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服源於何時，歷經了怎樣變化？漢服的變化與哲學觀奇特的關聯

引言

如今，在我們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中時不時會看到“漢服”這樣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漢服作為千年前的產物，在如今現代化的社會中仍然受到了人們的追捧和青睞。

歷經千年的漢服，不僅未在歷史沉浮中成為曇花一現的過去式，反而因其歷史文化的底蘊具有了獨特的美感和文化吸引力。

在中國歷史上，服飾可

以說是社會文化的一種特殊象徵，它從原始社會中一種蔽體的工具逐漸演變成為具有身份、文化象徵等功能，同時寄託著人們的審美意趣和價值理念的載體。

婀娜美麗的漢朝服飾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在其背後既折射著歷史環境的變化，同時也反映著漢朝社會中主導思想文化的影響。

那麼漢朝服飾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演變過程？背後影響的思想文化又有哪些？

圖|漢服

一、“無為而治”，風格簡易

西漢之前的秦朝奉行嚴格的中央集權，百姓受到極大的專斷統治，而在秦二世而亡的過渡中，國家常年遭受戰爭洗禮，民不聊生。

西漢初期，從皇帝到百姓自上而下都迫切需要休養生息，恢復戰爭所帶來的的物質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疲乏。

在此種歷史背景下，西漢初期的各統治者皆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以“法自然”為終極追求。

道家思想歸根究底需要追溯到老子，老子思想集中體現於《道德經》，貫穿其始終的是一個核心——“道”，一個原則——自然原則。

圖|道法自然

《道經》開篇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為核心的“道”究竟是什麼？在這句話中包含著三個“道”：“道”、“可道”、“常道”。第一個“道”是老子要說明的概念，第二個“可道”是可以言說或者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導向的意思，最後的“常道”是真正恆常的“道”。

因此，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能夠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或者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引導向的“道”不是真正恆常不變的“道”。這表明，作為終極價值的“道”具有超越於語言以及現象世界的性質，這種性質進一步便轉化為了自然原則。

老子的自然原則既表現在其對天道的詮釋上，也表現在其在人道的態度上。

首先，在天道上，老子主張天道自然無為，他認為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以自然為法則，“道法自然”也就是道以自身為原因，在此基礎上，老子進一步認為世界的運動變化是一個自我否定同時又不斷迴圈的過程。“反者道之動”，“周行不殆”。

其次，“道法自然”也具體化為人道上的自然原則，它表現為對一切人化產物的貶抑和疏遠。老子認為仁義是大道被廢除的結果，一切智慧都是人為所造成的虛偽產物。

同時，自然原則也具體化為對原始狀態的推崇，在理想社會上崇尚“小國寡民”。

圖|小國寡民

在治國實踐上，自然原則表現為“無為而治”，老子認為只要“為無為”，那麼沒有什麼不能治理。實際上，老子的“無為”並非主張人什麼都不做，而是要求人必須在合乎自然的同時去為，所謂“事善能，動善時”。

最後，老子所闡釋的道與萬物的關係最能體現自然原則。道雖創生萬物，但並不主宰萬物，始終以自然的態度對待萬物，“自然”就是萬物存在的最佳狀態。道之尊貴也正在於此。

圖|老子

以上老子的基本精神“自然原則”在漢初受到了強烈推崇，這不僅體現在人們的日用常行以及治國實踐中，而且展現在了漢朝服飾以及服飾制度上。

《老子》第十七章提出“是以聖人被褐懷玉”，這表明老子認為聖人內心清明如玉但外在服飾表現為身著粗布，謙和樸實。因此，老子否定服飾的修飾作用，反對身著華麗服飾。

在老子之後與老子一脈相承的莊子強調個體的精神自由，追求精神上與自然合一，同時人的外在形態也應順應自然，否則便會“失性於俗”，“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圖|莊子

在老莊的這種對服飾的消極態度的影響下，漢初統治者並未建立完備的服飾制度，一切都沿用秦朝舊制，及時是百官上朝祭祀，也都在服飾上不分尊卑，全部著黑色朝服。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不斷有人上奏建立完備的服飾制度，但皆未得到採納和落實。可見，老莊的“自然無為”態度不僅影響了漢初統治者的治國理政，而且直接促使他們在服飾制度上採取消極的舉措。

二、抑老崇儒，易服改朔

對待服飾“自然無為”的消極態度直至漢武帝時期才開始出現轉變。劉徹廢除了“無為而治”的道家治國學說，開始採取積極有為的治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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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漢武帝

他採納了王臧“ 絀抑黃老， 崇尚儒學 ”的建議，甚至後來採取了西漢著名哲學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不過，雖然這一時期開始了由道向儒的轉變，但是統治者只是抬高了儒學的地位，在實際的政治行動上仍然沒有落實。

不過，統治者的哲學觀在服飾上有所展現。漢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在服色上崇尚黃色。這些調整實際上是統治者以服飾的改變來鞏固其統治的權威性。

作為獨尊儒術的初級階段，這一時期統治者仍未建立完備的服飾制度。

佔統治地位的哲學觀的改變也表現在當時有關服飾的著述中。當時的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在與其門客的合作下主持編寫了有關服飾的著作《淮南子》。

圖|淮南子

其中觀點具有某種矛盾性，它既有注重人的本質美而無需形式美的表達，又有服飾應因人、因地、因時、因場合而改變才是美的這樣的觀點。

董仲舒以儒學為核心，同時吸收吐納百家學說，建立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在其哲學體系的基礎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陰陽五行”，“三綱五常”等主張。

圖|董仲舒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眾多思想，其改正朔，易服色的政策就是應用了董仲舒“陰陽五行”的思想。

三、獨尊儒術，服制完備

在西漢滅亡之後，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他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系統學習，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在鞏固政權上的作用。在他之後的漢明帝、漢章帝都秉承劉秀遺規，充分發揮了儒家學說，鞏固皇權。

圖|漢光武帝劉秀

儒家是孔子創立的學派，孔子的思想以“仁”為核心，以“禮”為通向“仁”的途徑。孔子的弟子樊淵曾經問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剋制自己的慾望，使自己的言行合乎規範就是仁。而這一過程只有透過自己努力才能達成，其他人不可能代替自己。

孔子的禮主要是指周禮，他以恢復周禮權威為己任，“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認為周代統合了夏商兩代的優勢，因此應該恢復周禮，這樣才能“撥亂世而反之正”

在孔子對樊遲的回答中蘊含著這樣的意思：禮作為一種規範，應該發自於本心，它與德性互相成就。

因此，孔子實際上是以仁統禮，以義貫禮，為禮注入了道德的靈魂。他一方面維護周禮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和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又將禮從他律轉變為一種自律，突出規範背後的能動意識。

同時，孔子進一步提出要恢復周禮就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正名”的具體內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有“君”之名的人既享有君的權利，同時也要履行君的義務。“臣”，“父”，“子”同樣如此。

圖|正名

以“正名”為基礎，孔子維護宗法等級制，他強調人與人之間有親疏遠近之別，貴賤差等之分，因此，需要建立起規範的典章制度。

在孔子之後，荀子將“禮”提上了更高的位置，他以“禮”為政治統治的根本原則，同時基於其“性惡論”的理論，主張“化性起偽”，並強調“禮”是“偽”產生的結果，從而更加突出了“禮”的規範作用。

儒家思想對東漢的影響潛移默化的決定了當時的價值理念以及審美標準，同時典章制度和宗法等級也外在的表現為具體的服飾制度。

在當時，服飾美的標準在於是否符合其身份地位以及特定時機和場合。這種標準下同時也推動了服飾制度的形成。

東漢時期的統治者充分吸收了儒家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影響和鞏固統治的動機雙重作用下，制定了詳細的章服制度，同時也圍繞服飾的行為舉止制定了嚴格的制度格局。

他們進一步運用和發揮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思想，將“天人感應”思想運用在服飾上形成象徵乾坤的上衣下裳制，同時也基於“天人感應”思想設立了“四時服”，“五時衣”。

雖然這些類似的思想之前就已出現，但在董仲舒那裡獲得了更為系統的表達。

到了東漢時期，著名史學家班固寫了《白虎通義》，在其中提出衣裳的作用是“隱形自障蔽”，意思是著裝的目的是將身體完整的包裹起來，不能使身體裸露出來。

這裡強調了衣裳的倫理作用，表明儒家思想關於服飾的認識在東漢時期獲得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在此後的服飾文化裡，儒家所達到的這種認識始終貫穿於其中。

圖|漢朝服飾

據《周禮》，《禮記》等文獻記載，到東漢明帝永平二年，明帝正式議定並頒佈了車服制度，其中的服飾制度頗為詳盡。

如僅朝廷官員以及皇帝的官服，禮服，朝服，常服等就有20餘種，佩戴的冠的類別也有近20種。它們成為區分身份地位的重要標誌。

結語

可見，漢服的發展始終與漢朝統治者的哲學觀密切相關。

從西漢初期的“無為而治”到漢武帝崇儒抑老，甚至獨尊儒術，最後東漢光武帝劉秀及其之後歷代帝王對儒家思想進行系統吸收和運用，這一歷史脈絡不僅反映了漢朝社會環境以及國家局勢的變化，而且潛移默化的影響了人們的價值理念和審美觀，漢服的發展就是這種影響的凝練體現。

馬克思曾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所處時代的時代精華。”特定時代會向人們提出特定的時代問題，這一問題必然會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實踐中得到解答，同時也創造出蘊含深刻智慧的文化產物。

毫無疑問，漢服就是這樣一種凝練了時代智慧，同時又跨越時代仍舊流光溢彩的文化結晶。

透過對漢服的欣賞，我們重新喚醒了融解在血液中的文化底蘊，同時又在當下溫潤了我們的精神世界，這可以說是一種以漢服為載體同時又內在於精神世界的文化傳承。

圖|漢服

參考文獻：

《淮南子》

《春秋繁露》

《論語》

《道德經》