，自己則選擇留下，並以程嬰與杵臼、月照與西鄉這兩個例子來慰藉梁與自己，分別透過一死一生來踐行理念。”

【注：月照是明治維新時期的和尚，西鄉是指明治維新的大臣西鄉隆盛。二人都主張推翻幕府統治。勤王的革命行動失敗後，二人在西南薩摩海邊投海自盡，月照圓寂，西鄉存活。後來西鄉隆盛輔佐明治成就維新大業，成為明治三傑之一（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

程嬰，春秋時期晉國人，藏匿並撫養趙氏孤兒的著名義士。公孫杵臼，趙朔的門客，為了搜孤救孤而獻身。

暫時脫離危險以後，程嬰對公孫杵臼說：“今天這一次搜查沒有找到，以後一定還會再來搜，該怎麼辦？”公孫杵臼問程嬰：“扶立遺孤和死哪件事更難？”程嬰說：“死容易，扶立遺孤很難。”公孫杵臼便說：“趙氏先君待您不薄，您就勉力去做那件難事；我去做那件容易的，讓我先死吧！”】

“在另一則更為生動的回憶裡，譚嗣同還說，海外有很多廣東華僑，梁啟超可以鼓動他們，建立新的變革基礎，而自己作為一個言語不通的湖南人，發揮不了作用。說完這些，他們‘遂相與一抱而別’。”

這個生動的畫面，透過文字躍然而出，深深觸動了我。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我常常在想，如果換了自己，在那個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國家危亡之際，是否有挺身而出，慨然赴死的勇氣？

回到當下，聯絡自身，真的要感恩生長在和平年代，我們能夠安居樂業，高談闊論。

歐洲的崛起，始於14世紀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之後隨之而來的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

隨著西方以科技為代表的工業時代崛起，中國“閉關鎖國”式的夜郎自大讓中華民族走過了近百年的屈辱史。

從19世紀末的“戊戌變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人抗擊外辱，“師夷長技以制夷”，自強不息。越瞭解歷史，越以身為一名炎黃子孫而倍感驕傲和自豪。

用世界的眼光觀察中國，用中國的包容看世界，相信在痛定思痛，發憤圖強之後，中華民族必將迎來新的復興和騰飛。

中國夢，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

許知遠在《十三邀》蔡瀾的訪談中，曾經發出這樣的自省：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

唯有堅持，方可卓越；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